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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放弃的追捕者
为了不让满手鲜血的刽子手们逃脱法律的制裁,正义人士自发投入毕生精力追捕纳粹,我们将这些人称作“纳粹猎人”.一代又一代“纳粹猎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藏匿在世界各地的纳粹分子抓捕归案,直到今天,他们也从未停下脚步.
西蒙·维森塔尔：第一个“纳粹猎人”
2005年9月,西蒙·维森塔尔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家中逝世,终年96岁.西蒙·维森塔尔是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纳粹猎人”,当许多人尽力想要忘记战争的恐怖回忆时,维森塔尔却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一场与“忘却”进行的斗争.
西蒙·维森塔尔是犹太人,1908年12月出生在波兰加利西亚地区的里沃夫,他早年丧父,随母亲改嫁后生活在维也纳.20世纪20年代后期,维森塔尔还在读大学时,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便开始崛起了.年轻的维森塔尔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常常与同伴模仿希特勒取乐.1932年维森塔尔毕业于布拉格科技大学建筑系,大学毕业后,他结了婚,还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那时候,维森塔尔绝不会想到这个昔日曾被他和同学取笑的对象会将他的人生、家庭甚至民族都推向绝望的深渊.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维森塔尔和家人很快就被抓进了里沃夫附近的一个集中营,被迫从事体力劳动.1942年夏天,纳粹决定将不能工作的犹太人赶到一起.一天晚上,维森塔尔工作回来发现房子的门开了,母亲不见了,从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不久,维森塔尔设法逃出集中营,参加了地下反法西斯武装.但是1944年6月,维森塔尔又遭到逮捕,被关进另一个死亡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先后过14万人,到最后被屠杀得只剩下34个人,维森塔尔之所以能够幸存是因为冲锋队的看守怕把囚犯全部杀光后,他们会因为没有看守任务而被送上前线去打仗.维森塔尔等人又先后在布拉索、布痕瓦尔德等集中营被过,最后来到位于奥地利北部的毛特豪森集中营.1945年5月,盟军来到这里,奄奄一息的维森塔尔终于获救.
维森塔尔后来回忆,他见到的第一个解救者是一位美国军官,这个美国军官友好地对他们说：“你们先去疗养院养好身体,然后再回去重建家园.”从地狱中返回人间后听到这样亲切的话语,维森塔尔失声痛哭.家,他哪里还有家？在纳粹的屠刀下,维森塔尔和妻子的家族共有89人惨死,尸骨全无.他说：“当时我想,像我这样的人还需要什么家,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家庭和亲人,我们已失去对人类、对友谊、对正义的全部信念.”
维森塔尔的妻子因金发碧眼,大战期间隐瞒了犹太人身份,花钱伪造了明,自称波兰人而活了下来,1945年底夫妻二人终于劫后重逢.当时战火刚停,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惊魂未定,纷纷外移,有的去以色列,有的去美国.基本恢复了健康的维森塔尔经过认真考虑,决定留在欧洲.
成为犹太人的幸存者这个事实,让维森塔尔承担起对死去犹太同胞的义务感.在集中营里,他目睹过太多的屠杀和死亡,还有太多惨绝人寰的人和事.他觉得,如果那些残忍的杀人犯不受到审判和惩罚,那么世间就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对正义的信念,又何谈重新开始生活呢？维森塔尔打算做一段协助盟军追捕漏网纳粹战犯的工作,没想到追捕工作一干就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常人难以想象他选择的是一条多么漫长、艰难和孤独的道路.摆在他面前的现实十分残酷：许多证人已经死去,数以吨计的证据在盟军胜利前夕被纳粹分子们销毁,而不少纳粹战犯在大战结束时已通过各种地下渠道潜逃.维森塔尔要花费很大力气去收集所能得到的每份文件和记录,倾听幸存者的叙述.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缜密的心思,把一条条看似晦涩、不完整甚至毫不相关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分析并找出其中的内部联系,使它们成为法庭上有力的证据.
二战以来,一直有人否认纳粹大屠杀,说那是犹太人制造的谎言.维森塔尔在他的回忆录《杀人犯就在我们中间》的最后一段中,记载了1944年一个党卫队上士对他说的话：“你要告诉美国人（死亡集中营的）真相,行啊.不过,维森塔尔,你想过没有,结果会怎样呢？他们根本不会相信你的,他们会说你是一个疯子,甚至会把你送进疯人院.除非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过,否则谁会相信这种可怕的事情呢？”正因如此,维森塔尔更要尽其所能向人们揭露纳粹的丑恶历史,并将在逃的纳粹抓捕归案.
最初几年,维森塔尔追捕纳粹战犯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还成立了犹太历史档案中心.他提供的证据在审判战犯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短短几年,他和他的同事们先后把数百名纳粹送上了法庭.但随着美苏冷战加剧,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对起诉纳粹战犯失去了兴趣,遭受挫折的志愿者开始放弃.1954年,犹太历史档案中心的主要捐款人——一名瑞士犹太富商逝世,维森塔尔的活动经费变得捉襟见肘,他不得不关掉档案中心,档案中心保存的资料被送到以色列的亚德韦希姆档案馆.档案中心解散了,但维森塔尔的工作并没有停止.
早在战后初期,维森塔尔就注意收集有关阿道夫·艾希曼的资料,如果不抓获这个纳粹“屠夫”将其绳之以法,实在是无法告慰那些犹太死难者的在天之灵.在1954年犹太人档案中心关闭时,维森塔尔还特地单独保留了艾希曼的档案.
艾希曼的妻子一直声称,她早已和“屠夫”丈夫离婚,但维森塔尔发现,她在出席其母亲的葬礼时使用的仍然是婚后的夫姓,这一点让维森塔尔疑窦顿生.1947年,艾希曼的妻子申请宣告丈夫已经死亡,维森塔尔看出其居心是妄图以此逃脱追捕和审判.他小心周旋,最后证明艾希曼妻子找来的“死亡见证人”其实就是艾希曼的小舅子,从而成功地阻止了艾希曼虚假死亡证明书的发放.后来,维森塔尔自己也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挫败了宣称艾希曼已死”的谎言.另外维森塔尔还通过自己的手段,拿到了艾希曼30年前的旧照,后来这张照片在对艾希曼的审判中也被用到.
维森塔尔将自己收集到的关于艾希曼的所有情报都提供给摩萨德,1960年5月11日晚,摩萨德特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将艾希曼抓获.由于人证、物证、旁证一应俱全,艾希曼毫无可以抵赖的余地,只得老老实实地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1962年5月31日夜,满手鲜血的艾希曼终于被判处绞刑.这是维森塔尔最为人称道的功绩,也是他从事追捕工作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一件事.
受此鼓舞,维森塔尔于1961年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建立了一个犹太文献中心,自任中心主任.这个中心的地点就在当年盖世太保总部旁边.奥地利与西德不同,奥地利社会中有大量的前纳粹分子,而且一直不肯认真反思战争期间的罪行.维森塔尔将自己的中心放在这里,表明他与前纳粹分子斗争到底的决心.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森塔尔在维也纳的犹太文献中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机构,一共只有3个房间,装潢简陋、设备简单,连同维森塔尔在内一共只有4个工作人员.维森塔尔工作的法宝是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获取各种有用的信息.他的朋友包括大屠杀的幸存者、二战的老战士和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等等.他的朋友网络中甚至还包括少数前纳粹分子,他们有时也可以为维森塔尔提供有用的信息.然后,维森塔尔再将收集来的信息和自己的分析结果提供给有关的国家或机构,让他们来采取法律行动.在更多的情况下,他是通过向媒体的方式,迫使有关国家或部门采取行动,以免这些纳粹分子再次逃跑.
维森塔尔的追捕名单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提到的奥地利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鲍尔.安妮·弗兰克是一个犹太少女,原居住在德国法兰克福,1942年安妮和家人为逃离纳粹恐怖统治,躲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间仓库里,被迫开始两年多的密室生活.同年6月12日,13岁的安妮收到一个日记本作为生日礼物,从此开始写日记.她的日记真实还原了犹太人凄苦的逃亡生活,揭露了德国纳粹党的罪恶.
1944年8月4日,西尔伯鲍尔带着几个手下突袭了安妮等人的藏身处,在此躲避的犹太人全部被抓获.随后,他们被投进了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一同被捕的10人当中,仅幸存了3人,安妮不幸离世.1947年,《安妮日记》的发表,促使人们对希特勒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造成的灾难进行反思,但当时德国的一些极右翼分子叫嚣《安妮日记》是部虚构的作品.1954年,《安妮日记》英文版都已经出版两年,西尔伯鲍尔不仅仍逍遥法外,还当上了维也纳.
1948年,维森塔尔找到了当年和安妮一同被捕的3名幸存者,其中包括安妮的父亲.他根据三人的指证追查到当年协助围捕行动的两名荷兰纳粹安全.两个表示对当年的行动所知不多,却提供了一条关键信息,他们记得行动指挥官的名字叫做卡尔·西尔伯鲍尔.
1958年,一个年轻人挑衅地对维森塔尔说,他不相信安妮这个人和她的日记的存在,除非维森塔尔能找到抓捕安妮的人.年轻人的话让维森塔尔下定决心一定要揪出卡尔·西尔伯鲍尔,从此开始了长达5年的追凶.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情报,甚至翻遍了所有在荷兰的盖世太保的电话记录.直到1963年,维森塔尔终于在维也纳发现西尔伯鲍尔的行踪.在审判席上,西尔伯鲍尔承认：“我逮捕了安妮·弗兰克.”
西尔伯鲍尔被捕后,关于《安妮日记》虚假性的传言不攻自破.后来,维森塔尔还常常提到此案,以强调追捕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弗伦茨·斯坦戈尔的抓捕也有维森塔尔的功劳.弗伦茨·斯坦戈尔是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负责人,他残暴无比,掌管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首日就杀害了数万人,之后被送往这里的人99%都活不过两个小时.战争结束后,斯坦戈尔想方设法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尽管于1945年被捕,但两年后他又重获自由.随后,他逃往意大利,利用关系网搞到了一张前往叙利亚的护照,和家人在当地会合.斯坦戈尔在叙利亚藏匿3年,1951年辗转到了巴西.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大众汽车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维森塔尔对斯坦戈尔进行了长达6年的千里追踪,不肯放过任何关于斯坦戈尔下落的蛛丝马迹.曾有一次,一个线人要维森塔尔用2.5万美金换取有关斯坦戈尔下落的信息,资金并不宽裕的维森塔尔好不容易凑了7000美金交给他.他说：“我相信用这笔钱去换那个大屠杀凶手是值得的.这7000美金平均到被斯坦戈尔杀害的人身上,差不多每人一美分,这是我为他们出的.”
斯坦戈尔在巴西被捕后,于1967年被引渡到西德,面临谋杀了近90万人的指控.斯坦戈尔对罪行供认不讳,但却始终不肯忏悔,他说：“我的良心还在,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1970年10月22日,斯坦戈尔大屠杀罪名成立,被判终身.1971年6月,这个血债累累的罪犯因心力衰竭死在了监狱.
维森塔尔以及他领导的维也纳犹太文献中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他和他的中心多次荣获国际性的奖励,其中包括德国的最高荣誉勋章、自由勋章、卢森堡自由勋章和联合国帮助难民奖.1980年,美国总统卡特代表美国国会在白宫举行仪式,亲手将一枚美国国会金质奖章授予维森塔尔；1988年里根总统再次代表美国政府对维森塔尔予以嘉奖,称赞他是20世纪“真正的英雄”.
他传奇般的事迹还被搬上了银幕.1974年派拉蒙公司拍摄的《敖德萨档案》以及1978年的获奖影片《巴西来的孩子》,不仅聘请他做顾问,影片中还有关于维森塔尔及其中心的镜头；1989年的一部电视剧《杀人犯就在我们中间》则完全是根据维森塔尔的传奇经历拍摄的；由犹太文献中心组织和参与制作的纪录片《》获得了1982年的最佳奥斯卡纪录片奖.
伴随着荣誉而来的,是舆论的非议.有人说维森塔尔不仅追捕纳粹,也追求名利；还有人说他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是假的,甚至说他曾经是纳粹的帮凶.1968年,维森塔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开了一份名单,引起欧洲国家的轰动.名单上罗列一长串前纳粹军官的名字,按照维森塔尔的说法,他们有不少人如今改头换面当上了东德的政府官员.名单一公布,东德政府简直炸开了锅,不少被点名的东德官员反驳说,维森塔尔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美国情报局的秘密线人,为了使东德政府分裂才故意炮制了这么一份名单；他们还称,维森塔尔在二战期间曾经和纳粹分子有过合作.奥地利当时的外交部长（后来的总理）布鲁诺·克莱斯基就反复将这种通敌罪名扣在维森塔尔头上.
同时死亡的阴影也时刻笼罩着他.一些新老纳粹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反犹主义者一直盯着他,他常常会收到威胁和辱骂的信件.1982年6月的一天,一颗炸弹在维森塔尔家门口爆炸,屋内的维森塔尔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此后,警方安排了专人保护他的住宅,又抓获了几名企图实施爆炸的新纳粹分子,其中既有德国人,也有奥地利人.
面对诽谤和伤害维森塔尔没有退缩,依然坚定地走他的路,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尽管取得了不少战果,但“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根据他在80年代中期掌握的资料,仅在德国,能列入“前纳粹战犯”的人,有名有姓的就有9万多人,而且这些人多数在战后并没有受到审判；另外有数千名前纳粹分子没有列入战犯名单,从未有人追究他们过去的罪责,他们中有的人后来还身居高位.“重要的是,罪犯要知道犯下罪行的他们并未被人们遗忘.”维森塔尔说道,“即使他们犯下的罪已经过去了40年之久,即使犯罪现场离他们有几千英里远,他们也不应认为自己平安了.”
很多人不解,是什么力量支撑一个人穷尽60年追捕纳粹？他只有一个执着的念头——想让人们知道,在历史上还没有谁杀了几百万人却能逍遥法外.下面这个故事或许能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维森塔尔,以及他如此努力的原因.
一次,维森塔尔到一位犹太老友、同时也是当年毛特豪森集中营的一个难友家里过安息日.这位老朋友已经是一位有名的珠宝商人.晚饭后,他们在一起谈天.主人说：“西蒙,假若你继续搞你的建筑的话,说不定也是一个百万富翁了.”维森塔尔回答道：“你相信上帝和人死后的生命,我也相信.当我们去到另一个世界,见到那几百万在集中营里死去的犹太人时,他们会问我们：‘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事呀？’你会说：‘我当了一名珠宝商人.’有人会回答,我美国和咖啡,还有人会说,我搞房屋建筑.而我的回答是：‘我没有忘记你们！’”
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掌掴西德总理的女人
对于联邦德国（西德）来说,1968年,是一个转折的开始.
1968年11月7日,执政党德国基督教联盟（基民盟）正在柏林召开党代会.时任西德总理库尔特·基辛格正准备演讲,年轻的女记者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冲上舞台,给了他一记耳光,大喊：“基辛格！纳粹！！”她迅速被保安人员拉了下去.
这不是贝亚特第一次和基辛格过不去.早在1966年,库尔特·基辛格当选为联邦德国总理时,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和丈夫赛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就发出了严正.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知道基辛格在纳粹时期曾在德国外交部的广播宣传部门担任要职,并和戈培尔（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的宣传部多有合作.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人当选德国总理是无法接受的,“让青年在一个纳粹总理的领导下生活,是真正的暴力”.
当时在德法青年交流中心工作的贝亚特就此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并发表在法国的左翼报刊上.德法青年交流中心是法国总统戴高乐和德国总理阿登纳共同创立的组织,克拉斯菲尔德本以为这个为促进两国和解的组织肯定会支持她的做法.但结果是,文章刊发之后,她被解雇了.
贝亚特直言,这是她“采取行动”的最重要的理由,“我不能接受自己因为写了文章而被解雇的事实,也同时意识到,我们必须让公众知道,基辛格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当时的德国,很多人不愿意谈这个话题,觉得政府里有很多纳粹没什么奇怪的.让克拉斯菲尔德夫妇更加气愤的是,基辛格的纳粹历史,在社会上没有得到任何理会.“我们把准备的材料、写的文章寄给议员、记者,没有什么效果,他们说基辛格是选举上台的总理,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公众的冷漠使贝亚特决定采取更激烈的措施,她必须做点什么,让更多公众了解基辛格的真面目,于是便有了1968年11月7日这记让全世界都瞩目的耳光.贝亚特的一记耳光和随之而来的入狱,在整个德国社会引起了轰动.这一事件警醒了德国公众.不久,基辛格领导的基民盟便在大选中失败,他灰溜溜地下了台,反纳粹的前抵抗运动战士勃兰特成了下一任西德总理.
这件事情让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一夜成名.实际上,贝亚特和丈夫赛尔日默默从事纳粹追捕工作已经数十年.
贝亚特是地道的柏林人,她的父亲曾在希特勒的军队中服役.大学毕业后贝亚特认识了法国犹太律师赛尔日·克拉斯菲尔德,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并决定结婚.二战期间,赛尔日的父亲被纳粹抓走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最终惨遭杀害.当时赛尓日和他的母亲、妹妹藏身在家中的地窖里才幸免于难.童年这段可怕的经历常常像噩梦一样在他的记忆里浮现.赛尓日的遭遇给了贝亚特极大的触动.这对新婚的小夫妇,虽然没有什么积蓄也没有什么背景,但他们毅然决定一定要做些什么,“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无为而活”.自此,二人的人生便和追捕纳粹联系起来.
在夫妇二人的努力下,许多藏匿在世界各地的纳粹分子被找到,并被抓捕审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72年,克拉斯菲尔德夫妇通过消息得知“里昂屠夫”克劳斯·巴比隐藏在秘鲁首都利马.二战期间,巴比担任法国里昂盖世太保头领,他大肆抓捕、杀害犹太人和法国抵抗运动成员,并残忍折磨无辜的平民,连孩子也不放过.二战结束后,这个凶残的“屠夫”却巧妙地逃脱了盟军的抓捕.为了伸张正义,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一直跟着这条线索希望找到巴比的藏身之地.巴比十分狡猾,夫妇二人经常得到各种各样的消息,每一次他们都会亲自到当地去查看,他们几乎跑遍了巴比可能藏身的每一处地方.最终他们确认,巴比藏身在玻利维亚,化名为克劳斯·奥尔特曼.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将资料报告给法国和西德的相关部门,要求他们立刻采取措施引渡巴比.在他们的强烈要求和各方压力下,法、德两国都派出了人员进行调查和同有关国家交涉.但巴比在玻利维亚受到前玻利维亚军政府首脑乌戈·班塞尔将军的保护,德法几次同玻利维亚交涉都受到阻挫.
有一段时间,西德已经停止了对巴比的追查,法国似乎对此也不感兴趣了,只有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仍然在坚持.贝亚特希望能得到玻利维亚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她带着巴比残害过的犹太儿童幸存家属走上玻利维亚的大街,拿着向玻利维亚人民呼吁的海报,一站就是一整天.政府派人对贝亚特说：“如果你和媒体说话,我们就把你送进监狱.”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军人的政府掌权下的国家,拒绝政府的命令需要极大的勇气.贝亚特没有因为政府的威胁而惧怕,依然站在大街上.情急之下,玻利维亚政府把她关了起来,但又意识到她的被捕,只会引起媒体更多的注意,遂将她释放.这样的被捕与释放,接连发生了好几次,将贝亚特折磨得无法安眠,同时她又感到欣慰,因为这势必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大大增加事件的.
在玻利维亚的最后一天,贝亚特和同伴把自己锁在长凳上直到深夜来表达他们的决心.他们的行为感动了玻利维亚人民,来过几次撕碎了所有的海报,但每一次玻利维亚人民都会帮助贝亚特重新制作它们.贝亚特的坚持树立起一种威信,巴比一案得以重提.舆论压力最终迫使玻利维亚当局在1983年2月将巴比驱逐出境,巴比被引渡到法国受审,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与其他“纳粹猎人”有些许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关注的首要对象,是那些战后仍然混迹在各国政治圈中如鱼得水的纳粹分子和纳粹帮凶.二战结束后,他们许多人改头换面,藏匿在世界各地,其中大约90%的人仍然继续留在欧洲.“他们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而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人显然并没有感到什么罪责或者压力,他们往往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左右”.其中有的战犯后来还出人头地,成了政府高官或社会名流,这让夫妇二人感到非常愤怒.
法国里昂纳粹时期的保安队长保罗·图维耶,以及维希傀儡政权时参与将法国犹太人遣送纳粹集中营的莫里斯·帕蓬等人的和受审,都有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的功劳.
莫里斯·帕蓬,这个纳粹帮凶在70年代后期竟然还担任过法国内阁的预算部长,直到1981年才“光荣退休”.当克拉斯菲尔德夫妇掌握了他战时的劣迹之后,与法国犹太人和其他正义人士一起,坚持不懈地要求对他进行起诉.后来莫里斯·帕蓬终于在1998年被判处10年的有期徒刑.他是作为纳粹帮凶受到惩处的法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人.
在一次采访中,贝亚特还说过一个案例：
原德国驻巴黎的盖世太保头目后来居然当上了德国下萨克森州民事审判庭的庭长.当年正是这个畜生把满满一列车法国人送进了达豪集中营,一路上别说没有任何食物,连水都没有,当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死了1000多人.而今天他却还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当着受人尊敬的法官.当他的罪恶历史被之后,他担心的竟然是他的退休金可能将减少一半！
自投身追捕纳粹的事业起,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的生活就变成对抗不公的长期而艰难的岁月.他们斗争的对象除了在逃的纳粹,还有包庇纳粹的人和不完善的法律.库尔特·利施卡是巴黎的前盖世太保高官,组织杀害上万犹太人,战后仍然在德国生活.1950年,利施卡在法国因战争罪被定罪,但他只要呆在德国,就是安全的.因为当时法国和德国还没有就如何引渡这些战犯一事达成一致.
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希望德国当局能够迫于压力,起草一份新的法律,来惩罚利施卡这类战犯.他们的诸多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不得不采取更激进的手段,他们决定绑架利施卡,但最后也失败了.1973年5月,贝亚特又加大赌注,怀着7个月身孕的她,在奥斯维辛幸存者的保护下,游行到利施卡办公室,进行.这个前盖世太保局长立即掏出,把者抵在墙上.1973年12月,利施卡3年后,赛尔日带着,独自一人找到利施卡.利施卡看着黑洞洞的口,惊慌失措,大声呼救,被迫直面死亡,像30年前他手下的受害者一样.那些受害者中,有赛尔日的父亲.但最终,赛尔日没有杀他,他想要的不是报复,这是他渴望正义的无奈途径.赛尔日回到巴黎,给德国检察官打电话,告诉他,你看,如果我们想杀死这些战犯的话,完全可以做到,甚至是他们受到保护的时候……如果你们不尽职尽责,这种事情还会发生.在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的压力下,1975年1月,德国新法律终于瞄向了前纳粹分子,这条法律被命名为克拉斯菲尔德法.
1978年7月,克拉斯菲尔德法通过两年后,库尔特·利施卡因杀害3.3万名法国犹太人被德国警方逮捕.1979年10月23日,法院开庭审判他,同时因战争罪受审的,还有利施卡的副手恩斯特·海因里希佐恩,以及战时法国党卫军高级官员赫伯特·哈根.
更难能可贵的是,为了纪念在大屠杀中死去的犹太儿童,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用了整整20年时间合作出版一本厚达1881页的书——《纳粹大屠杀中的法国儿童》.这本书中记录了从法国抓进纳粹集中营并死于“最后解决”的1.2万名犹太儿童,上面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姓名、原家庭住址和被送到集中营的日期及编号等情况,其中的2500名儿童还有照片.
“大约在20年前,在整理当年被送到纳粹集中营的法国犹太人的名单时,我们发现一些被害的孩子连名字都没有,不少家庭只列了‘一个孩子’、‘两个孩子’.我们觉得这些可怜的孩子就这样无声无息、没有踪影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实在是人类的一种耻辱.最初我们只是觉得人们应该知道这些孩子的名字,到后来,我们发觉还应知道他们原来生活在哪里,他们都长得像什么样子.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
20年来,一份份档案的整理、核实,一张张照片的搜集、查证并与姓名对号入座,都是夫妇二人亲自完成的.看着书中那一个个孩子天真无邪的面容,人们会真正认识体会到什么叫做“残忍”,体会到什么叫做“悲哀”.
在抓捕纳粹的过程中,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同西蒙·维森塔尔一样经常遭到敌对分子的死亡威胁,夫妇二人不止一次收到各种各样的炸弹.面对危险,贝亚特坦然地说：“作出这个决定后我们就知道存在这个危险,但我们必须冒这个风险.”和受到的人身威胁相比,贝亚特更担心自己无法完成使命.
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只是一对普通夫妻,他们既没有多少财产,也没有掌握什么政治权力,更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赛尔日说过,虽然他的父亲和其他亲人死于纳粹大屠杀,但他们夫妇所做的一切,并不是简单地为了个人的仇恨恩怨,而是世界上许多人为正义事业而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纳粹猎人”之一,他们的行动鼓舞了无数后辈,也使更多的人关注到追捕纳粹的问题.
埃弗拉伊姆·祖罗夫：“最后的纳粹猎人”
埃弗拉伊姆·祖罗夫1948年出生于纽约,他本人未曾亲身经历过纳粹的残暴统治.在其祖父,一位著名美国犹太领袖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开始接受犹太文化的熏陶.22岁从美国著名的犹太大学叶史瓦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后,祖罗夫搬到了以色列,在希伯莱大学继续潜心研究二战中纳粹大屠杀的历史,直至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祖罗夫选择进入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工作.在这里,他遇到了西蒙·维森塔尔.“他是热情、勇敢、正义的化身.”祖罗夫回忆说,正是维森塔尔不懈的壮举点燃了他的热情.“维森塔尔曾经在12个集中营呆过,那都是惨不忍睹的遭遇.作为战后幸存者,他成立了犹太历史档案中心,几十年间了6000多起纳粹案件,其中1100名罪犯被绳之以法.”
每次回忆起维森塔尔,祖罗夫都充满敬意：“他帮助以色列情报机构将长期逍遥法外的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绳之以法；他还发现了曾逮捕《安妮日记》的主人公——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的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鲍尔,让《安妮日记》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维森塔尔的感染下,祖罗夫立志要将平生所学,投入到更有价值的实际行动中去.1979年,美国为抓捕纳粹逃犯专门设立了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祖罗夫成为其中一员,并以研究者的身份回到以色列展开调查.1986年,祖罗夫来到专职追捕纳粹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担当起了追捕重任.从他工作至今,已追捕到2000多名涉嫌在大屠杀中犯罪的凶手.
“追捕纳粹逃犯是一个需要热情的事业,”祖罗夫激动地说,“每当我一步步深入这项工作,就让我更加热血沸腾,正是这种热情让我一干就是几十年.”
与狡猾的猎物周旋是长期、复杂而富有戏剧性的,更何况你面对的还是丧心病狂的杀人魔头.祖罗夫的热血来自强烈的正义感,“德国战后提交的9万份诉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送达法庭.这些刽子手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应该受到的处罚绝不能因时间的流逝而减轻,我们要追究任何能够追究到的责任人”！
祖罗夫之所以被媒体称为“最后的纳粹猎人”,原因无他,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在逃的纳粹战犯如果还活着年龄都已经高达九十几岁,更不要说很多战犯可能早已死去,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纳粹猎人”们将无“猎物”可抓.为了不让这些年事已高的纳粹战犯以“自然死亡”的方式逃脱,2002年祖罗夫发起了名为“最后的机会”的追捕行动,“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要在这些藏匿的纳粹战犯死前将他们绳之以法.
这一行动从纳粹幸存者和见证者比例较高的波罗的海国家发起,迅速扩大到美国、波兰、澳大利亚、德国、卢旺达等众多地区.祖罗夫更是亲力亲为,前往这些国家,与当地政府、领导人以及相关机构合作,并呼吁世界各国建立惩治战犯以及预防新纳粹的法律.
“死亡医生”海姆是祖罗夫在自己退休前定下的收山目标.祖罗夫解释说：“海姆是我们能够抓捕的最重要的纳粹战犯.套用美军追击萨达姆时所编制的‘追缉牌’的说法,在我的‘追缉排行榜’上,排名第二的海姆就是‘纳粹红桃A’.而排名第一的布鲁纳藏身叙利亚,受到当地政权的保护,无法引渡.”
1941年秋,海姆被调往二战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和反法西斯人士的主要营地——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为了寻找“便宜又迅速”的杀人方法,他经常以释放犯人为诱饵,欺骗在押人员充当他的试验品.海姆把混合着汽油、水或的液体注射进病人身体,再用秒表眼睁睁地计算病人的死亡时间,甚至会在没用麻药的情况下割走囚犯的器官.海姆曾将一名犯人纹过身的皮肉割下,做成椅套,送给集中营的指挥官.他还将一名犹太人的头砍下,当作展品……海姆曾说：“看着犹太人眼里闪现的死亡恐惧,我觉得很开心！”
战后海姆本来被在战俘营里,后来却离奇地被释放,并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一个温泉疗养院当起了妇科医生,逍遥法外.1962年德国警方获得线索,准备将其捉拿,但海姆竟从前纳粹同伙处提前得到了消息,驾驶一辆红色奔驰轿车溜走,此后音讯全无.唯一知道海姆藏身处的人是他的律师,但他以违反对客户信息进行保密的法律为由,拒绝透露任何资料.
1979年,军事法院对海姆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决书称“海姆一边对完全有意识的囚犯实施骇人听闻的手术,一边又陶醉于受害者遭受死亡的恐惧中”.
为了逃避追捕,海姆一直过着逃亡生活.有人说曾在南美、埃及、西班牙、加拿大和德国看到他,他的家人1993年曾放风说他死在阿根廷,但都没有任何证据.“我们对海姆的追缉一直都没有停止.”祖罗夫披露,2002年在海姆的柏林银行账户上发现了68万英镑的巨额储蓄和其他资产,这些财富并没有被他的3个孩子继承,这就表明海姆很可能还活着.如果海姆真的尚在人世,他将近已九十岁,为了尽快将他缉拿归案,祖罗夫掀起了大规模的追缉活动,甚至发出“无论如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终极通缉令.
2013年祖罗夫再次发起“最后的机会”第二期活动.此次行动悬挂了2000幅张贴画,其中1000张悬挂在柏林,在汉堡和科隆两城市各张贴500张.张贴画的背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画面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虽然晚了,但还不是太晚”.祖罗夫强调说：“尽管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普遍认为,现在将纳粹凶手捉拿归案太晚了,但我们会尽力确保在未来几年,至少有几名罪犯接受审判.”“最后的机会”还最高悬赏2.5万欧元,奖赏为这类战争罪犯进行起诉和定罪提供的信息.
祖罗夫一再强调：“时间决不会减轻凶手的罪过,就算他们活到90岁也是一样.如果民众以时间为原则去起诉罪犯,就意味着可以允许罪犯因为年龄够老而免于惩罚；以此类推,是不是也有人可以因为足够幸运、足够机灵、足够有钱就可以逃脱罪责呢？这样,追求公正就是一个泡影.不管过去多少年,这些臭名昭著的恶魔都理应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直到今天,祖罗夫仍未停下他的脚步.或许这个世界上活着的纳粹战犯越来越少,但是无论他们在何方,都应感到恐惧,因为“纳粹猎人”的眼光时刻注视着他们.
（参考资料：《全球大追捕》羊城晚报出版社2002年7月、《纳粹猎人：全球追捕纳粹战犯纪实》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9月、《纳粹猎手去世,60年曾送千余战犯上法庭》信息时报2005年9月26日、《最后的“纳粹猎人”：全球号令缉拿93岁残暴战犯》《环球人物》2007年12月19日、《“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中国日报2015年5月20日等；作者：刘亚明、李华、肖宪、B·格拉乔夫、郑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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