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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善的彼岸的殊途同归五四乡土小说和京派乡土小说对比
林佳娇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摘 要：现代以来作家对乡村独特性的书写散发着浓郁的思乡情结,五四文人和京派文人对故乡的深切回望让其自觉或不自觉地汇入了“乡土小说”的长河中,因选取与现代文明对照的角度的不同,以及作家自身文学观的差别,“五四”乡土小说与“京派”乡土小说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然而在叩问现实之后,究其根本,其二者的文学宗旨最终都指向了对人性“善”的呼唤,对生活回归自然秩序的期盼.本文以“善”为考究的关键点,分析比较了“五四”乡土小说与“京派”乡土小说的异同.
关键词：“五四”乡土小说；“京派”乡土小说；“善”；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56-03
收稿日期：2016-02-1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众形象’与1980年代社会转型——1985年前后的中国文学研究”（13YJC751074）的阶段性成果
鲁迅的《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开端与成熟的标志,他以记忆深处的故乡为主要创作素材,把焦点集中在乡镇的中下层人民,建构起文学史上的鲁镇未庄世界,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拓者.至他之后,以台静农、彭家煌、王鲁彦等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家,纷纷加入了乡土小说的创作,掀起了20年代乡土文学的创作热潮.“五四”乡土小说家大多致力于描写故乡的萧蔽、落后以及乡民们未开化、愚昧无知的国民劣根性,他们将故乡作为一种剖析的工具,通过揭露丑恶来呼唤人性“善”的回归,以期达到疗救的目的.整体而言,“五四”乡土小说在内容上是激进且深刻有力的,在情感基调上是批判、悲观且含泪呐喊的,在乡土画面的呈现上是腐朽、略显阴暗的.在不断发展的乡土文学队伍中,随后出现了以沈从文、废名、芦焚、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乡土小说家,他们在30年拓了现代乡土小说的新领域,在乡土文学回归故土、展现民俗风情的基础上,糅进了他们对故乡的饱满深情和美好回忆.“京派”乡土小说家深怀着“诚实、从容、宽厚”的审美情感,致力于描绘一幅幅古朴清新的乡野图,用他们的热情去赞美那淳厚、宁静、和谐的自然人性,用“善”去召唤“善”,表达了对原始而质朴的田园生活的美好曙愿.因此,我们看到“京派”乡土小说在内容上表现的是安宁有序、和谐美好的平民现实,在情感上深怀着一种对大自然和人性美好的深切赞扬和推崇之情,在乡土画面的呈现上更像是一幅简洁明媚、质朴清淡的田园画.
“文学的魂灵是我们理想性的投射,是我们本质的倒影.”[1]无论作家从何种角度去创作,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要回归人类到最本质的地方中,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存在关系,讲述人类文明,挖掘人类本真人性中的善与恶,这一直是文学孜孜不倦的使命所在.文学作品中人性叙事的深沉含义应当是引人向“善”、促人奋进的,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去唤醒人们心底至真、至善、至美的本质与情怀,从而获得力量去唤醒沉睡中的人们,拯救那些被苦难缠身深陷囹圄的困顿平民.“五四”乡土小说家和“京派”乡土小说家都认为文学创作应当坚定地走在寻求人性和使人性复归的基本路线上,他们分别以属于自己的方式向世界呼吁了对人的命运问题的关注,笔耕不辍地致力于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人性健康等问题的探究.
一、“五四”乡土小说对人性“恶”的惨烈揭露
以鲁迅、台静农等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家常常以一种冷峻的态度去描写因长期处于腐朽落后的乡土世界而扭曲变异的人性.我们看到的鲁镇未庄是一个麻木灵魂悬浮在半空的灰暗世界,在《药》里,华老栓贪黑早起赶去买沾上夏瑜的血的馒头,以期待能拯救那得了痨病的儿子,人们“潮一般的向前进”涌入刑场,像看戏剧一般观赏杀夏瑜的场面；《孔乙己》中,那些不知真名真姓的酒客们以一种近乎残酷的观赏的态度对待孔乙己的不幸遭遇；《祝福》中,祥林嫂的不幸的身世来历成为左邻右舍的乡村妇女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这些个人的命运里包含了“民族——国家的寓言意义”[2],不知不觉地折射出集体的命运.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在此找到了例证,这一典型的群体心理现象包容了人类祖先遗传下来的生活和行为模式,贮藏着人类心灵初始生长演化的原始人性.鲁迅对蒙昧乡土中底层大众的精神解剖堪称犀利,他以一个外科医生的冷峻,血淋淋地解剖了封建社会统摄下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的牺牲品,人性“恶”的一面在被剥去外衣之后显得苍白落魄,却又无处隐藏.鲁迅在谈及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在揭示人性“恶”的同时不得不去审视那落败的故乡,这当中杂糅着一种又爱又憎的矛盾心情,对故土的温情眷恋渐渐褪去后,剩下的是更深的悲哀与怨怒.此时,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声、对人性“善”的呼唤呐喊便振聋发聩而出.
“五四”乡土小说家大多继承了鲁迅的衣钵,“王鲁彦学习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彭家煌有鲁迅的含泪微笑,而出身未名社、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台静农,似乎专注地师承了‘安特莱夫式的阴冷’,把中国乡间的恐怖,和盘托出.”[4]因长期的封建统治,乡土大地中冷漠、愚昧、迷信的人性弱点恣意滋长,台静农以皖西民俗为基本素材,建构起悲剧性的羊镇传奇,揭示了病态乡村的疾病根源.《拜堂》中汪二和汪大嫂的叔嫂结合被视为一件丑事,仍要在深夜偷偷完成一个拜堂的仪式,以求得表面的安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性、伦理等在多重压迫下的艰难生存状态；《天二哥》里酒徒天二哥在病态乡村社会的束缚下仅靠嘲笑和咀嚼他人的痛苦而获得些许短暂的安慰和快感,这样的“精神胜利法”就是灵魂渐渐扭曲后的畸形状态；而《蚯蚓们》中乡民们为了苟延残喘地过活而卖掉妻儿的野蛮行为让人怒火中烧.台静农在对中国病态乡村社会的解剖和农民精神病苦的表现上,堪称坚实沉着的“地之子”.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五四”乡土小说家对孱弱乡村“非善”的大量揭露,反面表达了对人们安居乐业的“极善”故土的无限期盼和向往.
“五四”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是一群冷漠的、毫无灵性的动物,人与人之间仅靠金钱和利益维持的脆弱关系吹弹可破,乡民们愚昧、麻木地生活着,乡村处处显示出凋敝、萧瑟、落后的破败景象.阴暗腐蚀了光明,滋养了人性“恶”的病菌.“五四”乡土小说家大多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为老百姓写作,在“为人生”文学观的影响下,自觉地承担起改造国民性、唤醒愚昧大众的重任.他们立足现实,深切关注民生,对下层劳动者的苦难命运深怀同情,同时又对故乡的腐朽破败存在着深深的憎恶之情,这种复杂的矛盾心理让他们更执着于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企图通过揭露故乡民众的人性“恶”来达到一种向人性“善”的急切呐喊.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艰涩道路,对“善”的企盼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
二、“京派”乡土小说对人性“善”的美好抒写
与“五四”乡土小说不同,“京派”乡土小说注重于表现乡土的明媚风光,温软娴静的淳朴岁月在纸面缓缓流淌,地域文化特色一览无余.沈从文作为30年代繁盛创作潮流中的佼佼者,是“京派”乡土小说的中坚力量,本着他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5],为人们建构了一个乌托邦的湘西世界,这是他倾心于理想人性的必然选择.《边城》中沈从文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天保、傩送两兄弟共同爱上翠翠而造成的悲剧情节,我们沉浸于那个完美和谐、返璞归真的边城水乡,柔美如水的翠翠成为爱与美的化身,作家对这个人物不遗余力地加以赞美和美好化,正是由于他内心深处对美与爱的崇高人性的极致推崇；《贵生》同样是一曲悲情的爱情挽歌,年富力强的贵生是一个木讷的憨厚小伙,倾心于杂货铺的女儿金凤却羞于说出口,最终遗憾错过.当城市文明入侵乡村,乡村统治者在不经意间夺取了乡民的幸福幻影,而这当中中舅舅对贵生毫无保留的爱护却让人心生暖意,他将买棺材的老本全部“投资”给外甥的婚事,这样的温暖人情正是我们所呼唤的人性之善；《弹筝者的爱》中冲破封建束缚夜投弹筝人的寡妇实属难得,热爱艺术、追求艺术之美的她并不在意弹筝人丑陋的外表；《月下小景》的男女主人公迫于现实而双双服毒自尽,凄美的文字让我们看到对爱情的坚定信仰和那两颗矢志不渝的忠贞之心.湘西水乡的乡民们安于命运的安排,顺应自然规律,淡看生死,他们坚守着自己的为人本分,在简单、繁琐、庸常的生活里实现了自己的点滴价值.沈从文对于社会和文化的终极理想世界,虽有逃避现实、遁入虚无的嫌疑,但他从心灵深处热切地呼唤着人性回归自然,真诚地向往着充满原始情趣的人类大同.
中国乡土小说研究学者丁帆先生认为京派作家对“乡下人”的自认,“其实是他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选择与辨识,同时也标示了他们对宗法乡村所象征的传统文化的宽容和认同心态.正是出于这种内蕴复杂的文化认同与价值选择,他们在贬抑城市的同时,极力美化乡村,挖掘并张扬乡土中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6]废名一直以乡村生活为其精神归宿,他的乡土小说创作大多以黄梅故乡的乡土风情为背景,我们不仅看到了“乡村风景、风俗之美、人情之美,而且更透露出一种独有的人生态度和体悟方式.”[7]《桥》里,他把小林、琴子、细竹等人放置于一个宁静谐和的桃花源世界,三者的微妙感情冲突被美好化,返璞归真的性情和生活形态反映了作者对人间纯美的向往；《灯》和《会明》中的老司务长和老伙夫有着坚定而虔诚的情感,健康朴素的灵魂有着向善之美,废名对人性向善的追索溢于言表,在小说中直言“这人应当永远活到世界上”；《菱荡》中有待人和善的二老爹,还有淳朴厚实的陈聋子,人与人间的信任被推到了极致,废名用一种凝练冲淡的手法为我们谱写出一曲温厚的牧歌长调.“京派”乡土小说家执意通过构筑美好的乌托邦庄园来培育人性“善”的花朵,沉湎于营造一种平和的氛围,在这安宁的世界里,寻性“善”的综合.
“京派”小说中的人物质朴、善良,乡民们祖祖辈辈都遵循着大自然的法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睦融洽,乡村是一个清新、宁静的桃花源.“京派”乡土小说家多以“乡下人”自称,以作为老百姓的创作姿态,怀抱着一种美好祝愿的心情去感受故土的脉脉温情,始终秉承着“诚实、从容、宽厚”的审美情感,致力于表现平凡朴素的人性之美.他们热衷于发掘底层劳动人民的人情、人性之美,对故土深怀着依恋,用诗意的抒写方式淡化人物悲情命运的哀伤之感,以一颗悲悯人生的情怀投塑造一个粗狂中带点野蛮的原始乡村大地.他们把文学的最终旨归落于超越现实、探讨生存的意义上,他们坚信人性“善”是可以召唤“善”的,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摸索着通往美好彼岸的渠道.
人们常常从地方特色的描写、方言土语的运用、社会风俗画的塑造等细节去追索“五四”乡土小说和“京派”乡土小说的相同点,可当我们对“五四”乡土小说和“京派”乡土小说深入挖掘后,会发现这些都是乡土小说的外在标志,是乡土小说的大框架下所要求的相似轮廓,而对人性“善”的呼唤和对美好生活的企盼才是二者真正的旨归所在.一个是略显阴暗潮湿的萧瑟乡村,一个是娴静安宁的田园牧歌式乡野,乡土文学的两个极端在通往人性“善”的彼岸的归途中汇聚一体.因此,无论文学作品的外在形式如何变换,究其本质而言,都应当是人性向真善美的朝拜和呼唤.在通往“善”的彼岸的万千道路上,“五四”文人选择毫不留情地深刻批判、以锋利的刀刃果断地揭露故乡的丑恶面去追问人性“善”的行踪,而“京派”文人则是通过坚定内心的美好曙愿,始终跋涉在用人性本“善”的信念去回击现实中“恶”的力量的道路上.这两类不同的作家群体,耕犁在各自不同的文学土壤里,给予读者一场灵魂向“善”的心灵涤荡,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呼吁人性“善”的回归.
参考文献：
〔1〕〔2〕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4〕〔5〕〔7〕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丁帆.京派乡土小说的浪漫寻梦与田园诗抒写[J].河北学刊,2007(3).
（责任编辑 姜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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