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思维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与中国留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中西割裂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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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中西割裂

陆思逸麦克·辛

摘 要：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当前国际上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然而,中国留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却屡屡受到西方高等教育的质疑.本文从三个方面具体探讨了中国留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与西方大学的期待之间的“割裂”现象,以此质询批判性思维这一概念在所谓的国际化教育中所反映的中西方之间的“距离感”.暗含“高下之分”的割裂,人为地在中西方批判性思维的理论和教育实践中划出了鸿沟,固化了中国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刻板文化印象.为求应对,这就要求中国留学生和西方高等教育者共同努力,以一种平视的目光,模糊化专设的“西方”或“中国”的批判性思维模式,积极启用和融会贯通多元化的知识以推动批判性思维的创造力.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概念归属；语言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7）03-0041-08

收稿日期：2017-04-11

作者简介：陆思逸（1989-）,女,浙江绍兴人,西悉尼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批判性思维研究、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麦克·辛（Michael Singh,1953-）,男,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学会会长,西悉尼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双语教师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学产合作研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2747.Email：siyilu17@gmailcom.

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也有学者译为审辩式思维、辩判性思维［1］.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及教育价值观,批判性思维强调个人通过分析、解释、反思、评价、推理对接触到的知识信息的性质、价值及真实性、精确性进行理性的消化,乃至深化创新.1962年恩尼斯（Robert Hugh Ennis）的论文“批判性思维之概念”将批判性思维简明扼要地定义为“为了决什么或者信赖什么而进行的理性的、深入的思考”［2］,使此议题在教育领域大放异彩.多年来,该领域的学者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和教育意义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并且进行持续的更新.塞格尔（Harvey Siegel）将批判性思维解释为“一种理性思考的表现形式”［3］23.这样的思考是建立在开放的视野上,以证据推动对因果以及知识的探求［3］87.同时,批判性思维并不止步于对已得知识进行理性评价,它还包括有意愿地对此评价作出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以此产生对该评价的判断［4］.可以说,批判性思维推动的是不间断的理性和创造性思考.摩尔（Tim Moore）细化了批判性思维的七个关键要素,包括：判断、质疑、直白原创、敏感解读、理性、积极与知识互动以及自我省悟 ［5］.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单一的知识叠加已无法满足当下对事物的认识及评估,我们可以将批判性思维看作一种思考的艺术［6］,并不断地进行思维升级.

当前国际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是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国际化的教育,也无疑成为学生进行思维升级的重要途径.众多研究者指出,大学教育应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一个独立的课程项目来对待［7,8］.上个世纪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已有40％以上的大学开设了有针对性的批判性思维课程［9］.同时,中小学课程也相应地对批判性思维进行了基础性的训练.相较而言,中国的教育体系受应试教育主导,在开放式思维能力培训上的欠缺是毋容置疑的,长期以来也一直受到西方高等教育的诟病.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大量的中国学生去往西方大学留学.而这批青年先驱者,仍屡屡遭到批判性思维能力低下的质疑.这样的质疑,通过一些媒体报道的标题更是直观地展示了出来：批判性思维——中国学生缺乏的能力［10］；耶鲁（Yale University）校长点评中国留学生缺少批判性思维 ［11］；中国学生为何缺乏批判性思维［12］；悉尼大学（Sydney University）大量中国留学生挂科（商业中的批判性思维课程）［13］；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学生像中国学生那样：美国在国际教育讨论中保持其前沿批判性的原因［14］.

当然,媒体也并不是一边倒的批判.近年来,有报道指出,中国学生在电子技术的传播与研究领域做出的批判创新得到了西方大学教育的肯定［15］.据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网站报道,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2016年一项新的研究表明,中国培养出的学生进入大学前,在某些方面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批判性思维.这项新研究还发现,中国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停滞了他们在批判性思维能力方面的发展,甚至有所倒退［16］.

多样化的评价,使得正确看待中国大学生,尤其是留学西方大学的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成为了相关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考认知功能不可或缺,国际化的推进更是使得该能力成为人才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更加全方位的寻进高校内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措施显得尤为重要.更为清晰地认识中国留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学习中遭遇的困难和潜在的优势,将为大学的批判性思维教育提供有力的基石.

中国留学生是真的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吗？还是他们已有的能力没有得到更好的引导利用？如何在异国学习环境下,多元化地认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呢？

一、中国留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刻板印象

部分文献指出,中国的教育机制培养出来的学生十分看重自身投入在课程学习上的精力.相较于西方大学生,中国学生更倾向于相信刻苦努力是获得学业成功的必要条件［17］.同时,留学国外高等学府带来的昂贵经济代价,也使中国留学生比当地学生更规规矩矩做作业,认真备考,尽量平稳地完成课程要求.在语言要求不高的科目上,中国留学生的分数并不比西方大学生差,甚至更高一些［18］.

然而,在批判性思维能力上,众多西方高校的教师口径一致地对中国留学生颇有微辞.这些教师认为西方大学需要用额外的补习教育来弥补中国留学生在批判性思维能力上的匮乏［19］56.此类中国留学生在批判性思维能力上的“失败”被归因于中国的教育文化,因此西方教育有责任弥补他们在这方面的“缺陷”［19］56.一位英国高校的教授指出提高部分中国留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20］.相对应的是,中国留学生本身对自我群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也有一个谨慎的,甚至有些自卑的认知.他们普遍承认自己在这方面能力上的不足.究其原因除了社会媒体和一些特定学术研究为他们描画的刻板群体印象之外,也包括他们从讲师那里收到的反馈信息［21］54.一名留学生在采访中提到［10］：

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导师,都认为我是一个聪明、自律、勤奋的学生.我的专业理论知识是达标的,但是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却没有竞争力.这个评价是准确且典型的,不单单是针对我,更是适合大多数中国海外留学生的.

陆思逸麦克·辛：中国留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中西割裂

在众多教师和学生双方对中国留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缺失的既定认知下,探寻该能力缺失的原因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多年来研究学者对一系列可能的关联项做了一些梳理,在这些成因中,可以看到中国留学生与西方高等教育所期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之间存在着三个严重的割裂现象.

二、思维领域的中西割裂

在西方英语国家,批判性思维作为教育的基础目标之一,贯穿于学生求学过程的始终.例如在澳洲,小学学生的一项课余作业是收集冷门知识.比方说：《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红衣服的小矮人叫什么名字；复活节前的周五在基督教徒口中还称为什么日子；电影《音乐之声》中有几个孩子出镜,等等.这些在我们看起来非主流甚至有些“不务正业”的训练,旨在让孩子们通过追寻答案,去摸索任何他们力所能及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比如上网搜索、与同学沟通、求助老师、询问家长乃至邻居.这项作业在锻炼他们接触事物及寻求答案能力的同时,丰富了孩子的社会人文知识,告诉他们,世界并不只是你的眼前所见,而是一个更广阔未知的存在.保持好奇心和对知识的谦逊,是研究所有学术问题的起步.进入中学,学生基本上都会接触到项目式学习［18］.他们需要独立完成搜集资料,讨论提问,更改甚至推翻假设,直至确定研究课题及方法,然后进行实施,并且在项目最后做出一份详尽合格的研究报告.在这一系列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他们接受到了系统的培训和指导［18］.伴随着他们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锻炼和提高,他们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兴趣点和敏感点.到了大学,学生们又会接触到更加有针对性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方面的专门课程,帮助他们向更加深入的科学研究领域进军［18］.通过从小到大不间断的开放性训练,对于好学成功的学生来说,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熟悉的思考模式已经渗透了他们的思维领域.因此,西方大学对学生的期待是,当他们面对问题并且开始思考时,思维领域中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自然地浮现［21］54.

在中国,升学压力对每一个学生、家庭以及学校来说,都来自于应试教育所指向的一个清晰社会目标——考上好大学.而这个社会目标也直接转换为多数学生从小到大的个人目标.中国中小学的教育体系将知识作为“绝对的”,“由权威定义对错”,并以说明性的教学传达教材中的信息,期望学生可以将信息复制到作业以及试题中［22］18.普遍的认知是,考试题目大多总是有一个标准答案,与这个答案的重合度越高,学生的得分就越高.所以教师避免“批判性思维的多样性”,以便“系统化学生对问题的标准答案”［23］.在中国课堂上,一种测试驱动教学的方式仍然存在,“父母和老师常常倾向于用填鸭式促进记忆的模式”［24］.这是中国留学生在进入西方高等教育后发现难以采用“新”的,以批判性思维指导学习模式的原因之一［25］.用一个留学海外的受访者的话来说,“批判性思维从来没有在中国课堂上被正式引入过”［21］64.有实验声称,“明确的证据”表明,来自中国的学生倾向于有意识地“忽视反对意见”,并满足于片面的解释和自我验证［26］,因为他们缺乏重视批判性思维的开放性教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某些教师是在认可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的情况下,避免进行批判性思维的相关训练,以免学生在高度标准化的考试中旁生枝节［27］69.因此,中国学生的思维领域是围绕着既定的,标准化的信息建立起来的.他们思维领域的敏感点在于,判断他们所给出的答案与标准答案的重合度.

进入西方大学之后,批判性思维成为了教育的重要目标.在这里,中国留学生被告知没有任何一种不可质疑的知识.同时,学问的增长不单是简单的叠加,而是要对原有知识整体进行不断挑战、修正、重塑.知识被期望的样子不再是一张标准答案纸,而是虚化了的,具有各种可能性的分析和反思,是提出富有独创性的假设,并理性地加以论证.如果我们将注重正确答案的应试考核作为一种硬性指标,那么尊重开放性的批判性思维应该称得上是有弹性的软性指标了.中国学生在对待硬指标的考核上,是不乏思考能力,可以做出应对的,然而对待软指标就有些惶恐了.在大学教育之前这些留学生接触的一直是标准化、统一化的训练,尊重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并限制他们的个人特色在学习中过分凸显出来.在这里,学生们却被要求尽可能地去发掘他们长期以来压抑的部分,改变他们的思维习性,跳脱他们的思维领域,鼓励他们对知识进行质疑和挑战.在这一阶段,放在学生眼前的不再是一条明晰的道路,而是四通八达的岔路,他们必须自己进行选择,走什么路,怎么走,走多远.这些习惯于走指定道路的学生突然间失去了他们所信任、所顺从的导航.

思维领域敏感点与西方高等教育期待之间的不同,导致了中国留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倾向性上的迷茫.原先领域中的思维强项不再能帮助学生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更加多样化,缺乏标准答案的问题.他们需要建立新的目标,建立新的思维,这个时候他们的思维领域也正在进行剧烈重塑.出外留学就是为了获取新的思维敏感度,而中国留学生在建立起新的思维领域之前,就被诟病“批判性思维能力不足”了.

那么,这样标准化、统一化的中国学生,为什么可以屡屡在国际竞赛中名列前茅,甚至在某些特定科目上遥遥领先于极具批判性思维的西方学生呢？在应试教育中可以做到适者生存的学生,至少有两个不容置疑的优势：第一就是文科科目要求背诵记忆的大量知识储备,第二就是理科科目要求熟知的各种解题思路.若有人要说这些优势不过是一些庞大化了的套路也无可厚非,但至少大量优秀的中国中学生拿到国际竞赛的题目时,只要能看懂题,只要答题可以用中文,就可以给出答案［27］64.在国内,一道题目,各种方法解,举一反三；一个问题,从各个角度被提问,都要能够化解.不得不说这样的教育在拓展学生思路宽度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观察、分析、判断和阐述的能力.而这几个能力,恰恰又属于批判性思维的核心能力.在淘汰制的硬性指标下,缺乏以上各项能力,是难以成为一个优秀学生的.没有灵活运用,死记硬背又如何帮助中国学生跨过重重考试的门槛.应试教育的解题思路,解题方法作为最日常磨练的技术,在中国学生的思维领域里埋下了重重隐线,成为了启动和推进批判性思维的一种强大工具.所以,中国学生其实是拥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只不过在他们的思维领域中,这项能力主要是帮助他们通过硬指标考核的,而不是在软指标下进行开拓创新的.个人目标带来的巨大升学压力使得中国学生必须在教师规定的道路上狂奔,在考试中尽可能做到没有偏差纰漏,以此获取高分,赢得竞争.很多时候,在既定范围内,中国学生能够做到非常出色,甚至极致.这方面的思维运作不应该被忽略,而应该作为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活跃的一个证据.拥有这种思维能力的中国学生,也不应该简单化的被认定为应试教育的“负面产物” ［28］23.

但是,不可否认的,应试教育还是将部分中国学生的思维限定在了以个人目标为出发点,以考题划地为界的领域之内,跳脱题目以外的范围,却在他们擅长的思维领域之外.中国式的考试推动学生更熟悉和热衷于如何让自己的知识以被“要求”的方式展现出来,而不是以一种不同的,更新颖、更有趣的方式.他们的思维更倾向于藤蔓式,紧紧缠绕在“要求”的表面,不跑题,不旁生枝节,从而最大限度地覆盖被“要求”传达的信息.这样的好处是,在限制范围内,可以忠实地将一个任务以最符合标准的样式完成.比方说,此类思维能力强大的学生的可以与参相差无几.然而坏处却也显而易见——这些学生始终在向着固定的一个目标前进,就像在一个圈子里操作,操作得再好,也无法跳脱圈子.故而他们的成果大多是可预见的,很难出人意料.而西方学生的思维则更趋向于灌木式,各种枝桠,不一定都长健全,但每一根都尝试着去生长.家长和老师会相对少地对他们的想法进行修剪、更正,更多的是引导,或是帮助他们针对某一方面拓展深化.这样的学生所具备的是一种更具破坏力的思维方式,提供了更多跳脱圈子的可能性.应试教育为大多数中国学生设立了一个门槛,学生必须跨过这个门槛之后才有余力去考虑和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更熟练的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运用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成长的印证,因为这项能力使得他们更加自由地进行独立思考,进一步地塑造更新自己的思维领域.而中国孩子的 “成人”,被应试教育推迟了.

留学西方高等学府之后,思维领域的不同给中国学生带来了学术和文化上的冲击.习惯了在作业和考试中存在一个清晰目标——也就是标准答案的中国学生发现他们要达到的目标变得发散了.什么都有可能是对的,换句话说,就无法确定到底什么才是对的.给予一个拥有惯性思维的学生大量的思维自由,反而有可能让他困惑于该进行什么样的思考.换句话说,这相当于把从小养在笼子里的鸟儿一下子丢入野生环境,巨大的反差和过多的自由容易让它们无所适从.这大概也可以从某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中,中国学生在进入大学前可以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等方面胜过全球的竞争者,却在进入大学之后失去了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优势.

三、概念归属的中西割裂

批判性思维在西方理论体系中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从苏格拉底（Socrates）以提问为引导的“产婆术”［29］,到文艺复兴时期在宗教、艺术、社会学、科学、哲学、法学等各个领域提倡的以分析挑战为基础的思潮,再到后来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将批判性思维清晰的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30］,并由以杜威（John Dewey）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学派发扬光大［31］.长期的实践经验和有意识的总结,使这套研究方法早已深入西方理论核心.然而在中国,尽管有孔子的“温故而知新”,有朱熹的“格物致知”,有陶行知的“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奋斗,是探寻出路”［32］这些与批判性思维模式紧密相关的理论阐述,却鲜少独立明晰地构建出一个与西方相似的“批判性思维”理论体系.

近年来,有研究报告“批判性思维”之概念的含义被缩小,被归结为一个“西方概念”［27］65.毋庸讳言,西方经济的飞速发展,俨然奠定了西方理论知识的先进地位.而批判性思维这一概念早被西方学者所熟悉并不断深化,造就了一大批批判性思维活跃,敢做敢为的创新者.在中国,虽有与批判性思维相关的理论珠玉在前,但是“批判性思维”之概念,及其教育理论实践,却没有在知识体系内自成一派.因此,多多少少导致了“批判性思维”这一理论概念被西方学者狭隘地标杆化.部分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批判性思维的概念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理论的源头之一［33］,是一个特殊的西方产物,且与亚洲的传统理论并不相容［34］.至此,在国际教育中,可以预见的出现了批判性思维概念归属西方所有的倾向性.

有研究声称,推进中国留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旨在将“异质的观念”教授给“异域的学生”［35］,具体来说,就是将“西方的”理论概念介绍给不熟悉它的中国留学生.西方的学生则被认为是“已经拥有了西方批判性思维的经验”,故更容易在学业上取得成功［22］18.这里的批判性思维被建构成一个西方特有的表达方式.想当然尔,一些西方教育者认为自己需要负责将西方的批判性思维模式传交给批判性思维能力较弱的中国留学生［36］,以使得他们成为具有该项能力的人.在过程中,甚至出现了中国留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相关属性“与所谓的规范不相符”这类令人担忧的言论［37］.从这个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被用作比较不同教育文化的一种手段.通过确定某个学生比另一个学生拥有更多的在某个特定教育文化中通用的思维知识、能力和习性,来判断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高下.也就是说,一个中国留学生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和演练越接近西方所认可的方式,就越有可能被认定为批判性思维能力到位.这种带有西方归属倾向的批判性思维概念的使用,导致了以种族为中心的同质化的判断,造成了理论文化的刻板印象.

由于西方持有对批判性思维的概念理论和准则的“最终解释权”,有学者在研究中明确指出,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西方高等教育的差异教学和考核中处于不利地位［27］64.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留学生由于在基础教育中缺乏系统化、清晰化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锻炼,更是缺乏对“批判性思维”意义的充分理解,甚至导致他们有时在明明拥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情况下无法展示自己,或误认为自己缺乏该项能力.一些英语学者认为,中国留学生迷惑于如何用“适当的方式”进行“批判”,从而不由自主地担心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27］64.从这个角度上说,所谓的中国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原因,与他们“可能不知道某一特定的理论、概念、规范、术语等”有关［38］.因为他们在中国学习到的,可以帮助他们思考的知识及理论在这个新的学术环境中似乎并不通用.更糟糕的是,由于太过被“批判性思维”这一所谓西方概念牵绊,这些留学生们甚至也不敢采信于他们在中国习得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手段来帮助自己度过难关.于是,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大学环境下不知如何操作以显化自己在国内培养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又成为了一个新的衍生问题.

四、语言能力的中西割裂

在母语为英语的西方国家,英语以单语控制体系的姿态掌握了教育与教学评估的优先权［39］.中国留学生在西方高校中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理所当然地由标准化的英语测试来检验.这样的测试将国际学生英语以外的母语或者第二外语都无效化了［28］8.澳洲的一些学者注意到在当地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深知他们的英文水平受到诸多评论乃至批判”［40］21：由于他们英语能力上的不足,使得他们无法展示他们的真实所想,只能挑选在他们语言能力范围以内的观点进行表述,甚至因为自信不足,选择沉默.这份沉默加重了西方高等教育对这些学生的刻板印象［41］,使他们被动地成为了“缺乏批判性思维的,死记硬背的消极学习者”——而究其根本,此类对思维能力的指责,可能仅仅成因于英语语系的老师认为中国留学生“在语言上没有为他们‘以英语为媒介’的学习做好准备” ［40］21.有研究人员认为,留学生有限的英文水平已经成为了他们表达批判性思维的障碍［42］208.他们在小组讨论中经常保持安静,因此被看作“不愿意参与”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但事实上他们可能只是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感到紧张［42］208.有学者指出,英语水平的不到位使中国留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抗拒与英语母语的同学和老师进行想法上的交流 ［43］.有报告分析中国留学生们缺少流利的英语沟通能力,害怕被英语语系的同学或者老师负面评价,从而回避与他们进行有意义的互动［44］.这更加减少了他们操练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机会.

在西方大学使用的英语单语视角测评中,语言的钳制掩盖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实际水平.有报告指出,虽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本国的学习中获得了大量的学术知识,但此类知识并不总是能通过英语在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由特定的测试来充分评估［45］.单一的英语测评难以展示中国留学生真实的思维状态,以致于测评本身的有效性大大弱化.部分学者更是直观地表示,中国留学生是从进入西方大学才开始使用学术化、规范化的英语的,与在初高中教育中频繁接触此类英语的当地学生相比,对语言的不熟悉直接导致了他们考评结果的不理想［46］.

以英语单语视角评估留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英语国家的大学中普遍存在,这是可以预见的,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西方英语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引发了名为“国际化”实为“西方化”的潮流,英语单语主义也因此处于教育教学框架中的一个统治地位.在英语国家的大学里,学生面临的测试是以英语为唯一输出方式来展现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因此来自中国的学生“不得不承认他们根深蒂固的语言文化策略在此处的失效”［47］.英语单语视角的评估模式忽略了这些学生以母语为载体的批判性思维优势以及他们在母语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储备.

五、被阻碍的知识深化与圆融

到目前为止,本文列举了中国留学生在西方高等教育中,所遭遇的与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关的三种割裂,分别是思维领域的割裂、概念归属的割裂,语言能力的割裂.诚然,我国教育在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基础性培养上存在长足发展的必要.多数中国留学生经历过题海战术的洗礼,在课程知识的竞争上大多不落人后,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思维个体,在批判性思维能力及其表现手法的提高上,仍存在巨大的空间.然而,在我们为自己的不足检讨之余,也要看见这份检讨背后存在的隐患,也就是文中反复强调的“割裂”.本文揭示三种“割裂”的用意,在于质询批判性思维这一概念在所谓的国际化教育中所隐含的“距离感”.

“西方的、英语的”批判性思维和 “中国的、中文的”批判性思维之间存在的“距离感”,在文献,以及师生的意识形态中,引发了种种带有“高下之分”的割裂,使得非西方的思维知识,成为了一种“落后于”西方的资源.因此,可以预见西方学术在巩固批判性思维的正统地位时,更加将自己与非西方分割开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将自己定义为“非西方”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默认了这个词所附带的劣等感,自己对自己产生偏见,形成自我矮化,并加倍热衷于学习“新的、正统的”批判性思维.这就更进一步固化了双方之间存在的“距离感”,使得两者更加的分化支离.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中国留学生在西方英语的高等教育环境中成功地学到了新的知识点和新的思维模式,这些新的信息量也难以和至今为止存储的中文文化信息桥接融合起来.将信息进行有意识的中西割裂势必阻碍知识的深化,使之成为一种轻重量的信息.比方说,在邓肯(Kathy Durkin)的研究报告中,记录了中国留学生对他们在英国大学习得的批判性思维的态度［48］：

等我回国之后 … 也许这个能力会逐渐消失吧.如果不像在英国这样做学术研究,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我就不动用这份能力.批判性思维可以“进化”,也就可以“退化”.

对“西方的、英语的”批判性思维的单向学习无法推进以广阔的文化意识和人文态度为基础的深思熟虑.简单粗暴地对批判性思维的范围、概念以及语言进行两极化的“割裂”,恰恰违反了批判性思维的本来意义和目的.故“割裂”不论之于学生本身的个人能力,还是中西方知识体系的推进,都是起到反作用的.由于来自多样文化的多元信息之间的连结被割裂,使得本来在这些支离的知识点结合后能够产生的巨大可能性和深意被动消失了.然而批判性思维的诉求,尤其是国际化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的诉求,应该是不被思考模式、理论知识和语言习惯之间的差异所震慑,反而更加积极地去寻找他们的关联性.通过合理创新的连接,达到信息互通以提高信息的使用率,创造新的,更符合情景的思维知识.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49］.这一番学术态度,应该是学术交流的基础.不论是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异域学习,还是将西方异域的批判性思维引入中国教育,我们所需要的始终是一种平视的目光,以模糊化专设的“西方”或“中国”的批判性思维模式,积极启用和融会贯通新旧知识以推动批判性思维的创造力.同时,西方英语的教育者也应被鼓励更多地重视中国留学生已习得的信息资源,主动邀请他们以此为基础发挥特长,也就是扎实的中文思维模式及语料知识,与即时的学术环境相结合,呈现出一个具有多样性特色的国际学生的思维画卷.毕竟,批判性思维的态度主张即是知识体系的不断碰撞、破坏与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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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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