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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山《一家巷》父亲、劫难、我
欧阳燕星
一
也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知名的文化人了,我的父亲欧阳山,是一个写作七十余年的资深作家,一个在“”前后被全国批判,被打倒了十五年之久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也是最后一个以顾问委员这样几乎是党内最高政治地位谢幕的革命文学家.也许父亲不知道,也许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有多敬重自己的父亲.只是他太有名望了,以至于我很早就明白,无论我多么努力都不可能超越他.说真的,“欧阳山的儿子”,已经几乎是所有人对我唯一的介绍和认识.从我出生,直到现在.
对父亲最早的印象,可以回溯到1952年的夏天.依稀记得,晚上我很早就睡了,可是半夜就被很多大人们大声说话的声音吵醒.忽然我听到父亲在叫：“星星呢？星星在哪里？我要去看看他.”“睡觉了？哪有这么早就睡觉的……”“我没醉,不用扶我”……
我突然觉得很害怕.我不但醒了,而且钻进了自己的床底下.后来父亲进来,他还是找到了我,把我抱起来,用他的胡子扎我的脸.我闻到他满嘴的酒气,又挣扎着重新钻进了床底下.
这就是我的父亲,爱我,但是爱得很粗暴.
从那一刻起,直到他永远都不会说话了,时不时地,我就得听他大声咆哮.他还非常有道理,他说：没脾气怎么做男人？不喝酒的,那叫文人吗？
父亲的体型性格还是保留了外省人的深深印记.他祖籍湖北,还是婴孩时就被卖到了广东.他骨头很粗大,非常有力量.我小时候一直很调皮、贪玩,时常旷课.雨天放学去玩水、抓虾,不是丢了雨伞,就是掉了一只鞋.父亲发起脾气来很凶.我的记忆里,他最后一次打我是初中一年级.挨打以后我会悄悄诅咒他,“让你写的书一本也卖不出去”.被打骂多了,我也有经验了,在他骂我的时候,我会鼓励自己,明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父亲从十七岁就发表文艺作品,是“左翼”的革命文学家.从上海“左联”,即“左翼”作家联盟,到抗战时期的重庆、延安.他曾追随鲁迅,鲁迅出殡的队伍里他是殡仪举幡的.在延安的时候,在政策研究院任文艺研究室主任,参与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许多调研工作,其间受到的多次约见和书信指导.之后,他写下的长篇小说《高干大》,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是延安文坛上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
父亲其实是个多产的作家,写作时间从1924年开始,一直跨越到2000年,年年有作品.仅以中长篇小说为例,1920年出《玫瑰残了》《桃君的情人》《你去吧》,1930年出《竹尺和铁锤》《单眼虎》《崩决》《鬼巢》《给予者》,1940年出《战果》《高干大》,1950年出《前途似锦》《英雄三生》《红花岗畔》,1960年出《三家巷》《苦斗》,1970年出《柳暗花明》,1980年出《圣地》《万年春》,1990年代垂暮之年,仍然写下了一百一十五集的《广语丝》.晚年的父亲腰完全直不起来了,眼睛也蒙眬不清,无法辨认文字,只能依靠录音来写作.这一切,应该就是他七十多年牢牢钉在座椅上爬格子写作的结果.
父亲一生基本上只写小说,共出版长、中、短篇小说集超过五十部,写下了一千万字以上的文学作品.他自己说过,以数量而言,他写的比巴金都多.父亲曾不止一次跟我说过,文学离不开政治,你想作品有影响力,就应该生活在政治中心.可是我的父亲,一路从政治中心走来,为何又愿意离开北京呢？我问过他,他说他想远离政治漩涡,只想专心著作.我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运动不断,外部又被敌对势力包围.血与火中产生的政权,几乎用了三十年才远离了.如果留在北京,即使不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风暴中倒下,他也写不出一部又一部的长篇小说.
我父亲是个革命者,这毋庸置疑.他推崇现实主义,严肃文学,忠实于生活.当然,也加上了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我承认,政治性强的文学作品,不可能长期为多数人所接受.如果父亲只写人性,写爱与死亡,我相信,以他的写作技巧,作品绝对更加不朽.
作为一个认真的文学作者,他大部分时间受批评批判.他虽长期担任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化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但他不曾整人.我在整个青年时期非常苦恼,我不明白,为什么全国人民都很“左”的时候,包括“”和“”前,我的父亲却是“”（不是真正被划为“”）,而当全国人民都向钱看,“右”得连革命先烈们都几乎要从人民英雄纪念碑里跳出来的时候,他却成了“左”王.快将淡出人生了,我才醒悟：世界上原来有一种东西叫坚持.年轻时就有抱负,认定一种信仰,终生为之斗争,无怨无悔,不曾有过一丝动摇,直至弥留之际,那是一种何等的问心无愧,那是一种真正的含笑九泉.即使并非一贯正确,像父亲这样坚持信仰、踏实苦作,我也只能是由衷地敬佩.我为我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
小时候我们家一直住在广州文德路69号,也就是省文联和省作协的办公所在地.那里有我很多童年美好的记忆,那里有宽阔的阳台,还有宽阔的操场.当然了,人长大了之后再回去看小时候的地方,会觉得比印象中小了很多,那是因为小时候的世界不大,仅有的那些地方便显得非常宽阔.也许是因为“三反五反”,也许是因为什么运动,父亲决定离开办公地点,也没有接受省委分配的房子,而是住进了我母亲在中山医学院的宿舍.执信南路竹丝村9号西二楼,一个五十来平方米的小套间.当然,住不下住家保姆了,换成了钟点工.父母住了一个房间,我住了一个小房间.但在这里,我的父亲,在那个小小的睡房兼书房里,写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本书：《三家巷》,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的第一卷.
新中国的头十五年,尽管外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争,内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但在统一的大陆国土上,没有了内战,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经济文化层面也算是欣欣向荣、成就非凡.文学创作方面,除了散文、诗歌等,长篇小说,这一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类别,亦表现出一派繁华.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红岩》《青春之歌》《三家巷》《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深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小说.这里除了《红岩》属于传记文学,并且得到的组织学习之外,最为流行的应该是《青春之歌》和《三家巷》,两本书“”前的发行量均超过一百万本.要知道,那可是一个经济拮据的年代,算上图书馆和私人借阅,还有报纸连载,一本书只有个读者是很正常的事情.可见,一千万的读者群,着实是个不小的数字.
二
我父亲四十二岁才生下我,印象中父亲并没有怎么带我玩过,也许是因为忙吧,他从来不会和我讨论太多的话题,也很少去问我想什么.但是对于我的成长,他也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每次看粤剧或者电影,他一定带我去.我们几乎每个周日,都走路到执信南路口的东山电影院看电影.后来他还带我去省委五楼看内部电影,像《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这些名著,都是在那儿观赏的,记忆很深.马师曾、红线女、罗品超、郎筠玉、罗家宝,这些粤剧名角几乎每上一部新戏,我都会坐在贵宾席上看.那个时代的孩子能如此频繁接触戏剧电影的还真不多,这使我从孩童时代视野就宽阔起来.
第二件是文艺书籍的熏陶影响.大概是在十岁之前的一个暑假,父亲搬来一大堆书让我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七侠五义》《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等等.也许我还小,他没让我看《红楼梦》.看这些书的时候,我很多字都还不认识,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看.我当时觉得这些书好看极了,像《封神》和《隋唐》,里面的人物可以天灵盖打开,涌出一朵朵祥云,祥云中能祭出各种兵器.还有隋唐第一好汉李元霸,对阵的时候,从对方马上把人腰间一提,扔向半空,顺手再接住两腿,直接就把人一撕为二,谁见了不怕.看这些书籍让我如痴如醉,比上街找小伙伴玩耍还过瘾.
说到第三件,父亲还真是花了功夫.小学毕业前,他用了一个假期的时间,每一天亲自教我读汉语拼音和普通话.现在的广东人不会理解.当年的广州外省人很少,除了军区大院讲东北话的东北人,铁路局讲湖南话的湖南人,其他一般没多少外乡人.连学校里的老师,都是用广东话教课的.多亏有父亲对我的这一段教育,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一辈子讲起普通话来,几乎不带广东口音,拼音打字,从来不会被卷舌还是不卷舌难倒.
也许父亲还为我做了第四件事,但是这个我不能确定.父亲曾到我们广州市第十六中学做过一次演讲,也许这是他唯一一次到一个普通中学讲授文学.父亲把亲笔题了字的《三家巷》送给我的班主任.父亲连大学都没去讲过课,却到了我们中学来,这应该也算父爱如山了吧.自此以后,我得到了学校的重点培养.
五十年以后我才知晓,当时《三家巷》已经在广州家喻户晓,我们同班同学很多都看过这本小说.其中班上就有些女同学,背地里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周炳,这是小说里男主人公的名字.不但如此,她们自己也纷纷对号入座,以小说里漂亮女孩的名字,如区桃、陈文婷、胡杏等,作为自己的外号,真个是小女孩自比书中人物半娇半嗔.可惜当时的我,一心一意只想当个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是的,那时候的我,自豪无限信心满满,尽管略有羞涩,还是春风满面.有一天,一个不认识的高年级男同学,突然在操场上拉住我问,你真的是欧阳山的儿子吗,你真的是那位写作《三家巷》的欧阳山的儿子吗？临了还喃喃自语,应该不可能吧.同样的情况,在报纸刚开始辩论《三家巷》是“香花”还是“毒草”的时候,也曾发生过.两个不认识的同学,走到我身边,对我悄悄说：我支持《三家巷》,你父亲好嘢.
还很小的时候,我就以一头自然卷发被很多人所熟知,不认识我的人也知道有个卷毛仔.刚进初二,我还未满十五岁便入了共青团,担任了整个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少年时期的我,几乎成了公众人物,一再得到关注.然而对于父亲,我依旧是又怕又敬重的.
三
1963年的初中二年级是喜忧参半的一年.第一学期我入团当了干部,但第二学期开始,广东的文学界已经在貌似争辩的形式下,逐渐开始了对父亲作品《三家巷》的批判.
1964年5月,那边厢我父亲去阳江县参加“四清运动”,这边厢,广州的报界文坛,对他作品的批判已经悄然展开.好像又是共青团打的头阵,以青年思想教育的名义,以辩论的形式,在报上发表批判文章.《三家巷》是“香花”还是“毒草”？大概是这个题目吧.接着从《青年报》到各大报纸,说好的越来越少,再接着是批判者的地位越来越高,所有文人们都加入了批判者的行列,直至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亦发表实名文章,压倒性批判一直持续到“”的到来.
大“毒草”《三家巷》搞阶级调和、爱情至上,以小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少年.很快,这些结论就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再发展下去,有受害者诉说中毒之后曾为爱情自杀,《三家巷》便成了在用软刀子杀人.总之,这是一部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作,成了无可辩驳的事实.
我父亲没有检讨,也没有发表过反驳.当然,反驳也未必能发表.在家里,他从没有和我谈过他的作品,他永远不会改变他的高傲和自信.即便“”之后,他从来不像其他干部会对子女说,哦,你们受我牵连了.他从来没有这样的表态.他从来只是说,我是我,你们是你们,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表现.我影响不了你们.可是我当时只有十五岁,我最小的哥哥也比我大十岁,哥姐们早已离家而去.我独自一人,没有诉说和请教的对象,我浑然不知真伪,当整个社会压迫而来,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人、我该怎么办.
让我带大家看看我脑海里永世难忘的一幕.一天下午,教室里,某一节自习课,没有老师,除了个别睡觉的,同学们都在做功课.黑板的边上放着一个一人高的报纸夹,当年的报纸只有一张大纸,四个版面.面对同学们的两个版面,其中一个版面全版登载了一整篇批判文章——《三家巷宣扬的是什么爱情观?》标题的大字,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也能清楚看到.我们团支部的团员看得到,与我一起坐电车放学的好朋友看得到,喜欢我的那个女同学也看得到.我走到教室前,站在讲坛上,手心冒汗却装作若无其事,对大家说：请大家把手里的书放一放,我占用大家一点时间,传达一下共青团广州市委的一个学习文件,题目是《革命青年应该关心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文件的第一句就是,“最近,文学界开展了对长篇小说《三家巷》的争论与批判……”
没错,那个只有十六岁的团支部书记,按照学校团委的布置安排,站在了初二（1）班的教室前,面对全班同学,煞有介事地宣讲着批判自己父亲著作的文件.那就是我,欧阳山的儿子,欧阳燕星.我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吗？我只知道我无处可以躲避,心情何止是尴尬,提起什么罪恶的爱情观,简直让人羞愧.但当我把一切都做完了,我甚至暗暗觉得自己勇敢.懵懂之中,我甚至觉得是党教育了我,党给了我温暖和力量……
也许,那时候我们还年轻,思想和身体天天在变化,前面永远有无穷尽的新鲜感,我们只顾成长,顾不上忧愁,凡事很快便忘却.更何况,学校仍然把我当红人,我依然重任在肩.
1964年对父亲文章的批判,并没有在我生活中掀起太大的波澜.初中时期,那个幼稚的少年,只期盼这是父亲偶然犯的错.当年这叫什么？叫人民内部矛盾.假如父亲能改正,重新写出让党和人民叫好的作品,那该多好！当时的我,虽感压抑,却仍充满希望,只是我不知道,那已经是一个分水岭.
记得刚进中学的时候,我还主动和父母讨论过,将来我要干什么.我问父亲,我可以当一个作家吗？父亲说很难.他告诉我,文学创作不但很辛苦,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世袭的艺术家和专业人士很多,但父子两代都是作家的很少很少.他说,除了大仲马和小仲马,他也不知道还有谁.但是自从批判《三家巷》之后,我不过才十五岁,父子之间的讨论和思想交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不知不觉,我和父亲的思想距离逐渐拉开.也许他有自己的烦恼,也许他对我的爱是不想让我加重思想的负担.日常见面,政治根本不是我们的话题,甚至连我在学校的表现功课,也在话题之外.从那时候起的十五年里,我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扰,在那个讲阶级、讲出身、讲成分的社会里,我完全找不到身份认同感.我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究竟是什么.
之后发生的事情是社会温度在日渐一日地升高,文艺到“工农兵”中去,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用思想武装起来的“自我批判”.直到我发现了父亲抽屉中的一封“策反信”,我才发觉,不知不觉中,我的思想已经与父亲渐行渐远.
1966年5月,夏天快来了,我家对面流花湖里的青蛙叫声更大了,就在这样一个宁静舒适的初夏之夜,我却接触到了父亲的一个“秘密”,它让一个政治上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一个常年只接受正面教育的年轻人感到震惊,那个不可抗拒的大洞在向我招手,我没有力量摆脱它的召唤.
父亲的抽屉里有一样东西吸引我,那便是《人民日报》编写的内参.内部参考,是一种只供高级干部内部阅读的资讯资料,里边有一般报纸杂志上看不到的信息,我在父母离家的晚上到了父亲书房.拉开中间的大抽屉,却发现一个白色的信封赫然不寻常地放在了中间.好奇心诱使我打开并偷看了这封来信,一种莫明的恐惧和疑惑从此压住了我的心头.
信是父亲的一个读者写的,他说自己是一位国家农业部副部长的儿子,他深爱着父亲的作品,对父亲也万分崇敬.但他写此信的目的并非谈论文艺,而是要告密.他说,他从另一些高干子弟手中得到一份整肃名单,其中包含全国一百多位高级干部、高级军官、高级知识分子,全都是一些知名人士,他们是党准备整肃清除的人,其中就有我父亲.他请我父亲小心准备,好自为之.
偷偷地知道了有这么一件事,不敢和父母,不敢与任何人交谈讨论.我在心里暗暗祷告,只希望这是无中生有,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策反伎俩.也许是深信党吧,也许只是出于自己内心的希望吧,我越想越觉得这应该是一封反动信件.我唯有暗暗观察,可是我发现那封信一直在父亲抽屉里,并没上交.于是,我陷入更深的疑虑中,以至于怀疑父亲对党的忠诚.这种疑虑和恐惧,后来直接增加了“”中我给父亲写大字报的动机.
当然了,对比之后的揪斗游街、抄家,甚至人头落地、血染河山,这小小的一封告密信,也的确只是小事一桩.不过,我也很难表达一个无知少年在文化浩劫运动之前见到这样一封信所受到的心理冲击.
四
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再也没人提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了.这时候已经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讲的已经是“血统论”.
“破四旧”,抄家,很快就轮到了自己.一天,有人叫我到学校门口传达室去接电话.电话里是一个女生的声音,你是欧阳燕星吗？我们是广雅中学的革命群众,我们今天抄了你父亲的家,我们现在就在你家里,你有什么个人物品,现在可以回来拿走.
我早知会有这么一天,却依然惊魂未定,于是找到一个出身好的同班同学,和他商量.他说我应该回去,就陪着我回去了.
两个人骑着车到了德坭路,远远地看见自己的家,那幢三层楼的小洋房,早已不是往日的模样.无所畏惧的“红卫兵”,干起事来绝对是登峰造极.三层的小楼,全都挂满了巨幅的白底黑字大标语,内容自然是“打倒”之类.小楼的四面都挂满了,从楼顶一直拖到地面,几乎覆盖了整栋小楼,真不知道三楼和楼下的窗户黑成什么样.从远处看小楼像顶白色的帽子,或者,又因公园和菜市场的空旷,路边的小楼更像挂满祭文的山坟.我的心情复杂,很不情愿地接近这个地方,只觉得一派茫然.
进到屋子里,满地散落的东西令我吃惊,仿佛是战争,又似是地震,所有的柜子、桌子都撬开翻倒,衣服、被子、书本、文件随处乱丢,我母亲在角落里站着,应该是被押回来开门和当见证人的.母亲含着泪水看着我,走过来拉我的手,仿佛是求救.面对满屋的其他同龄人,那些得意洋洋的革命者,我甩开了母亲的手,选择了与家庭划清界线的姿态.我挑了几套衣服,拿上《选集》,毅然走出了家门.
我走下来之后,陪同来的同学还没下来.我站着等他时,最早给我打电话的女生却追了下来.她自我介绍说她父亲是在任的省委宣传部长,她还略微称赞了我的表现.我不知所谓,嘴里却说,家里还有党内文件,希望他们妥善处理.当时的我,言不由衷,想要表现出坚强一点儿的样子,心里希望的却是尽快离开那个地方.我的那位同学终于下来了,手里捧着一个沉甸甸的小箱子.原来这个无线电发烧友,在我家凌乱的现场,到处寻找铁锤、钳子之类,他之所以鼓动我回去,目的正是发一笔小财.
我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没有再回头看那小楼一眼.从此之后,从我离开广州去海南,甚至当完知青回到广州,我没有再踏进过德坭路,有事我也会绕过它走.直至那条路改了名,直至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这幢小楼,广州也没有了德坭路.我印象中的那个房子,那个曾经的我的家,记忆中永远像一座远处的空旷荒野里压满祭文的山坟.
与批斗会同生,但比批斗会更早出现的是大字报.父母单位的大字报栏,自然是我很想涉足的地方,我必须去观察局势,探听父母的罪名,以确定自己的立场.父亲的单位我平常也很少去,有一次想去看看,等到了门口,隔着马路看到大门里父亲正在扫地,我又掩面离去了.很快地,我已经知道一切全无希望,并且父亲的罪名已经在党的报纸上登载,成为铁板钉钉的事实.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哥哥,思想和北大学子一样,历来激进得很,他经常和父亲争论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的问题.有一天,我接到他写来的一封信,附有一张大字报稿,揭发父亲思想问题,让我抄好贴到父亲机关去,我也照做了.但是我还加进去了一段,把夏夜里偷看到的“策反信”的内容也加进去了,说父亲没有敌特来信.
那时候我不懂,人永远不要指望真的能够背叛亲人.不管你怎么做,你永远不可能和家庭划清界线,别人永远不会把你的血缘关系忘掉.聪明的办法,就是不管对错,都坚决和自己的亲人站在一边.“”后,我和父亲谈起过这封信,原来,父亲早已报告了组织,只是适逢乱世,组织上也不便追查,信就一直保存在父亲处.现在,你问我后不后悔背叛过父亲,我当然后悔.不过,可后悔的事太多了.青春无悔是骗人的话,多数人的青春,都是用后悔才换来成熟：后悔不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后悔热衷短命的政治,后悔天真相信他人……也曾埋怨父母为何不把复杂肮脏的社会现实,哪怕是早一点点告诉我个一二,可是我知道,生长在这样的一个文人家庭,一个党的宣传喉舌家庭,我能怎样？父母又能怎样？
五
比我年长十岁以上的哥哥姐姐们都在北方生活,父母又都在单位里被关进了“牛栏”,家中只剩我孤零零一人.我感到绝望,看着眼前只有黑路一条,耳边只剩下一个声音：改过自新,背叛家庭.这时候,广东省作家协会革命组织的一个头目来找我了.他是华南文学艺术学院的学生,是我父亲的学生,他跟我说,我能写大字报揭发父亲很好,现在准备在中山纪念堂开一个文艺界批斗欧阳山的千人大会,他们邀请我去参加并且准备上台发言.
贴了哥哥委托我写的大字报,我还能有别的选择吗？其实我也不会作别的选择,当时的我,是多么渴望党和群众给我机会,让我“继续革命”.如果在沉沦之中你发现了一根稻草,不,那绝对不是一根简单的稻草,那是你以为的尽忠报国,那是你以为与潮流与人群的重新汇合,那是党的召唤.周总理,彭湃,多少革命领袖不也是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吗？天知道我们受的是什么教育啊.
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去的,恍恍惚惚之间,我已经站在了中山纪念堂的后台上.透过背景幕,我清楚看到外面,三层观众席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外面的舞台似乎很大,我父亲脖子上挂着大黑牌、弯着腰站在台前的角落里,显得那么的瘦小.不断传来的发言还有父亲的答辩,在我脑子里不过都是一些嗡嗡声,我听不太清楚,也没留心听.唯有那不时传来的口号,声音很响,使我震撼.但是,几个主持人在后台一旁争议,似乎是时间安排不过来,一会儿说要我发言,一会儿又说取消,弄得我七上八下,不知是喜是忧.我突然害怕起来,心里暗暗希望时间不够,把我的发言取消.没想到,主持人在前面的麦克风上说,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某某的儿子欧阳燕星.
我快步走到前台,只看到半圆的观众席黑压压的,从地下到顶层,好似一个血盆大口张开在等我.我喘不过气来,觉得,周围一切突然变得很安静,好像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鸦雀无声的一刻过得很慢很慢很慢.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我知道人们在等我.我忽然就举起右拳,拚了命地喊了一声：打倒欧阳山！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呼应起来,之后,我字正腔圆地把我曾经贴的大字报稿重新又读了一遍……
第二天的《羊城晚报》为这个批斗会发了消息稿,也提到我的名字,不过只有十六分之一的版面大.从此,没有任何人在我面前提到过这个批斗会,包括我的同学、朋友、亲人.父亲也从没和我谈过这事.我印象里,当时的斗争会上,我们互相应该没有对视过,他低着头,我面向着观众席的血盆大口.真像是一场噩梦,仿佛现实中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六
运动的深入发展不光是超出了我的意料,它以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方向和方式发展.八次接见“红卫兵”,轰动全国的“大串联”,疯狂的“一月革命”和夺权,解放军“支左”以后继续分裂的派别斗争,“文攻武卫”,武斗……我和所有的人都一样糊里糊涂,但是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定位.
1968年初,绝大部分干部子弟的父亲已经倒台.我意识到了自己以往的愚蠢和错误,开始为我们的父子关系作出调整.受母亲的委托,我去探视父亲.他那个时候被警备司令部监护起来了.虽然运动的主要矛头已经不是针对这些人了,但是我依然没有能够见到父亲.我被允许送进去了一条,这就是全部.
1968年11月,我自己办理了户口迁出,到海南岛“上山下乡”去了.离开的时候没有任何人送行,父母仍然被.
成为了兵团战士以后,团政委在群众大会上公开点我的名,说是欧阳山的儿子都来了海南岛,你说有没有阶级斗争？就在我莫名其妙的时候,团政委喊我的名字让我站起来,说是我应该当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这一次,我没有理睬他,我清楚地知道,海南岛不再是中山纪念堂,我也只能自己教育自己了.
1971年2月,一个较为寒冷的冬天,我第一次从海南岛回大陆探亲.我陪着母亲,到广东省英德的一个茶场看望父亲.一家三口,准备一起过一个春节.我和母亲从广州坐火车到英德县城.在县城里,母亲给我买了件差不多要三十块钱的毛衣,也给父亲买了一件.这在当时是很贵重而且是十分实用的礼物了.然后,我们坐上了长途客车,才辗转到了父亲所在的“五七干校”.
虽说和父亲已是多年未见,看得出来,父亲对我们的到来非常高兴,但谈话也就是一般的问候、了解情况,显得既陌生又不太自然.当然,在那样的一种政治气氛下,旁边还坐着一个来监听的“熟人”,话也就只能是说那些.重要的是,彼此能见见面,甚至允许探视本身,就已经达到了目的,给当事人极大的安慰.父亲说,他虽已年过六十了,身体还好,给他的劳动任务也不是很重,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感到是种锻炼也很愉快.谈话就是这样家常,什么改造、感谢党之类的政治性话题,谁都懒得提,而那位负有监听责任的干部还不时插嘴,说我父亲身体好得很,晚上他们盖厚棉被都嫌不够,而我父亲只盖两床毛毡,一点都不怕冷.
在干校期间,我还曾经远远地见到父亲在劳动,挑着担子有点摇晃地走在山坡上.我们在干校只住了两个晚上,毕竟我们只是被斗对象家属,干校掌权的人也不让我们在一起吃个饭什么的,环境也实在让人无法久待.
再次见面是两年以后了.1973年父亲离开了被关被斗的环境,从干校调回了广州,虽然没有任何工作安排,也没有被解放,但实际上已获得了人身自由.回到广州之后的父亲,第一件事就是以身边无子女为由,把我的户口从海南调回了广州.我依然与父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979年父亲正式被解放.他要把《一代风流》的长篇巨著续写下去,可是眼睛已经不能看清字了.省委批准了给他配备创作助手,这个助手不但要帮他整理录音成文稿,还要给他念一些党内文件.刚好这个时候我的工作也并不称心,在我的主动要求下,我被调入广东作家协会,成为了他的创作助手,并且从生活起居上照顾他.
除了随我父亲去外地开会和出差,我每天只是在家里上班,我知道这很舒服,但这不是我需要的生活.我更加知道,不管我怎么努力,都只不过是替父亲工作,单位和别人不会了解我,我也不会得到升迁.没有人会留意和明白,我这样做内心却是一种救赎,这个岗位我一共干了七年,我用七年的工作从内心去填补曾经给父亲造成的伤害.也许我证明不了什么,也许连我父亲都不知道,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时间到了千禧之年,千年虫并没有出来作怪.父亲九十多岁的高龄,依然能在小花园里散步,能参加一些重大的会议,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没有停止,依然通过口述在写文章.我早已离开父亲身边的工作去从商了.商业工作无穷的新鲜感和挑战非常适合我的性格.我女儿念中学以后,我也搬离了父亲的家,但是在梅花村36号,依然保留着我的一个房间.偶尔我会去住一住,每次从外地回来,那里几乎是我到广州的第一站.十月的一天,我下了飞机就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告诉我父亲住进医院了.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是那么平常,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没有回梅花村就直接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在母亲说的床位见不到父亲,我打电话给父亲的秘书,见了慌慌张张的秘书,才知道事情来得十分突然.原来父亲已经从急性胰腺炎,一下子就转移到心脑衰竭.
我在ICU病房父亲的身边守候了四十多个小时,握着他的手,听他胡言乱语地讲政治、文化和工作.突然,他像一个健康的年轻人那样坐起来,再躺下去昏迷的时候,他讲的已经是日语、俄语和英语.我明白,他的内心世界已经回到青少年的学习阶段.三个姐姐没能从北方赶过来,我庆幸自己从飞机下来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我目送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把他从病床抱上了送往太平间的小车.父亲应该没有遗憾和痛苦,他彻底平静了.抱他的时候,我分外地感觉到了他的柔软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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