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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走出去：从输出到引领
“2003年之前,我国出版业版权的引进输出比是15∶1,贸易逆差严重,这反映了我国出版业国际化程度不高.经过十多年的文化改革发展,版权引进与输出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一直缩小到2:1.”政协委员聂震宁说.今年“”期间,本刊记者就出版“走出去”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黄友义（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和黄书元（人民出版社社长）,希望从他们的解读中找到一些可贵的开端.
“我们还没有在国际上处于引领地位”
对外传播：自2003年中国新闻出版“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们的出版业在走向国际图书市场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版权输出总量逐年攀升.您怎么看近几年版权输出大幅增长？其原因何在？
黄友义：出版“走出去”是一个大的话题,中国在文化“走出去”方面,步子比较坚实,早期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出版上.出版“走出去”既包括图书出口,也包括版权转让.以前我们是以版权引进为主,购买国外的版权多,输出版权较少,最早是外文局做一些版权输出,后来其他出版社也做,但量都不大.去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下简称：图博会）达成的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三千多项,引进不到两千项,输出和引进达到了1.6:1.国博会的版权交易数字很能说明问题.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原因有二,一是国外对中国非常关注,二是我们出版界在出版“走出去”方面也做出了很大努力.
聂震宁：对于版权输出总量的增加,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它反映出我国出版业原创能力越来越强,原创图书不仅在国内有了较好的市场,国外读者也开始关注国内的图书,这才有了中国版权“走出去”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说明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故事更感兴趣了.再一方面就是出版业加大了“走出去”的力度,在这项工作上有了比较大的投入.
黄书元：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出版社在出版“走出去”方面始终呈上升趋势.从最初的版权合作发展到了图书、实体全方位的“走出去”.人民出版社一直以“向世界介绍当代中国”为宗旨,介绍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主题出版图书版权输出的占比在65%以上.近两年来,我们有一大批图书（2015年和2016年的输出项目数分别是66和63）的版权输出到欧美、北非、韩日和俄罗斯等国家.如《中国开放30年》《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新常态》《人民币区研究》等一大批深入正面介绍和剖析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政治走向、经济动态等内容的图书及时准确地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关切.由于符合海外读者的需求,许多图书都取得了极大的影响.
对外传播：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出版物已经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强的影响力？
黄友义：当然,我们在版权输出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还要加强对西方主流国家的版权输出,不能局限于东南亚.其中的难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物质产品相比,人们对图书这类精神产品的需求不那么刚性；二是中西方之间的版权交易比各西方国家之间的版权交易难度大.西方各国使用的语言属于同一个语系,都是拉丁语系,交流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其思想来源、文明产生的背景都相近,易于实现文化内容的转换.而中国的语言、传统和文化以及中华文明的产生跟西方文化的特质截然不同,对于西方读者过于生疏,这对我们的版权输出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在版权输出方面,我们容易产生一种急躁情绪,总认为,我们引进了那么多国外的图书,而自己的版权输出进程却不够快.这其实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关.过去我们在经济上比较落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间不长,而文化软实力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有五千年文明,而具有西方基督教文明背景的外国读者不一定能领悟到中华文明的高深和美妙之处,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并没有那么浓厚.只有随着中国软实力的增强、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中国的治国理念和全球治理观的传播,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外国读者对中国的兴趣才能提高.因此我认为,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也就是中国出版“走出去”要获得真正的发展是在未来,目前还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聂震宁：版权输出数字的增长只是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很好的信息,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承认和重视.但我们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国图书的原创能力已经超过了国际上的许多发达国家的出版业,我们还没有像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在国际上处于引领的地位.
以学术著作为例,中国的学术在国际上开始有了一席之地,受到了重视和尊重,但不能说在国际上就具有引领地位.说引领,就是说成为国际学术著作出版的方向和标准,这个要慎言.再说文学出版.中国文学出版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可是在国际上是不是就形成了中国文学现象呢？应该说至今还没有看到.我们不妨来看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拉丁美洲文学现象,对于这个现象的价值、意义我们暂且不作评价,可在一段时期里国际上确实有过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拉美文学有许多优秀作品在世界上得到普遍认可和赞赏.中国的文学作品还没有形成“爆炸”吧？我们至今只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国际安徒生奖,还有两个雨果奖,那还算不上是纯文学的奖项.而拉丁美洲已经有两位数以上的作家获得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各种国际文学大奖.
“重要的是中国理念‘走出去’”
对外传播：那么,如何才能在国际上处于引领地位？
黄友义：除了文学出版物“走出去”,出版“走出去”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治国理念的“走出去”,其标志就是由会同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外文出版社以多语种出版的《谈治国理政》一书.这本书不仅回答了中国如何治理、如何发展,小康社会如何实现、怎么摆脱贫困、怎么建设开放文明和谐的社会等问题,而且该书还涉及了一些全球治理的观念,包括对世界影响深刻的观点和做法,比如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对非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对大国的外交政策.国外对于像《谈治国理政》以及类似书籍的需求是实实在在的.
我今年提交“”的提案也跟出版有关,我建议实施党政重要文献的外文同步发布.举例而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以后,有些外国人就迫切希望看到外文版,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大,中国的改革也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当时,我们没有同步发布外文版,但牛津大学的一位中国问题研究员翻译并公布了英文版.在一段时间内,外国人参考的都是这个文本,尽管由于译者对我国的基本国策不是很了解,该版本中有些地方翻译得并不准确.另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去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去年5月我在法国遇到法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委员会的外事委员会主任,他问我们是否有“十三五规划”法文版,并解释说他们正在讨论法国政府提出的新工业政策,需要参看中国的发展规划,以寻找合作机会.而直到去年年底我们才翻译出版“十三五规划”法文版.针对国际社会对党政重要文献外文版的现实需求,我们应该在发布中文版之前翻译出版外文版,我们有这个责任,也有文化自信把这项工作做好.
要实现出版“走出去”,还要争取让不同内容的出版产品“走出去”.这些内容要针对不同的国家.比如,像法国这类发达国家更关心我们的经济发展规划,希望跟我们对接；俄罗斯人可能关注中国的中医、中药；南美的读者或许更关心中国传统武术,来自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读者对我们出版物的需求不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内容就好比扇子,目前的起点在扇子把,外国读者的需求与我们的意愿在这里汇合,然后,由此出发,我们的路才能越走越宽.
聂震宁：对于引领问题,我们要理性对待.在学术上,中国学者、中国出版人不一定要一味地跟从别的国家.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在某些方面,我们也正在慢慢形成引领态势.比如,近几年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的国际书展上,中国多次应邀担任主宾国,如印度新德里国际书展、伊朗德黑兰国际书展等.当然这是我们主动“走出去”的结果,但也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们越来越感兴趣,关注度在提高.
我们不妨可以这样展望,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将来在文化出版方面成为其中许多国家的引领者,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要使得可能成为现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在学术上能否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国家提供思想、理论、观念,在文化上能否形成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共同认可的文化价值观,在文学艺术等文化活动上能否形成一些更有国际影响力的流派,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特别是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国家提供思想、理论、观念,这是很有可能的.国际思想界、学术界长期以来惟美国马首是瞻,许多国家为此忽略了对本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而事实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思想、理论必须深植于本国本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践,“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应当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一定的特色,这个特色就可能发挥引领作用.
“民间力量已在努力‘走出去’”
对外传播：近两年,中国网络文学在多个海外翻译网站引发阅读热潮,“走出去”势头良好.而网络文学海外输出的原动力——读者和译者都是民间粉丝,出版机构和版权输出机构均为民间网站.您认为我们的出版业在“走出去”方面是否应该更多地借助民间力量？
黄友义：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翻译网走红应该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过去我们做版权销售都是依靠国家所属的出版社,某种程度上是的力量在推动,而网络文学“走出去”依靠的是民间力量,某种意义上是自发的.其成功有多种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内容的国际化,并且小说的题材也是国外读者所关心的.当然,中国网络文学的快速增长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如今“走出去”的势头固然很好,但还处于起步阶段,这条路可以继续走下去,而且也会走得更加坚实,但它并不能取代传统图书的版权输出.
聂震宁：除国家所属的出版社外,民间力量已在努力“走出去”.比如,云南有个书店叫昆明新知图书城,它是全国最大的民营实体书店,在泰国、柬埔寨、越南、老挝等许多国家开有多家书店.另外,还有一家民营图书发行公司叫湖南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开办了一家对外出版传播公司叫人民天舟文化传播公司,主要由天舟公司派遣的人员负责经营.目前他们把出版经营的重点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铺开业务.民营的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在美国的出版也已经初见成效.
可以这么去想,民营文化公司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已经是我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当在出版“走出去”方面做出贡献.我认识许多民营文化公司的老板,他们都表示自己是有爱国情怀的,只要政府有需要,他们就会去做,赚不赚钱先不去考虑.这是很难得的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总之,多一些出版企业参与到“走出去”的阵营中来,总要比少一些参与要好.由于体制机制比较灵活高效的原因,民营文化公司在经营管理上要比许多国有出版企业来得更加灵活,如果国家加大对他们的政策支持力度,在“走出去”方面,有可能比一些国有出版企业做得要好.国内出版市场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到国际出版市场上同理可证.而且,民营文化公司参与出版“走出去”,还有利于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民间外交和文化交流,这将是更加生动的文化交流交融景象.
黄书元：人民出版社尝试了多元合作机制.去年我社与国内著名的民营出版上市公司湖南天舟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人民天舟（北京）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人民天舟”）,专门致力于“走出去”工作.目前该公司在摩洛哥的分社已成立,已雇佣当地员工展开工作.另外该公司在澳大利亚的选址设立分社的工作也在进行中.
今年2月,我们与人民天舟共同参加了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国际书展,在书展上举行了《屠呦呦传》阿文版首发式,许多重量级官员参加了首发式,反响很大,这标志着来自人民天舟的出版物正式进入国际图书市场.除参加书展外,我们还为人民天舟摩洛哥分公司选定了办公地点,该公司作为人民天舟北非分社将以中国主题图书出版为主.在书展上,我们与国外的出版商达成了多项版权输出协议.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大外交家周恩来》为例,我们在书展上将该书中有关周恩来与非洲人民交往的内容抽出来,与埃及和摩洛哥的出版机构达成了阿拉伯文字版权输出意向.
通过参加这次书展,我有两方面感受：一是非洲人民很爱读书,众多的参观者在现场找书看书；二是北非还是欧美的市场,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参展商都租用了很大的展场.以前,我们对非洲市场不够重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非洲市场,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打好思想文化基础.人民天舟北非分社的建立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将实施编辑策划、印刷发行“两头在外”的本土化战略,在摩洛哥出版符合当地读者口味的中国故事.这也便于我们了解所出版的图书在当地的销路和受众反馈,进而掌握读者的内在需求.而以前,当我们把版权交给国外出版商以后,对图书的销售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输出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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