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 跟武术家口述史范式的建构方面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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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家口述史范式的建构

郭玉成

（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武术家是武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是武术历史记忆的承载人.对当前武术家进行口述史研究,可形成民国至新中国以来以人（武术家）为本的历史记录,补充以往武术史写法以事件为主的不足；可建立武术家习武、从武的个人历史资料库,弥补以往武术史文献中关于武术家生活史、思想史等记录的不足；可记录武术家群体关于北京亚运会武术比赛等重要事件的历史记忆.范式研究由国际化正逐步本土化、中国化、学科化,并已进入口述史研究领域.基于范式理论、口述史方法、武术史现状,建构以武术家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范式,旨在推进中国武术的口述史研究,并提供方法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武术；武术家；口述史；研究范式；武术传播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520X（2018）01006305

Construction of Paradigm Research of Oral History of Martial Artists

GUO Yucheng

（School of Wushu, Shanghai Univ.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The martial artists are witnesses of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bearers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Wushu.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oral history of the current martial artists in order to form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rtial artists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supplement what has been missed in the previous history of Wushu. Wushu history database is hoped to be built on the basis of the artists’ personal experience, to take records of their lives and thoughts. Meanwhile,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martial artists of the important events such as Wushu competition at Beijing Asian Games can be recorded. Localized, disciplineformed oral history research paradigm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established. Theories, methods and status quo can be formulated.

Key words:Wushu； martial artist； oral history； paradigm research； Wushu communication

“述往事,思来者.”[1]司马迁以史明志,同时也道出了口述历史的价值.以口述的形式追忆历史,以口语化的形式表述历史,以口述者的经验与学识评述历史,让后人能从“人”的角度认识历史、了解历史、感悟历史,从而传承历史与其承载的文化,应是口述史研究者的历史责任.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家谱,那么,口述史研究是否可以作为百姓家谱,反映社会记录、民间历史,作为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也正是口述史研究者在努力实现的目标.作为一种新兴研究形式,口述史研究“有常规、无定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2].因此,口述史研究既存在本土化的问题,也存在学科特色的现实.武术家口述史研究就是基于此思考,探索基于范式角度、以人为本的武术口述史问题.

1武术家口述史的研究意义与现状

为什么要做武术家口述史？1995年著名导演、剧作家张骏祥先生接受口述历史采访,总共只持续了7分钟,他最后说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们做得太晚了……”[3].是的,武术家作为中国武术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承载了一个时期的历史与文化,记录和研究他们的口述历史,就是在保存即将逝去的武学著述.2015年,著名武术家蔡龙云先生逝世后,笔者给《新华文摘》的推荐信函中这样写道：“作为中国武术界的泰斗,蔡龙云先生的逝世带走了一个时代,但他对中国武术的贡献将永垂青史.”蔡先生是课题组确定而未完成的口述史采访对象,此外还有马贤达先生,课题立项之前有张文广先生、何福生先生、刘玉华先生等.武术家是中国武术史中的人物,他们的不断离世,带走了历史记忆与文化遗存,也对武术研究者敲响了警钟——“武术家口述史研究”开始得太晚了.但好在现在已经开始了,这应是对武术而言的时代价值和未来意义.

武术家口述史研究主要有三部相关著作.张文广先生《我的武术生涯》,记录了其少年立志习武,投身新中国体育事业,创建新中国武术学科,规范发展武术运动,期间的武术工作,改革开放以后编写武术著作、参加武术重大赛事、投身武术国际交流等；内容包括了个人生活史、专业史及民国至新中国以来的部分武术史[4].该著作以朴素的语言形式,自述自作,具有口述史成果的文字特点.李仲轩口述、徐皓峰整理的《逝去的武林——1934年的求武纪事》是带有文学特色的口述史作品,其中融入了李仲轩老人的个人生活史、形意拳专题史及民国以来传统武术的生存状态[5].该作品具有口述史研究的形式,运用文学写法处理口述史料,可读性好,但仍有学术研究缺憾.张路平的博士论文《蔡龙云武学思想研究》以口述史方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以口述史料为论据,论证了蔡龙云武学思想的“三观”（整体观、发展观、求实观）“六论”（道德论、教育论、学术论、技击论、艺术论、体育论）及蔡先生文武贯通、成为新中国竞技武术的开拓者、新中国武术教育的奠基人的历史叙述[67].以上著作已具有武术家口述史研究的基本特征.

2武术家口述史研究范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研究范式是与常规科学研究密切相关的术语,或者说,是常规科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间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8].因此,研究范式能够吸引一批科学研究的拥护者,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鉴.但是,研究范式并非一成不变,其在科学探索不断前行过程中也在不断进步.这里涉及到“以西解中”的问题,那么要对西方研究范式过度依赖、全盘接受,还是实事求是,根据研究需要进行科学化改造、合理借鉴呢？毫无疑问,西方理论对我们部分研究具有辅助作用,但过度使用,甚至盲目使用,是缺乏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的表现,既难以真正研究中国事物,也难以形成创新成果.对此,我国学者开始探讨研究范式的中国化问题.张祥龙教授就提出避免用生硬范式框架,把20世纪以来仍然流行的盲目西方化的硬性研究范式进行反省和转变,形成中西结合体[9].吴飞教授也认为,成熟的学术范式不是靠简单的国际接轨,需要对西方思想、中国现实和文化传统十分了解才可建构,并推动学术发展与进步.

“口述史”概念自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教授首次使用以来,其研究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快速发展.与其他学科一样,口述史研究同样存在范式转换的问题.学者王拓在研究“非遗”口述史时就发现,关于“非遗”口述史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没有形成普世、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10],这其实就是建构研究范式的问题.学者藏艺兵在研究民间歌手口述史时,试图建立一种研究模式,因为他发现需要有适用“各类民间艺人”的共有模式[11],这同样是建构研究范式的问题.建构口述史的研究范式,使之本土化、中国化,已出现专题研究.学者李卫民就试图冲破口述史理论研究的围城,赞成学者辛逸之要形成中国气派口述史学派的观念,以已有史学经验和口述史路径,根据中国口述史料经验,着力建构本土化的口述史理论体系,并形成学术专著[12],足见口述史研究学术范式建构的可行性.而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研究启动,及由此结集出版、影响巨大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十卷本成果[13],又为本研究“以人（武术家）为本”的出发点提供了实践依据.由此认为,构建武术家口述史的研究范式有意义且切实可行.

第1期郭玉成：武术家口述史研究范式的建构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第52卷

3武术家口述史研究范式的主体要素

3.1武术家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与时间范畴的确定

“武术家”“体育家”“教育家”词语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均未收录,但“家”有“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的解释[14].“武术家”未在《武术》《中国武术教程》等教材中界定,在《中国武术百科全书》《中国武术实用大全》中也未解释.“体育家”在《体育大辞典》中也未收录.可见,与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体育家一样,“武术家”存在于人们的普遍认知中,为大家所熟知,且以定向认识为主.康戈武在推广中国武术段位制工作中曾提出,“武术七段”可称作武术家,是较早对“武术家”含义进行的标准化认定.尽管没有概念界定,但“武术家”群体一直在武术研究者的视野中,如武术史专家林伯原研究近代前期民间武术家向城市移动带来的流派分化问题,涉及到“民间武术家”概念,并以“大刀王五”王子斌、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八卦掌董海川、形意拳郭峪生和尚云祥等武术家举例[15]；学者周群关注近代武术家群体的研究视角,涉及津门韩慕侠、三皇炮锤李尧臣、通备武艺马凤图、融汇形意太极八卦的孙禄堂等武术家[16].此外,还有关于当代武术家生存状态的研究,以及对针对某一位具体武术家的研究,等等.

关于“武术家”概念及标准界定,学者马卫平的研究具有借鉴价值.他在研究民国体育家时,对“体育家”进行了操作定义,认为“体育家”可以指个体,如马约翰；也可以指群体,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由于地缘、血缘、学缘等关系结合在一起,对体育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人群,包括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学者及其他相关研究人员；群体选择的标准,依据民国时期创办的《勤奋体育月报》刊载的60位体育家称为“民国体育家群体”.鉴于“武术家”概念的相对性和非标准性,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可以以中国武术协会评审认定的“中国武术九段”为“武术家”研究的主要群体；如果从“抢救、保护”的角度,以“权威、资历、年龄”为主要考虑因素,可以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于2010年聘任的首批18位专家张文广、蔡龙云、马贤达、习云泰、夏柏华、门惠丰、吴彬、张山、江百龙、邱丕相、庞林太、陈昌棉、杨振铎、梁以全、吕紫剑、刘鸿雁、陈顺安、康戈武等（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 武术字〔2009〕404号文件）作为武术家口述史研究重要群体,同时,可根据专业、区域、拳种等研究需要选择代表性人物或重要人群.

口述史研究是为了弥补正史中见物不见人的缺憾,以人为本,让活态的人走进历史,发掘历史文献中无法看到的深层文化、历史生活、活态思想,同时,口述史可以补充、补正、互证历史记录的重要事件,使历史更加圆满和充实.从目前在世的武术家来看,大多出生于新中国之前,从事武术实践、研究、工作于新中国之后,因此,从历史研究角度,所涉及武术史的时间范畴应以新中国武术史为主,同时涉及个别民国武术史事.新中国武术史方面,以武术大事件为主,同时与新中国历史一致,是新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开始习武、从武的武术家大多已离开人世,所以,口述史研究的重点只能以新中国武术为主,而完善这部分资料其实也是在做“抢救”工作.2014年,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编辑出版《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17],也是把历史亲历者、见证者的口述史料整理作为迫在眉睫、时不我待的工作来抓,这与我们研究武术家口述史的初衷一致,旨在把新中国武术史的“活资料”永远记录在历史中,让后人了解完整、生动的过去,以史为鉴,更好地走向未来.

3.2武术家口述史研究中重要历史事件及研究专题的选取

口述历史是以个人回忆的形式对重要、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再现或重现,是根据个人经历、经验、认识重建历史,包括国家史和个人史.然而,武术家在其武术生涯中经历的事情很多,哪一件值得进入口述历史的范畴呢？如果选择武术大赛,以武术家邱丕相教授为例,他曾经连续担任4届亚运会总裁判长,那么,哪一次需要讲述呢？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指出,“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18].武术的各类活动自然很多,这是为了推动武术的国内外传播所必须的,但并非全部要记入历史.国家层面的武术竞赛、社会武术、青少年武术、武术科研、武术国际交流活动每年有数十项,每周均有；省级层面的活动包括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等,每个地方也有数十项；县级以下的活动有多少已经没法准确统计了.在这些活动中,总有创新性、重要性的活动需要记录下来,若干年之后不断删减,在后人使用时就更少了.保存重要的历史信息,只能从现代人的角度出发,能否流传,需留待后人筛选.

根据民国以来的武术家年龄和武术经历,重要武术事件的时间选择可以近百年为时间段.研究形成“中国武术百年大事记”,为口述访谈做好前期准备.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遗忘是不可克服的生理现象.为接受访谈的武术家提供百年武术编年事件,有助于受访对象回忆自己的武术经历,与武术发展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回忆主线,建立个人与国家结合的口述史故事体系.针对民间武术家,要制订个人武术简史,从研究者的角度筛选重要事件,使受访者能够顺着主线回到过去经历的年代.因此,口述史与访谈法是不一样的,形式类似,内容和结果大不一样.当然,武术发展的百年回顾,只是便于实际操作,并非绝对遵从,研究者可以根据每个受访对象的实际习武、从武经历筛选其中部分年代的内容.但是从课题研究的总体安排考虑,时间段的选择要能够适合所有的受访对象,宽泛一些是合理的.

百年武术重要历史事件,可参阅武术信息、武术史书、专业武术期刊相关信息来研究制订.本文提出“中国武术百年大事记”的文献路径：1909年—1936年中国武术大事记,参考《中华武术》杂志2001年第9期“中国武术百年大事记”,并以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中国武术史》[19]为依据增删；1937年—1949年中国武术大事记,以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中国武术史》为依据自行整理；1950年—1999年中国武术大事记,参考中国武术协会网站—协会资讯—中国武术大事记—“建国以来中国武术大事记1950年—1999年”一文,根据需要增删；2000年—2012年中国武术大事记,参考“中国武术在线”网站中的“中华武术三十年大事记”一文,以中国武术协会网站等相关报道为依据,根据课题需要增删；2013年—2014年中国武术大事记,以中国武术协会网站新闻中心相关报道为依据,根据研究需要自行整理.

专题口述史研究需要以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为宏观背景,同时结合武术史的重要事件,或者某一时期民间武术的社会现状进行设计.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新中国口述史》,其内容涉及面较广,史料性较强,个人史较为突出,专题史涉及较少,大、中、小题目范畴均有.比如“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难忘经历”“首次访苏的铁路安全保卫工作”“反亲历记”“大跃进在安徽亳县”“杨尚昆谈庐山会议”“我参与指挥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中日邦交正常化亲历记”,等等[17].个人口述为主,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进行专题性研究.这是口述史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陈墨、启之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具有代表性,采访80岁以上的电影老人[3].成都大学与成都市川剧院联合组织的《川剧老艺术家口述史（成都卷）》项目,也是只采用了个人为主的口述方式,对30多位老川剧艺术家进行采访、笔录、录音、录像,记录了其表演经验、曲目的改进、人生的感悟等[20].武术家口述史研究,可在常规个人口述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即集合众多武术家的口述史料,结合文献记载,探寻重要武术史事的深层内容,如竞技武术套路的形成、竞技武术散手（散打）的试点、时期的武术、《少林寺》电影的拍摄、国际武术联合会的成立、天安门万人太极拳表演、散打职业赛事的发展、北京亚运会武术比赛、武术赛事的开辟、《武术》教材的编写,等等.从对历史深度解读考虑,围绕武术重要事件的专题口述史研究应是武术口述史、口述史领域的研究走向.

3.3武术家口述史研究的具体方法、史料处理及在专题研究中的史料运用

口述史研究进入武术学术领域时间不长,且尚未形成如陈墨先生的电影人研究的系统性、影响大的成果.所以,许多武术研究者对口述史研究方法与访谈法区分不清,甚至有人认为口述史研究的呈现成果仅是访谈内容,这其实是对口述史访谈的误读.毫无疑问,口述历史的建构主要是通过采访、访谈形式进行的,但是口述史研究有规定性的程式或流程.研究者在实施科研计划之前需专门进行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培训,明确口述史研究与其他武术研究的不同,涉及到法律问题、伦理问题和社会责任,在访谈之前需要与访谈者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授权书,明确访谈人与受访武术家的权利和义务,对不便公开的原始口述史料,要做好保密工作,签订保密协议,以免对受访武术家造成不良影响.武术家口述史研究,旨在抢救和保护有价值的口述史料,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有助于武术发展的学术成果.为此,需要学术的严谨、方法的科学、结论的客观,以为武术史研究提供宝贵的记忆和记录.具体操作时,研究者需要梳理近现代以来的武术大事,厘清受访者个人史、家庭式、习武史与习武经历,制订共性的中国武术大事记,个性的个人专业成长史,并在访谈之前交给受访者,之后进行预访,合理间隔时间后,预约进行正式访谈.正式访谈也不是简单的访谈,需要安静、熟悉,便于受访者的记忆回到事件所在年代,穿越时空,追寻真实的历史事件.

武术家口述史料获取后的处理十分重要,研究者需要甄别“叙事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同一事件的不同口述人往往形成不同的叙事结果,同一口述者针对同一事件在相隔几年或数十年后的复述有时也会有差异.因此,口述历史研究者需要从记忆的真实里发现历史的真实.学者程歗在谈到直隶、山东交界义和拳首赵三多的出身材料时,发现与其关系密切的传教士、当地知县、当地居民在不同年代的叙事比较细致,但却从“小地主”到“赤贫农”,差异较大.分析后发现是由于叙事人的特定位置和叙事的特定年代造成的,还有与赵三多的支持面和对立面不同,对史实不同方向的夸大造成的[21].课题组在做武术家口述史专题研究时,发现针对同一问题,不同专家所谈事件总体一致,只是每人经历的细节不同,可见采访的武术家都能较真实的回忆和叙述所经历的事件.比如针对一次亚运会比赛,张山先生与邱丕相教授的谈论的情况完全一致,只是作为官员和总裁判长的经历不同,谈的角度不一样；比如针对期间的武术情况,吴彬先生和夏柏华教授谈的情况也几乎相同.如果在研究中碰到同一事件的不同结果,可以与文献、报道互证；如果没有文献报道,可以根据是否是亲历者和见证者、何时和什么场合口述,及与被述人是什么关系等综合分析,以获得合理结论.

民国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武术进入快速发展期,以竞技武术为主,社会武术、武术科研、青少年武术协同发展,标志性、创新性的武术事件层出不穷,而这些事件又对后续武术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针对同一事件的群体记忆有助于立体呈现更加深入、更为真实的武术历史.比如竞技武术散打竞赛规则发展历程、竞技武术南拳体系的形成发展、传统武术的现代化过程等.武术家个人专题呈现个人特点,如吴彬先生与李连杰、门惠丰教授与太极拳、康戈武教授与段位制、张山先生与国家武术政策、邱丕相教授与《武术》教材、夏柏华教授与散打运动、王培锟教授与武术学科建设、习云泰教授与《中国武术史》、杨振铎先生与杨氏太极拳、陈昌棉先生与南拳,等等.专题研究则是众多武术家针对同一问题的口述,比如针对“北京2008武术比赛”,分别访谈,形成参与该赛事专家群的集体回忆与口述史料,研究时与文献记载、报道融合使用.当前口述史学界对文字呈现的要求是“真实与规范”,中科院熊卫民认为要“真或信”“美或达”,尊重史料和观点,同时,在客观基础上,使文意清晰,文字流畅[22].武术家口述史研究过程,要保存口述者头脑中的活的历史,要提供便于口述者回忆的适宜环境,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力求全真复原.在处理和使用口述史料中,要与文献互证、互补,超越文献,形成创新性成果.

4结语

武术家是武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是武术历史事件中的人物角色.武术家口述历史研究可以建立正史之外的鲜活史料库,可以补充武术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史实,忽略一般历史人物的不足,可以反映特定历史时期武术的真实社会形态和发展现状.但是,列入采访对象的武术家一般年龄较大,口述史研究的工作可以说在与时间赛跑,非常遗憾的是,在2013年着手研究之后,仍有列入采访对象的武术家离我们而去,包括武术泰斗蔡龙云先生,在我们扼腕叹息的同时,更督促我们加快研究的进度,提升了该研究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增强了研究者的动力,促使研究者们同心协力,用口述历史成果建立起武术过去与现在的事件联系.在国家全面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历史大背景下,武术口述史、武术家口述史研究现在迎来了发展的历史良机.

从口述史研究的现状来看,全盘引进与吸纳改进一直是共生共存的两个话题.随着口述史研究中国化、本土化进程的加快,特色化、领域化已成为当前口述史研究的重要问题.研究有法,而无定法.武术的口述史研究、武术家口述史研究均需建立基本的研究范式,以在遵循口述史研究规范的基础上,形成有助于推动武术口述史发展的基本规范.本文基于此思考,在借鉴已有口述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武术家口述史研究的实际与实例,形成武术家口述史研究的基本范式.这种范式可看作是“范式转换”.其实,在以此为“范式”的研究在本文完成之前,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在陆续发表,并有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这也是对本研究提出的基本范式的事实验证.总而言之,武术家口述史研究范式的建构,是在为中国武术口述史料库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以及理论和方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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