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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18481971：空间的主动时刻|读《巴黎城记》
特定的地点与时间结合在一起,还有社会关系与政治想象又是如何通过这样的结合而被启动”,“让空间处于运动状态,使其成为拥有真实生命的城市历史地理学”.
《巴黎城记》讲述的是1852—1870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城市史.哈维把这段城市史的起点延伸到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终点延伸到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社会主义的早期实验.在这两次失败的革命之间,巴黎经历了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大改造,创造了“现代性之都”.
在这段城市史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针,巴尔扎克（小说）、福楼拜（小说）、波德莱尔（诗歌）、杜米埃（漫画）、马维尔（照片）是线,哈维以澎湃的论调,辩证历史地理唯物论的笔法,洋洋洒洒穿针引线,编织成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全貌.他构建的体系如此庞大,一切你能想象的关于城市的语汇,帝国、铁路、下水道、信贷与地租、师徒制与大生产、百货店与咖啡馆、新贵族与外省人,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纵然哈维带有鲜明的观点倾向,任何人都仍能从中串联起足够的启发,并击节赞叹.
开启“现代”空间的大门
1853年,刚刚上台的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授权欧仁?奥斯曼男爵负责巴黎大改造,目的是为了要创造一座与整个西方文明相称的“帝国首都”.
作者深耕史料,详述了这场著名大改造的历程：中古的旧巴黎被拆除,数十条宽达百米的景观大道劈开中古巴黎的逼仄街巷,一座座大型公共建筑在景观大道上矗立起来,用工业革命的新技术构建起全新的、宏大的城市尺度,现代巴黎在废墟上诞生,彰显“帝国的华丽”；在城市外,巴黎通向全法国甚至全欧洲的铁路也风驰电掣般延伸从而连成网络,而它处于心脏；奥斯曼还以征税、援引禁止危害健康的法律,甚至直接拆除的方式,驱逐各类工业,尤其是有毒的工业生产,将市中心留给熠熠生辉的“金融与商业,以及急速增长的旅游服务业”.
奥斯曼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城市改造模式,其规模之宏大,执行力之强,表现出“与过去完全决裂”的意志,被称为“奥斯曼手术刀”.正是经历这次改造,今日我们所见那个充满魅力的“现代”巴黎才初具雏形：“歌剧院、戏剧院、大道、咖啡馆、纪念碑以及公园与花园,一个个看起来就像是城市织品上闪闪发亮的针线,为都市生活织上了意义的网,若没有这些东西,巴黎将黯淡无光.”
转动城市变迁的齿轮
但是,哈维的目标不是为巴黎浩如烟海的赞美诗增添一首.在他的叙述中,历时17年的奥斯曼改造不被认为是光荣履历,而是一次“将巴黎开肠剖肚、重组城市的血肉组织”的历程,不是一次简单的空间美化,而是一段空间与社会互动的壮阔历史：大改造塑造了全新的空间关系,它与工业革命革新的生产模式、商业发展促生的消费景观、威权统治促成的金融革新、底层斗争形成的生存策略精密咬合在一起,螺旋着推进历史的进程,甚至对城市和社会的命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资本与权力的彰显
景观大道首要的政治意义在于彰显“帝国的华丽”,而更直接的好处是,开阔笔直的大道彻底改变了狭窄街道所暗含的“革命基因”：它破坏了巴黎长久以来的街垒革命传统的空间基础,也扫除了军队和武器长驱直入开展军事控制的空间障碍.
大改造更暗合了资本流通的诉求.城市内笔直开阔的景观大道,城市外不断延伸的铁路网,这两者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事物,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触角.通过铁路网和道路网,奥斯曼动员了资本流通的力量,缔造出空间联结的新世界.道路和铁路延伸联结的直接结果是,一场即将显现的经济危机得以消解：通过城市外的交通网触角,巴黎开始享受全球市场红利,不断加快生产和流通的速度；而城市内的庞大公共工程也提供了充足的需求,从而吸收了大量剩余的资本与劳动力（“到1860年中叶,巴黎的就业人口中超过五分之一投入于建设工程.”）.这是资本主义空间修复（Spatial Fix）的经典路径.
阶级的变迁
企业的空间迁移不是机械的物理位移,它激发了更多产业组织的变化.1848年前,“前现代”的资本主义工业形式是小企业、家庭作坊、手工工业,超过一半的制造业雇员少于2名,“很难区别谁是老板谁是员工”,“几乎不可能构成强烈的阶级对立”.而到1870年,被迫迁往市郊发展的企业面临更低的地价、更大的市场、新技术的演进和新信贷体系的筛选,而日益有扩大规模和增加技术投入的趋势.
劳动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随之转变.大生产带来精细化分工、专门化劳动和层层转包,又使得工人的劳动日益“去技术化”：绝大多数纯手工业者消失了；技术工人被组织进了更为精密的大生产体系；移民和妇女涌入劳动力市场,降低了劳动的技术门槛.新技术和新产业组织消磨着手工劳动的高贵性,劳动者的地位日渐式微,贫富差距不断加深.
“折叠巴黎”
市中心的拆除工程、土地市场的地租竞争、工业企业的向外迁移,都使得工人群体从市中心分散,在市郊、在远离控制的地方形成了专属的贫民居住区.改造后的巴黎变成了“老巴黎,奢华者的巴黎”与“新巴黎,贫穷者的巴黎”,这两者之间的空间分野和阶级分野不断加深.
哈维引用巴尔扎克的论述：“四点钟.另一个巴黎醒了,工作的巴黎.两座城市几乎互不相识,一座在正午起床,另一座则在八点休息.他们很少正眼瞧过对方……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感情,他们是两个民族.”
咖啡馆里的风暴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今天是小资生活代表的咖啡馆,在那个年代却扮演了酝酿革命风暴的场所.
因为外省人的涌入,市郊贫民窟加剧拥挤,“空间的缺乏迫使大部分的社会生活必须转移到大街上”.而咖啡馆正是“对工人的生活来说是最稳定而可接近的空间”,因此成为“构成与表达工人阶级意识与文化的炉灶”以及“集体政治骚动与意识形成的中心”.
1871年,普法战争点燃了巴黎公社的导火索,哈维却将真正的内因归为这十几年大改造所积累的劳资阶级对立.这些咖啡馆的空间内所碰撞出的抗争意识,则一定是革命的助燃剂之一.
结语：空间的“主动时刻”
在哈维笔下,奥斯曼的巴黎大改造是一次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把一刀两断的手术刀,将巴黎与过去的空间决裂,更开启了巴黎一连串变革的隐秘之门.哈维在这本写作30年的书中展示出来的是,“空间”在历史叙述中、在城市史研究中如此立场清晰地“在场”,显示出它的“主动性”.它不是中立静止的容器,也不是单线程的结果；它不是决定性的,但更非无足轻重；它和政治消涨、经济发展、社会演进、技术变迁裹挟在一起,共同促成城市的历史进程.
这是哈维所说,“空间关系的重塑和空间规模的转变,就都市进程来说是主动而非被动的时刻”.而这也正是地理学充满魅力的时刻.
（本文图片和文字由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陶栋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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