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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的三座里程碑
国学即国故之学,即属于过去的固有之学,著名学者李学勤指出：国学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非常的广博,非常的复杂,可是在国学里面它有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学.从历史上看,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董仲舒是儒家学派的经学大师、朱熹是儒家学派的理学大师,作为不同历史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体系形成了儒家学派的三座里程碑.
孔子：使中华文脉得延绵不断,孔子之功大矣
有人曾这样评价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孟子则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即圣人中识时务者.孔子的学说不仅符合春秋末期的时代要求,而且奠定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基石.
根据孔安国对上古文献的解释：“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由于文字发明替代了远古的结绳纪事,产生了文字符号作为载体的典籍；所谓“坟”其意为大；“典”,其意为常；“索”,其意为求索；“丘”其意为聚,把九州的出产,风物都集中加以记载.
同时《诗》《书》《易》《礼》《乐》《春秋》作为“六艺”,是当时上层贵族子弟学习的典籍,春秋时代还没有常规军,官制没有文职武职之分.各级官吏平时治理平民百姓,农闲时教民备战,战时成为领兵的将领,与此相应的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也是文武兼备的,“礼”“乐”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指导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书”“数”传授的是自然科学常识,“数”不仅包括数学和算数,还包括天文、历法；“射”和“御”是军事教育,射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一般赶马车叫“仆”.《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是说孔子去卫国,坐在冉有赶的马车上；《诗经?车攻》“徒御不惊”,这“御”指的驾驭战车.因此“六艺”教育培养的是文武全才的人才.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式微,诸侯坐大,根据《史记》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战国250年之间,发生大小战争220多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导致了贵族最底层士的崛起,齐孟尝君食客数千人,无贵贱；魏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亦若是,这些食客既是他们罗致的士人.与此同时私学应运而生,孔子、墨子、荀子、鬼谷子以至孟子都是开设私学的代表人物.
据司马迁记载,孔子作为大教育家,“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记为七十二人,《仲尼弟子列传》记为七十七人）,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这叫有教无类,是孔子遵循的教育理念,孔子“学而不厌”,向老子请教礼,适周问周礼,适齐向齐太师问音乐.有人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事实也是如此.《礼记?射义》记载,孔子领着弟子去演习“乡射礼”,孔子不只亲自下场示范,指导射箭的要领,并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当孔子示范射箭时,“观者如堵墙”,可见孔子射艺之精.鲁哀公狩猎,打到一只异兽,谁都不认识,找到了孔子,孔子说,此兽名曰麒麟,可见孔子之博学多能.孔子因材施教,“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中等以上资质的,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原因是告诉他,他也不明白.所以孔子弟子三千人中,身通六艺者才七十多人.子贡闻一知二,颜渊闻一知十.对孔子的教育,颜渊曾感慨万端地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孔子的道,越抬头看,越觉得高；越用力钻研,越觉得深,看着好像在前面,忽然又到后面去了（虽然高深和不容易琢磨）,然而夫子善于一步一步诱导,用各种典籍多方面丰富我的知识,用各种规矩约束我的行为,使我想停下来都不行.既竭尽了我的才能,似乎能够独立.至此,就是想跟踪,也无从着手了！最得意的学生都这样认为,孔子教育水平之高可知矣.
孔子不仅是大教育家,也是大学问家.虽说《三坟》《五典》等书早已失传,但其思想仍为先秦诸子所继承.《诗》《书》《易》《礼》《乐》《春秋》作为古籍,记载的是先王之道、言行和事迹.《郭店楚墓竹简?语从一》对其内容做了阐释：“《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恃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虽说孔子“述而不作”,但他“目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不一”,于是搜集整理《礼》《乐》《春秋》《易》《诗》之旧章,古诗原有三千多篇,孔子删为305篇,《春秋》本为鲁国的史书,孔子加以修订,《易》書中的《八索》予以剔除,将六书编订为儒家的“六艺”,使中华文脉得延绵不断,孔子之功大矣.
学者高培华认为,正是由于孔子收集整理古文献,“以述为作”传授给弟子,弟子又散居四方,继续研究和传授,中国文化教育的内容才得以丰富和发展,从而奠定了教育进一步专业化的基础.中国教育文、武之分化正是建立在从孔子、孙子开始的文教、武教基础之上.以孔子、子夏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和以孙子、吴起为代表的武家,分别从这两个源头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代奉孔子为“文圣”,奉孙子为“武圣”,不是没有原因的.
应该指出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当时仅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诗》《书》《易》《礼》《乐》《春秋》当时只是“六艺而非《六经》.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建立了儒家学派.《汉书?艺文志》指出：“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
《论语》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的言论汇编.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将孔子的言行和几个弟子的汇集在一起.汉代初年,形成了《论语》的定本,蕴含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主要以政治、伦理为主,也涉及教育、哲学等多个方面.《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也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持久影响的典籍.孔子认为：“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意思是：“尧真是伟大呵,天最大,只有尧能效法天,他对人民的恩惠浩浩荡荡,百姓简直说不出他是如何的好.他的功业太伟大了,他的礼仪制度真是光辉灿烂！”孔子还认为“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说舜和禹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为百姓操劳,一点也不为自己.
孔子推崇尧舜伟大的原因在于他们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福利.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故曰：“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作为主体内在的意识,“仁“是由自我决定的,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为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则是“仁者爱人”,人必须具有恻隐之心,具有宽广的胸怀,别人痛苦,你也感到痛苦,别人快乐,你也感受到快乐,这是出自一种爱心,既自爱又爱人,既自尊又尊人,孔子还进一步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要能站得住,也要别人能站得住,自己要办事行得通,也要让别人办事行得通.儒家的“理”是要把仁爱的精神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自己周围的人,爱所有的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论语?梁惠王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爱自己的亲人,进而爱人类,爱草木鸟兽,爱自然万物.所以仁者把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推广为“天人合一”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9月,地点美国芝加哥,出席世界宗教大会的几千位宗教领袖或代表,签署了《全球伦理宣言》,其中一条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加强沟通和对话,彼此尊重,是调整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群族与群族、宗教与宗教必须遵守的准则,也是解决人与自然对立造成生态危机的有利信念.
孔子一生追求完美,为了追求知识上的完美,十有五而有志于学,每事问,创立了儒学；为了救民济世,主张为政以德,奔走各国,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为了儒家的发展,收三千弟子,有教无类,诲人不倦；为了追求人格和道德上的完美,“吾日三省吾身”,他认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司马迁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想望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马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己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的《宣言》中声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2500年前孔夫子那里寻找智慧.”两千多年来,中国需要孔子的智慧,世界的未来也需要孔子的智慧.
董仲舒：使儒学上升为国家层面主流意识形态,开创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统
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求思想与文化统一.秦灭六国,丞相李斯上奏,建议秦始皇采取强硬的措施,“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书《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焚书坑儒即这一文化专制政策的恶果.
西汉王朝取得了政治上的稳定与经济上的繁荣,统一思想的课题再一次提了上来,有着西汉孔子之称的智囊人物董仲舒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与李斯的文化专制相反,董仲舒更高明,不只不再焚书而且所说的孔子之术,即孔子的学术,所说的六艺即诗、书、易、礼、乐、春秋.他以孔子的儒学和诗、书、易、礼、乐、春秋为标杆,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找出了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专制政体相吻合的文化形态,这一独尊儒学的主张不仅被汉武帝采纳、推行,而且一直到清朝两千年间都予以贯彻始终.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使得百家中的儒家取得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中的主流,把原来并不专属儒家而经孔子改造过的“古之道术”诗书易礼春秋（乐已亡佚）提高到经的地位,尊崇为五经,到了东汉又增加了《孝經》和《论语》合称“七经”.
“经”的本义是指纺织时纵向的经线,在纺织中它贯穿始终,是不动而静的主体,纬线则是往来穿梭的横线,故此“经”具有恒常纲领的性质.和纬书及其他的书相比,经书不是一般的书,而是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的纲领性典范性的书.
西汉立五经博士并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天下士人无不以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为旨归,形成了二千年盛行的儒家经学传统.以治《春秋公羊传》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写出了著名的今文经学《春秋繁露》（今传本十七卷八十二篇）提出了“君人者,国之亢,发言动作,万物之机杼,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皇帝是国家的元首,居于社会中心枢纽地位,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治乱.
《春秋繁露》还提出了“君权天授”说.《为人者天》指出：“唯天子命授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必须秉承上天的意志,替天行道,管理好社会,不能为所欲为.“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謂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必仁且知》）这就是说皇帝做了坏事,天先用灾异来预告,如果坚持不改,那么天就会使他灭亡.因此天人感应说实际是专为皇帝特制的枷锁,用神秘的天规范皇权.
董仲舒上承孔子、孟子、荀子,下启宋明理学,使儒学上升为国家层面主流意识形态,开创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统,因此,董仲舒是儒家发展史上继孔子之后的第二座里程碑.
朱熹：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指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从中唐开始,面对佛道两家强势的冲撞,以韩愈为首的儒者开启了重树儒家主体地位为目标的儒学复兴运动.到了北宋,称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程瑾、程颐、张载都俱有儒学复兴的自觉意识,南宋的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理学建立的是以“天理”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人伦者,天理也”,人伦提高到天理的高度,外在的伦理规范转化为内在的精神欲求,汤一介称其为“内圣外王之道”真正道出了理学的真谛.处于论理学上的“自律”,形成的是诚意—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丰功伟业.
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完备的儒学体系,体现了宗法社会国情的实际.朱熹从《礼记》中抽出了其中的《大学》《中庸》加上《论语》《孟子》合成《四书》并为之作注.应该说真正把儒学变成意识形态,主要靠的是《四书》,使儒学从学术层面深入到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中来.
《大学》开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朱熹认为是理学的三纲领.古代八岁入小学,学习“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的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正人”的学问.“明明德”前一个“明”字是使动词,即“使彰明”也就是发扬、宏扬的意思,后一个“明”字是形容词,“明德”即光明正大的德行,“亲民”,程颐说“亲”应理解为“新”,即革新、自新.“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至善”,为最完善的境界.因此“大学”精神体现的中国宗法社会家国一体的原理和儒家伦理政治的本质.
《中庸》的“中”指心中,内心之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一个人还没表现喜怒哀乐时心中是平静的,不偏不倚的；“发而皆中节,谓之中和”喜怒哀乐总是要表露出来,表露出来要有节制,无过不及.人人都达到中和的境界,整个社会都会心平气和,形成和谐社会,天下也就太平了,这就是“中和”,这种“中和”也就是中庸,有人说：“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这一理解应该是确切的,所以《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底下普遍遵循的规律.进入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就其位,万物的生长也就繁茂了.
《四书》还包括《孟子》,宋代以前,《孟子》是和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并列的诸子之一.《孟子》一书还没有进入“经”的高度,朱熹将《孟子》列入《四书》并为作注,极大的提高了它的地位.皇庆三年（1313年）至延祐二年（1315年）元仁宗恢复科举,明确规定程朱理学是取士的标准,诏以朱熹《四书集注》以试士人,读书人不仅要背诵《四书》正文,还要背诵朱熹的注释.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诏令翰林院学士胡广、杨荣等人篡修《四书五经大全》,以往注疏一律作废,并颁行于学宫,成为教学和学子学习的样本,影响之后的数百年,从此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范式.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说的就是有了这部指定的《四书五经大全》作为考试用书,天底下的读书人就不需要阅读其他的经史著作了.
宋代儒学的复兴和书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根据统计当时有七百二十多所,其中,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地位最高,被称为四大书院,这些书院以其独具特色的办学机制,成为其他书院仿效对象.首先,书院把理学的传播和发展作为指针带动了儒学的复兴.当时重要的儒家学派,如湖湘学派、象山心学、考亭学派、洛学都是在书院形成的.兴办书院最盛的是江西、湖南、福建都成为“理学名邦”,道学传播基地；其次,书院逐渐形成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经营田产等基础事业.举一个例子,乾道三年（1167年）,三十八岁的朱熹从福建徒步来到长沙的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会讲,进行公开辩论,听讲的人群云集,会讲持续了三天,许多重要的儒学概念,如“中和”“太极”“仁”都在讨论之列,朱熹接受了湖湘学派“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观点,而张栻也接受了朱熹“未发时需要涵养”的观点,关于朱张会讲,台湾作家龙应台是这样评价的：
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求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与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著书立言的人,什么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800年前的中国.
第三,书院管理臻于完善,基本上形成了研究教学、行政管理、财物后勤、学生自治相互联系的板块.第四,书院制定出了比较完善的学规、规程、揭示、学榜的规章制度.这些措施在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书院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
理学作为儒家最为精致,极其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及为深远,而其中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则形成妇女守节的习俗,为害甚烈.
《朱子大全》康熙为之作序,称朱熹为“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应该说朱熹是儒学发展史上第三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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