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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洞头试验：干部不胜任就召回
2017年3月,剧《人民的名义》开播,一年之后,有些剧情成了现实.
剧中,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金对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说：“懒政不作为的干部由各市市委负责召回……重新学习党章……可以考虑降一到”.
现实中,2018年明,温州市洞头区供销社副主任魏华,就因在考核中得分过低被降为主任科员,成为洞头区第一批被“召回”的不合格干部.
洞头区此次被“召回”的共有14人,包括魏华等4名科级干部和10名科员.他们或被免职,或被降职,或提前退休,有的还要在原系统接受为期3个月的观察,但人事关系已转至区人才办公室.3个月后,表现较好的可以取消“召回”身份,无明显改进者将被评为“不合格”,不服从安排的,则会被辞退或解聘.
“我们也是受到了《人民的名义》的一些启发,决定配合已着手推行的量化打分制度,开启干部召回的大门.”洞头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志安是“召回”制度的主要动议者.
“对干部量化打分的初衷,是希望找到一个让相关干部心服口服,并增强一把手调控力的干部考核办法.”2018年7月17日,吴志安对记者说,2017年,洞头区委先对科级干部进行量化积分考核,接着又在干部中实施了“全员竞聘”,两项结果出来后,2018年明,正式出台了干部召回制度.
实施干部召回,洞头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者.2015年以来,已有贵州黔西南州、云南砚山县、广西靖西市、河南伊川县等地,先后作过探索,为落实干部“能上能下”提供了基层样本.
“组织部拿起这把刀”
李忠发今年51岁,目前在洞头一个镇任人大主席团副主席.
2018年7月18日早上6点50分,他己离开家门,带队处理一起突发事件.次日他又随区领导去温州另外一个区开条线会议,下午返回洞头接着开会,晚上再搭渡轮回到所在的镇.
“这是我现在拿出来的状态.”面对记者,处于被“召回”状态的李忠发说,他已“付出了代价”.
他是和魏华一起被“召回”的4名科级干部之一,4人都受到了红牌警告.不过相比另外3人,李忠发还是“幸运”的,他没有被降职,只是领到了一个“基本称职”的评价.
根据出台的《公务员考核规定 （试行）》,公务员年度考核结果分为 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 次.
然而实际操作中,基本都是“优秀”和“称职”.洞头多位组织系统干部说,“不称职”从未出现过,除非违纪违法,也极少出现“基本称职”的“负面评价”.
被评为“基本称职”,对李忠发来说,不仅仕途受发展到影响,年底也将少拿约2万无的物质奖励.
造成李忠发考核等次不高的主要原因是,2017年他家里装修老宅,因为家和镇政府只有几百米距离,己在基层工作超过30年的李忠发,时常临时回去打理.
有一回,他终于“撞到了口上”,镇党委书记有事找他,却不见人影.“大家都这么辛苦,你却搞私人的事情”,书记批评了他,也给了他“差评”.
若在以前,李忠发或许能“过关”,因为往年考核是单一维度地根据“区考核办”打分结果来参考,“一把手”基本不给副手打分.
区委组织部长吴志安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常有一些单位一把手跑到我这里,说某某不行,指挥不动.可是我组织部门又有什么办法？没有依据啊”.
于是,洞头区在2017年明3日印发的《科级干部积分考核办法》中,确立了所在单位得分、组织考察得分、领导评价得分三个大类为主的评价体系,这就增加了“一把手”意见在副职考核中的权重.
这套办法试图用多维度来避免一言堂,但实质上组织部门、区领导、单位一把手还是有较强发言权.对此,吴志安的解释是,“我们这套打分体制的算法,将几个维度都放进来了,都说你不行,是不是也该反思—下？”
文件将被考察的科级干部分为四类：街道（乡镇）党政正职、区直单位主要负责人；街道（乡镇）其他科级领导干部；区直单位其他科级领导干部；区纪委派驻（出）机构领导干部.
李忠发属于“街道其他科级领导干部”,对他的打分项,包括单位40分、组织30分（含考核组、组织部日常考核两个子项）、街道正职评价30分.
其实他当时也看到了考核办法,知道已赋予一把手给副手打分的权力.事后,他向记者回忆,“以为是和奖金挂钩,没有太当回事.”
悔意,最晚来自2018年3月19日,那天,李忠发走进了区委组织部的办公室.常务副部长甘海选通报了对他的考核结果：低于70分,红牌.几天后,区委组织部长吴志安也与他面谈.李忠发表了态,立下2018年一定好好表现的军令状,
考核结果出来前,区委组织部长吴志安感到“最大的压力,就是评出来的人不准,把‘好’同志给评出来了”,他说具体细则出台前,他们做了很多对比分析的动作,包括外地的做法,也拿往年单一维度的“区考核办”打分结果来参考.
等到结果出来后,洞头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甘海选对记者说,洞头社情相对简单,亲友同学关系交错,“走在一条主要街道上,基本一路都在点头”,干部结构亦稳定,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具体情况,组织部门基本可以做到心里有数.“考核出来的结果,经过谈话,大家基本上同意,认为是准的.”
除李忠发之外,另三位拿了红牌的科级干部或多或少都有家庭、个人生活等因素困扰.
最终,3人以主动退出的方式,被免去了领导职务.但仍保留了主任科员的职级,工资待遇还跟以前一样.只是他们的年龄都在45岁以上,今后职务上难再有晋升的空间.
由县改区刚满3年的洞头,常住人口不过10万,全区科级干部规模在300人左右,且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温州湾海岛群上.4名拥有超过20年甚至30年工龄的科级干部受此“处理”,在当地官场引起了热议.
“组织部拿起了这把刀,并且拿得死死的,”李忠发的同事、得到“优秀”的另外一位镇干部如是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它的厉害.”
上井冈山接受再教育
6月4日,李忠发等14名被召回的干部被组织前往井冈山,接受5天的党性教育,一同乘高铁前往的还有洞头区的新任科级干部,培训费用由区委组织部承担.
“这群被召回的四五十岁的‘老同志’,还是很投入的.”组织部门一同前往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培训期间,他们14人和其他新任科级干部被区分丁组别.
“受教育”项目包括吃红军饭、穿红军衣、走红军路、上党课、户外拓展等.进行文艺汇演时,他们在台上演红色题材小品,唱红色经典歌曲,台下有评委现场评分.最后,每人还要提交一份学习心得.
从井冈山回到洞头后,f电f门又用了—整天时间,前往洞头的红色地标建筑“海霞军事主题公园”,站军姿、排队列.
1952年1月15日,解放军曾在那里展开棺材岙战役,彻底解放了洞头全境.2000年10月,原洞头县政府在战场旧址建起了全国第一座海防军事主题公园一—海霞主题公园.
“海霞”是一部电影的名字.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洞头因女子民兵连闻名,电影《海霞>的主角就是以民兵连第一任连长汪月霞为原型.
再次接受党性教育结束一个月之后,2018年7月19日,战士出身、又当过镇人武部长的李忠发,在区委组织部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既然出现这件事,是自身原因造成的,这些算什么,都是小事,不存在掉链子的情况,组织上认可我就可以了o”
被“召回”接受党性教育的14人,除了李忠发等4名拿红牌的科级干部,还有另外2名考核结果较差的干部,以及8名落聘人员.
落聘人员都是科员.2017年11月27日,洞头区委组织部印发了开展“全员竞聘”的通知,以领导选中层、中层选科员的方式进行,落聘者也要被“召回”.此次有12家政府单位参与,共计10人落聘,重压之下,其中_人辞职、一人提前退休.
落聘者周颂是洞头本地人,朋友圈子颇广,年龄已过40岁,曾在单位许多科室工作过,其工作风格是：领导说一周内完成的任务,他往往要拖到最后才完成.
对周颂来说,他已经从原单位原岗位“站起来”,人事关系暂挂在区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编制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冻结一年.这种人编分离的做法,实际上意味着落聘人员的职级累进也要被暂停一年.
“我们心里想,编制总是有的,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的心态,让几十年的‘功德’白白做了.”周颂说,事隋出来后,妻子几天没有和他说话,出发去井冈山之前,妻子告诉他,“认真搞一下吧,年龄也大了”
现在,周颂已被调到了所在单位基层站所.失落之余,周颂也在提醒自己“我现在首先注意身体,把自己的事隋做好”.
关心召回干部情绪
确切地说,洞头是在出台了科级干部积分考核办法和全员竞聘办法,并完成了考核和竞聘之后,才正式制定了干部召回办法.2018年5月16日,洞头出台了《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办法 (试行)》,覆盖科级、科员的考核、召回体系初步形成.
对李忠发等人的处理结果,仅在内部传达,具体得分情况并未对外公开,也没有告诉他们本人.李忠发说,“如果放到社会上,可能我们工作起来都会遇到障碍.”他和周颂都说,现在上班的确有了紧张感.
“去年考评中具体的人和事,很敏感的,一般不会谈.”李忠发说.虽然当面不谈,但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有权扣分的部门今年已开始接到一些局长的电话：“我这个事情,能不能再考虑．是不是不报了,会影响积分的.”
除李忠发、周颂之外,记者试图直接或间接接触其他的当事干部,都被拒绝.
洞头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称,洞头地方小,不少干部是渔家子弟,能做“官”是光荣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地方,面子太重要了”.
区委组织部长吴志安称,组织很关心这些召回干部的精神状态,集中教育期间,专门派了_一位干部跟着他们.
“过去都以为我们组织部门是提拔干部的,现在有了这个功能,纪委不能下的人我们能下了,其实我们也有压力的.”组织部干部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说.
洞头区委组织部相关工作人员多次强调,干部工作要以稳定为主,所以他们的领导才会多次找相关干部谈话,并尽量控制这件事的影响范围.
为了平衡,2018年6月29日,洞头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关爱激励干部十二条措施》《关于开展干部家访和谈心谈话活动的通知》,对干部心理健康情况划分出红、黄、绿三种状态：“红色强制休息,关怀疏导,绿色压担墩苗”.
针对这一做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燕继荣教授指出,除了平衡术之外,过去曾经有过事务官、政务官区分对待,公务员队伍部分职业化部分干部化的讨论.“在外国,一些基层官员,只要处理好日常简单事务即可,紧迫感、压力惑会降低.但这些提法近年式微.”
洞头的做法,已得到上级的关注.记者获悉,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曾对洞头的这次尝试做了书面批示.2018年7月16日上午,温州市委组织部前去洞头调研.同一天,洞头区委办公室印发通知称,《洞头区科级领导干部全程积分考核办法》已经区委研究同意.记者注意到,在2017年版本的基础上微调修改后,“试行”两个字已经去掉.
与浙江当地官场较熟悉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则对记者表示,洞头的这套经验,可能需要补充“权利救济”环节,要给相关人员申诉的机会.燕继荣说,实际上千部“能下”_直是个难点,由于法律层面是保守的.好在地方层面已经有了些探索和尝试.
2015年,贵州黔西南州超过1668名干部被召回,一度成为热点,实施细则以扣分为主,也有任务指标.2016年12月24日的《黔西南日报》报道称,两年内黔西南全州已召回干部3472名.2017年底,云南砚山县已启动对第六批不胜任干部的召回工作.
试点地区的共性是,被召回的干部级别都在处级以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处级以上干部的召回更需要探索.
“我们看处级以上干部的人事资料时发现,绩效考核方面的内容不是很足．他水平怎么样,绩效怎么样,都不知道.”竹立家认为,“谁来考核级别更高的领导,这是个问题.”（资料来源：《南方周末>,应采访对象要求,魏华、李忠发、周颂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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