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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由感不备于我的话，那么它将无迹可寻
本刊记者 徐雯
到大理的旅程就像一次回溯.
2010年夏天,我第一次出远门,坐了36个小时的硬座火车从江苏到云南,第二天又花36元钱从昆明到了大理.
当时整个世界对我而言都非常新颖,住青旅、和一帮刚认识的人围炉聊天,唱歌,说脏话,我欣赏那种背离主流价值的生活态度,觉得功名利禄那套俗透了.
几年后,我的生活迁移到香港,在一家氛围极其保守的新媒体公司写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每日朝九晚五,过得压抑.
入职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再也忍受不了要坐班这件事,于是跑到九龙塘地铁站看人.
我站在那里,看到这座城市99%的人都穿得克制、体面,蹬着高跟鞋或者夹着公文包从身边走过的时候,所有人都面无表情.
我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绝望,没有思维乐趣,没有身心自由,被生活规劝,成了那99%当中的一员.
2015年3月,已经辞职的我再次来到云南,目的地是梅里雪山,途经大理,就绕到洱海边住几天.五年前留下深刻印象的双廊变得很发达,我站在街道上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产生出和九龙塘地铁站相似的恐惧.人们密集又踊跃地生长,最后却都没有了自己的面孔,我很快逃离大理,一天时间就赶到了偏僻的德钦县.
2017年4月,我第三次来到大理.因为采访的压力,我像一个背负了重壳的人,在别人眼里有着和大理非常格格不入的满面愁容.采访结束之后的深夜,我都会在古城的人民路上来回晃荡.有一些人,2010年的我会相拥喝酒,有一些人,2015年的我会害怕见到,2017年的我呢？觉得自己成了大理的陌生人,既不能苟同“必须在大城市买房”的取向,也无法理解“生命就该被美好地浪费掉”这样的论调.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是给予我相当程度时间自由和思维乐趣的记者职业,它让我观察到人们在这两岸之间的巨大漂泊,但也让我在内心分娩出更大的冷漠：在必须遵从大城市逻辑和隐身于乡野情怀之间,就真的没有第三种路了吗？
在香港,我看到过很多“积极的不自由”,人们在社会秩序极其稳定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角色分配毫无力量地生活；很多次旅途中,我也看到过很多“消极的自由”,很多年轻人举着手机在荒野之地碌碌无为,眼神空洞乏味,谈吐毫无色彩.但事实上这两种生活方式有区别吗？
在大理人民路踱步的深夜,我看见街边举着酒瓶三五成群起哄的年轻人,听见从酒吧里飘出的歌词大意是“我很失败但我很牛逼”的所谓民谣,会有些微小的庆幸.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不要什么,然后通过痛苦的试验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生活最终没有把我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也让我不必游离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离开大理的那两天,天空不断下雨.于我,大理从一个地理名词变成了一个时间名词,从一种纯粹的向往变成了一个包含警惕的复杂体.飞机离开地面,我想起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句子：“如果自由感不备于我的话,那么它将无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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