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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权力论元代闺阁知识女性的两难处境
摘 要：元代的闺阁知识女性群体涉及一个社会性别话题,即有知识的闺阁女性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古代社会是知识垄断型的社会,并非所有人都具备接受教育,并且参加教育考核的资格.被排除在考核之外的闺阁知识女性,知识呈现出依附化、碎片化和功利化的特征,导致这批女性陷入既渴望通过个人立言来满足才名情结,又不得不退居幕后的两难处境和焦虑心理,从而使其创作集中在男性化和女性化两个极端.这既是社会性别桎梏的体现,也是男权社会赋予女性角色扮演的需要.
关键词：元代闺阁女性；知识；权力；两难处境
在父权占主导地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女性的生存状态是十分复杂的.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有言：“文学里有多少最富灵感的语言,多少最深刻的思想由她的嘴里说出,实际上生活里她几乎不识字,不会写字,而且是她丈夫的财产.”即使女性有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女教的本质是为男权服务的,因而没有资格参与社会的考核制度,故从知识女性转化成权力女性的过程中,缺乏一味必要的催化剂.这也是封建知识女性有文化却没有权力的根本原因.
本文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出发,通过对闺阁知识女性的分析,把握元代时期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两难处境和谋求生存空间带来的焦虑心理.
一、身藏闺阁的元代知识女性
在元代的女性群体中,闺阁女性无疑是引人注意的.大部分的女子都是长于深闺,既嫁从妇为母,走完平淡的一生.这大部分的女性中又有一部分不甘平庸,不愿不懂文墨,想要主动地掌握知识,在创作中反映生活,抒发情志,表达人生理想.据统计,元代女作家的创作作品近300首,女作家60多人,这些女作家以闺秀所占的比重最大,大约三十多人.其中有作品集的有十一人,但只有两人的集子流传下来,郑允端《肃庸集》有诗150首,孙淑《绿窗遗稿》有诗18首和残句26句.总体来说元代的女性文学是比较繁荣的,但与此同时,从作品流传情况看,元代女作家生平多不详,作品留存也很少.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大概有三：其一,年代久远,作品正常散佚.其二,女性接受教育却不鼓励发为诗歌,才女们不得不在抒发个人情志后销毁己作.如才女孙淑虽然写了很多诗,但是认为“女子当治织紝组紃以致其孝敬,辞翰非所事也”,最终“恒毁其稿”.所以女性作品的散佚往往是自我毁坏、自我轻视的结果.其三,中国传统文化赋予男女不同的性别角色,男性成从事社会性劳动,劳动具有交换价值.而女性从事家务性劳动,只有使用价值.然而社会是以交换价值作为掌握权力的评判依据,因而女性群体及其创作作品是不被社会认可的,故没有形成一套健全的机制去保护女性作品使其流传下来.
在这样的创作心态影响下,女性文学自然呈现出单薄怯弱之态,表现出明显的闺阁特征.但同时,女性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就意味着有与主流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并具备审视个体价值的资格和条件.那么处在社会边缘地位的知识女性面对“缺席的在场”这种尴尬的处境,是否会有焦虑心理？
二、闺阁知识女性的焦虑心理
想要深入地了解一个群体的创作,须挖掘群体的所在环境和潜在心理,因为“要解释女人的局限性,就必须求助于她的处境,而不是求助于某种神秘本质1”.元代虽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但也是理学独尊的朝代.程朱理学关系发生了进一步的改变,如二程认为“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倡随之礼,此常理也2”.在这样的社会观念影响下,女性的依附特征被继续放大.尽管理学影响下的女教在客观上使女性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但处在依附地位的女性从来没有被男性主体意识纳入权力的储备规划中.闺阁女性之所以有知识,是父权的默许,是家族利益综合考虑的结果.
统观元代的闺阁知识女性,她们基本出身诗书之家.如郑允端出身于一个世尚儒业的贵胃之家,郭真顺之父是教谕.这些映证了女性的教育是父权引导下的结果,男性之所以乐意投资家族女性的教育,其一,女子在接受教育后,能成为一个母德母教的传承者.这无疑增加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使她们能成为有威望的妻子儿媳,在夫家有发言权,这就间接地保证了娘家的利益.其二,女子出嫁后,可以通过母德母教来影响家族里的男性,以支持他们对功名的追求.男子扬名,他们背后的女性才有资格得到社会的承认.但是当女性掌握知识后,参照男性的发展际遇,必然萌生出才名情结,想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但是面对不公的现实环境时,焦虑心理就此产生.
焦虑心理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其一,女子是否应当以精通翰墨为本事？元代女性受理学影响较深,面对自己所写的诗词做是否应为之的思想斗争,甚至产生负罪心态.在这样的心理影响下,知识女性有两种选择：第一,选择销毁己作,典型代表就是女诗人孙淑,尽管陶宗仪评价其诗曰：“孙氏之诗,依乎礼义……举得性情之正,是可传也已3”,但孙淑还是自毁其稿,不使之流传于世.因为女性的才基于父权的默许,当男性鼓励女子德甚于才时,女性不得不销毁心血之作.第二,选择屈从礼教,将诗歌的功能从吟咏性情缩小至宣扬道德规范.典型代表就是女诗人郑允端,她有着明确的立名意识,希冀自己的诗歌能够突破传统女性题材,她在《肃庸集》里谈道：“尝怪近世妇人女子作诗,无感发惩创之义,率皆嘲咏风月,陶写情思,纤艳委靡”,这样的诗学主张虽符合儒家道德规范,但也是由男性的眼光组成的.
其二,知识女性如何满足自己的才名情结？同样有两个选择：第一,立言以求名,尽管这个“言”隶属于男性所规定的符号系统,在立言后会有焚毁的冲动,但是元代女作家的创作作品依然近300首,在男性的歌唱中点缀了几朵盛开的女儿花.第二,相夫教子以求名.即使在中国,一个妇人的扮演要求就是做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和好母亲,但经过教育的女性对这个“好”字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她不再满足于给丈夫儿子洗手做羹汤,而是渴望参与到他们的功名中去,尽管通过写诗吟词展示完她们的知识储备后,会像花木兰一样雌伏下来,躲藏在男性的背后,但她们不会完全失语,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达成求名之心.要想留名,需要达成三个条件,“其一是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是才士之妻,闺房唱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易通.其三为令子之母,济辈所遵,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4”.要想留名,除了出身外,还需维持家族在名望、财产或安全等方面的不堕或是有所增进.女性想要进入由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她的立言就需站在他的立场,用他规定的符号系统所认可的方式发言,和他保持一致的口吻.这体现在创作中就是代男子立言.总而言之,那些被赞为相夫有术、教子有方的知识女性之所以被社会认可,与她们写诗的才能并没有最直接的关系,相反与她们成功的丈夫儿子有直接关联.
三、两难处境在内容情蕴上的体现
元代闺阁知识女性的教育具有功利化、依附化的特征,这决定女教是为男性服务的,所以女性的知识是不全面的,碎片化导致两极化.两极化是指闺阁知识女性在创作时,内容情韵集中在男性化和女性化两个极端,具体的说,就是纯粹地代男子立言或是代女子立言.
1.内容情蕴的男性化
以时代对女性的“知识”范围与程度的要求作为参考标准,知识女性接受的教育已属于超量给与.但是女性毕竟身处一个封闭的环境,首先男性提供教育的本质是增加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因而女性的知识储备是“定量”的,是用来“炫耀”而并非“创造”.其次,女性身处没有竞争的环境,女性文人不可能真正地和男性才子一决高下,就是女性文人之间的唱和,更多的是奉承,因而很难使才能有阶段性的提高.知识女性既缺乏来自外部（男性群体）宽松的性别机制,又没有来自内部（女性群体）的批评沟通条件,那么即使知识女性想要和男性一样“立言”,也只能做男子的傀儡,代男子立言.
那么如何代男子立言呢？其一,提出明确的“诗教”主张.如郑允端希冀“铲除旧习,脱弃凡近”.这段话代既表现出女性文人不甘于局限在传统的女性题材中,渴望立现实之言.在这一诗学主张的引导下,部分知识女性的创作不再是纯粹的写情文学,而是咏古喻今.即使是咏物诗,也不再是小儿女式的伤春悲秋,而是沿袭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当现实无法满足理想时,女性也会产生归隐的想法.有巾帼之风的女诗人如郭真顺,作《上指挥俞良辅引》一诗保得寨民免受战乱之苦,有隐逸之气的女诗人如管道升的《渔夫词》四首劝丈夫弃官归隐,有儒者之质的女诗人如郑允端,作《浣花老人图》,借寻常之物借历史人物表达自己的见解.这一类知识女性虽然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男性价值观,但亦流露出女性个体意识的初萌.
其二,写贞洁烈女之作.部分知识女性在服从过程中逐步退化,直到无力更改外向判断个体发展标准为止.如女子遇到外界迫害时,鲜有人去谴责施暴者,反而称赞女子杀身守名节的行为,将她们所作的诗歌大肆宣扬.元朝末年,战争频发,处弱势地位的女性更易受到欺凌.这样社会背景下,她们用血泪写出绝命之作.如董淑贞的《临终》,王氏的《题清风岭》,刘曾的《赋庭柏》,徐彩鸾的《途中怨》.这一系列绝笔作的背后,是女德女教对她们的影响.在面对强人的凌辱时,无数女子为了守住她们贞洁的人格,保存住刻写在她们身体上的文化价值而放弃了生命.可见知识女性的头脑并不独立,对缩小她们生存空间的男性主流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力.只不过部分知识女性能在这桎梏中自由转身,模仿男性文人的须眉之风、隐士之气和儒者之质.而有的闺阁知识女性不惜以死作为代价写下贞洁烈女之作.
2.内容情蕴的绝对女性化
还有一部分知识女性选择顺应这个尴尬处境,扮演好社会所赋予的性别角色.毕竟“如果规定角色扮演的文化规范为社会成员所内在化,那么不遵守这些规范就会导致焦虑.由于这种焦虑能通过角色的扮演而减少,所以遵守这些规范就成为激励角色扮演的需要5”.这样心态下的创作就会流于闺阁化.其一,描绘日常生活.如孙淑《绿窗遗稿》的“坐对分金线,行防拂翠翘”,盛贞一《自述诗》的“一经教子丹心苦,半世纫箴白发新”,这类诗作将女子婚前婚后的情状清晰地描绘出来了.其二,倾诉个人情感.当女子独守空房,面对远去求功名的夫君,而自己又没有办法打发无聊时光的时候,“闺怨”诗便产生了.如钱唐陈氏的“浪喜灯花落又生,夜寒频放剪刀声”；洞庭刘氏的“剪声自觉和肠断,线脚那能抵泪多”.面对离别,男子可以建功立业鼓舞自己,但是对于女子而言,离别带来的痛苦更难以接受,因为女子的出路是建构在男人身上的.
这一类知识女性,她们作诗吟词,是在孤独中寻求对话者而不得,只能将女子情怀寄托于笔端,以此来宣泄内心无法言说的苦闷.因而这类诗作往往是纯粹的,隐秘曲折地揭露了闺阁女性的心理世界.虽然题材的选择过于女性化,表达方式也很单一,往往借助几个固定的意象,所抒发的情感也无非是怨、愁、乐,但往往是大部分知识女性真实的人生写照.
四、结语
元代知识女性依然身陷在有知识而无权力的尴尬处境中,闺秀出身的女性虽然有接受教育的条件,但女性接受的教育具有功利化、依附化和碎片化的特征,所以本质还是为男权社会服务的,一是增加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二是为了让女性更好地相夫教子.自身的求名情结难以满足的情况下,闺阁知识女性产生了焦虑心理,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女子是否应当以精通翰墨为本事？对此,知识女性有两种选择,一是销毁己作；二是选择屈从礼教规范,将诗歌的功能从吟咏性情缩小至宣扬道德规范.其二,知识女性如何满足自己的才名情结？一般也有两个选择,一是立言以求名,二是相夫教子以求名.焦虑心理和两难处境反映到创作的内容情蕴上,就呈现出两极化的特征.闺秀文人分化成具有男性人格特质的闺秀和纯粹女性化的闺秀,前者或是代男子立言,或是写贞洁烈女之作,偏离了女性应有的生存经验；后者描写日常生活情状,抒发小儿女情怀,内容单薄,表达方式较单一.这是社会性别桎梏的体现,也是男权社会赋予女性角色扮演的需要,可见只有闺阁知识女性能够有资格参与社会的考核制度,实现自我赋权时,才能够真正告别性别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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