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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的学人素质
唐小林
在数十年的阅读生涯中,我从未读到过像《艾青评传》这样浮皮潦草、谬误百出、病人膏肓的书.据笔者所知,该书作者程光炜,是某名牌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文学史研究,并多次赴欧洲、日本、韩国和中国港台参加学术交流、讲学活动.在我的心目中,大学是神圣的学术殿堂,大学教授虽不能说个个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至少不能是为学轻率、花拳绣腿的“半桶水”.但读《艾青评传》,我不禁为当今某些出版物的“百孔千疮”和“垃圾化”感到痛心疾首.这种遍地差错、处处硬伤的出版物,恰恰是对于今为烈的“无错不成书”现象最“形象生动”的注解.我真不知道,质量如此低劣的书,是如何通过严格的选题、编辑、校对和学术审查公开出版的？以这样的书去做学术交流,简直就是成心“黑”中国的学术界.
我们先来看看《艾青评传》的一些看上去属于编校失误的累累伤痕（引文中的着重号及其后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加）——
这样安排自然有经济上的考虑,另外也不致影响艾青的写作,计划待生下孩子,稍作养息后,一家人再返挂（桂,指桂林）.
因高灏是分管文化版的记眷（者）,与文化界的人往来很多……
当他真正爱上一个人,并且几至狂热时,终究又是苦不堪畜言）的.
这里面的原因有二：一是艾青是有妇之夫,不仅高灏不会伺同）意,她母亲也会反对……
两人都喜饮欢）喝咖啡,于是要了两杯,找一避（僻.这一错,与原来表达的意思恰好相反）静处坐了下来.
往事如烟,一切都不能追回,无论成年的痛苦,还是儿时的记忆,一切的一切,舔都）己去矣.
与上面的差错相比,以下这些,可说是更加“雷人”,并且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的——
艾膏青）记得,自己不止一次地在故乡羊乔山目睹了这壮观的场面.
作为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第二代作家,月（周）作人曾和陈独秀、鲁迅、胡适一样,是艾青与同代人心目中的偶像,是青年导师般的人物.
他心里一直憋着气,对周扬、夏衍、林默涵、何其芳、刘自白）羽等人飞扬跋扈的态度尤其不满.
一本以“文化”为名的文化名人丛书,居然是如此没有文化和亵渎文化,以至连传主的名字艾青都被写成了“艾膏”,这叫我们凭什么来相信这本书的学术含量？在我看来,如果作者在写作时、编者在编辑时,稍微对文字有一点点敬畏,就绝不可能出现书中如此之多一望便知、荒唐可笑的低级错误.
如果说,前面列举的这些“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的文字差错,大可推诿给出版社的编校人员,那下面这些问题,当属作者的学术根基范畴了.
《艾青评传》常常暴露出一种看似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未必真懂的可笑模样——
与立体派比较,野兽派简单而富有的手法更令艾青倾心.亨利·马蒂斯186 9-1954）是野兽派的领袖人物,早年在装饰美术学校和美术学院读书,素描基础和写实功底扎实.后因受塞尚和高更影响,画风转为单纯、狂野和富有装饰意味,其中《舞蹈》《棵裸）妇》倍受人青睐.在艾青眼里,野兽派画家不重形,而重表现主观意志,忽视轮廓、细节而崇尚夸张线条和强烈色彩对比,是生命洋溢的一种活力,就像故乡的斗牛,牛性一旦被人激起,便生死不顾,恰恰是充实,自由的生的（动）证明.
看了以上这段左支右绌的文字,我敢肯定,作者对西方美术一定是擀面杖吹火——窍不通.不然的话,绝不会写出这种洋相百出,只有门外汉才会说出的话.马蒂斯早年根本就不是在装饰美术学校和美术学院读书.少年马蒂斯对艺术并不感兴趣,他早年在圣昆丁当地的一所普通学校读书,他的商人父母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成为一名律师.1887年,18岁的马蒂斯被父母送到巴黎就读一所法律学院,此后,取得了法律工作的资格.1889年,马蒂斯成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职员,但他对这样的工作并不感兴趣.在百无聊赖、目标并不明确的情况下,他开始在杜尔·昆汀学校选修艺术课程.1890年,马蒂斯因胃病手术,几乎整整在床上待了一年.他的母亲买来了颜料、画板、画笔,寄望于使他通过画画来打发时间,甚至战胜病魔.这激发了马蒂斯对绘画的兴趣.病愈后,马蒂斯尝试为舅父做房子装饰,从此开始了练习临摹画作的绘画之路.也就是说,天才的马蒂斯,并非像程光炜所凭空想象的那样有扎实的素描基础和写实功底,而纯属是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半路出家.我不知道,马蒂斯将色彩运用看作情感表达的主要手段,把创作当作谱曲,渴望在画布上奏响音乐的艺术风格,怎么就被程光炜生拉硬扯地与艾青家乡的斗牛,以及斗牛者的不顾生死捆绑在了一起？至于将《裸妇》写成《棵妇》是抄写错误,还是编校质量问题,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不是阅读《艾青评传》,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今天的某些大学教授,水平究竟滑坡到了怎样一种程度.我很难想象,作者作为一名治学几十年的大学中文系教授,其文史知识何以会如此地捉襟见肘,以至于连许多常用的典故和成语都弄不明白？如：“韦氏留学德国,思想较开明,因是桂系意识形态方面执牛鞭人物,在骨子里政治意味颇浓……”所谓“牛鞭”,其一是指驱赶牛的鞭子,其二是指公牛的.根据文章的内容来看,留学德国的韦氏,既不可能是—个手执鞭子驱赶牲口的人,更不可能是一个手握公牛的人.
如果稍微读过一点古代文化史,或者读过《左传》之类的书,就绝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在我国古代,各诸侯国订立盟约,都要举行“歃血为盟”的仪式,赴会的诸侯喝一口牛血以表诚意.仪式开始的时候,首先要将牛的耳朵割下来取血,并将牛耳放在珠盘上,由主盟者执盘,而这位主盟者就被称为“执牛耳”.主盟者率先将祭拜过天地神灵的牛血先饮或涂在口唇,与盟者接着相继歃血,表示有天地神灵为鉴,彼此之间要坚守盟约、言而有信.于是,“执牛耳”就被引申为在某一方面取得权威地位的人.
又如：“她又借同忆《解放日报》文艺栏的旧事棉里藏针说……”在我国古代,本身并没有棉花这种植物.棉花的原产地是在印度和阿拉伯,在传人我国之前,我国只有可供充填枕褥的木棉,没有可以织布的棉花.所以在古诗文中出现的“棉”字,通常都是指木棉树和状如山茶花一样的木棉花,如唐代诗人张籍的“蜀客南行祭碧鸡,木棉花发锦江西”,李商隐的“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早先,我国只有指蚕产的丝绵的“绵”字,而没有“棉”字.棉花从唐代之后传人中国,但种植的地方仍然有限,宋末元初时才逐渐增多,而在全国推广棉花种植,则是到了明朝初年以后,在朱元璋的强制推行下才开始的.只是到了后来,“棉”字才代替了“绵”,表示棉花.
“绵里藏针”的“绵”,之所以不能写成“棉”字,是因为这个成语产生的时候,人们都是用“绵”来表示丝绵和棉花.“绵里藏针”来自于“绵里铁”这样一个典故,原是指苏东坡的书法柔中带刚.之后,在日常的运用中意思发生转变,在元曲里成为了“绵里针”,比喻外貌和善、内心尖刻甚至阴险的人（“笑里刀剐皮割肉,绵里针剔髓挑筋”）,最后才演变成今天我们常说的“绵里藏针”.汉语成语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对固定的表现方式,绝不能想当然地随意乱改.如有的人自作聪明地将“走马观花”改成“跑马观花”,殊不知,在古代汉语中,“走”本身就是跑的意思.程光炜将“绵里藏针”写成“棉里藏针”,要么是不懂得古代文化知识,稀里糊涂,要么是把严谨的写作当成了信笔涂鸦,乱改乱画.
张冠李戴、不着边际地乱发议论的“病象”,《艾青评传》中也不鲜见.如：“面对在风中翻腾不息的树浪,他内心竞没有浪漫的浮想,脱口吟出的却是子冰老先生教给的李白自爱（艾）自怜的《傀儡》诗：‘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事实上,这首诗的作者根本就不是李白,而是唐玄宗李隆基.
至于自相矛盾的描写和不靠谱的议论,更让人无法理解—一
在潜意识里,艾青把自己当成那些慷慨赴死的士兵的一员了.在他看来,诗人的笔与农民的锄头、士兵的和号角原是有同样含义的,都是一种朴素的劳动,也都是非要注入全部的生命才会有真正收获的.
说“诗人的笔与农民的锄头、士兵的和号角原是有同样含义的”本身就莫名其妙了,说这些东西是一种“朴素的劳动”,更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原因恰恰在于这是一个典型的病句.诗人的笔、农民的锄头和士兵的和号角,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怎么能够劳动？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病句,莫非是作者不懂得汉语语法,连基本的句子搭配都出错？
在胡风家,艾青发现,他仍像过去一样,着一蓝色长衫,态度热情,诗人气质毕露.梅志虽已生过两个孩子,人还显得年轻,上下透着浙江女子的气韵,在一瞬之间,艾青突然想到与梅志竟有几分相像的张竹如来.
胡风的夫人梅志,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江西南昌,13岁时,随父亲来到赣州,在第二女子中学读书.1931年,举家迁到上海.1933年,梅志毕业于上海培明女中——这与浙江女子可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作者又是根据什么说梅志“上下透着浙江女子的气韵”？这种花里胡哨的书写,只不过是一种哗众取宠的文字游戏罢了.
1926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年.这年春,受到南方革命运动影响的北方军事将领冯玉祥转向革命,为阻止奉系军阀南下冯军封锁了天津要塞大沽口.这件事引起了日、英、美、法等西方列强公然干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天,卡夫卡在日记里写道：“德国对俄宣战,下午游泳.”卡夫卡并没有夸大地说：这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至于1926年,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应该是该干嘛还干嘛：看戏的还是看戏,演出的还是演出,上海名旦小杨月楼仍然赴日演出,上海美专的学生们感兴趣的仍然是画他们的裸体模特,而许多小老百姓关注的,仍然是他们自己的油盐酱醋和日常生活.
基于对《艾青评传》的阅读,笔者对程光炜的学术水平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无法不怀疑,以如此不严谨的态度来研究文学,能够写出什么像样的学术论文来.而事实上,在阅读程光炜的诸多学术专著时,那一堆又一堆“太空语”一样的文字,真让人没法消受.
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一书中,程光炜写道：“当前‘十七年文学’研究里被巧妙地安装上了一个80年代的‘新启蒙’,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因为‘历史就是将某一事件置于一个语境之中,并将其与某一可能的整体联系起来’.”“在被启用的80年代‘新启蒙编码’的识别帮助下,‘十七年’变成了非人性和非文学的文学年代,它被放进‘一体化’的历史容器里.”“我们应该承认,80年代‘新启蒙编码’的安放确实是出于历史浩劫后的紧张局势,它拯救了国家和不幸的家庭.”这些让人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弯弯绕一样的文字,暴露出的是当今学院派写作中存在的言不及物的典型病象.看了半天,我始终闹不明白,所谓的“新启蒙编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器”？这种法力无边的“神器”,究竟安放在哪个发射台,居然能够拯救我们的国家和许多不幸的家庭？中国文坛倘若真有这种“神器”的话,我建议最好请程光炜投资建厂担任董事长,将它尽快批量生产,为国家出口创汇.
在《文学的今天和过去》一书中,程光炜如此议论郭沫若：“他有点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相信通过无畏和大胆的反抗,就能‘创造’自己的‘历史’,他驾着文学这乘无敌的风车,一定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在现代中国是多么地天真、可笑和幼稚,然而,在现代中国文人中持这种幻想的又何止郭沫若一人！”看了这段侃侃而谈、似是而非的高论,我发现作者实在有些太自以为是了.郭沫若和那些现代文人们并非都像他想象的那样,个个都像阿斗般天真可笑.根据这段文字,我基本可以断定他没有读过塞万提斯的原著,最多或许只是读过《堂·吉诃德》的故事缩写或内容简介.如果认真读过,又怎么会像堂-吉诃德那样产生如此可笑的幻觉,把风车误认为是“战车”？小说中,磨麦子和饲料的风车与作战的战车毫不相干,只是由于堂·吉词德沉溺于骑士小说而走火入魔,神往游侠骑士生活,才把风车当成了巨人.
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程光炜就迅速加快了“研究”莫言的步伐.其特别抢眼的文章,就是发表在众多学术期刊上有关莫言家世的考证文章.在我看来,莫言并非出生在遥远的古代,有着众多文学遗珠,从而需要动用大量的学术资源,拼命索引考据,更没必要将莫言及其家人的行状当做“文学”,像孔乙己研究茴香豆的“茴”字有多少种写法那样来进行研究.考证一个作家的家世,必定是为了有助于分析和理解该作家及其作品,而绝不是为了给文学帮倒忙,给文学研究制造出新的混乱.
我们知道,莫言的许多散文都是虚构的.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就曾提醒读者,莫言的散文也是小说,绝不能当真.如莫言关于自己童年酷爱读书、阅读《封神榜》的故事,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一会儿说自己当作家的动因,是因为一个被打成、回到乡里的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告诉他,当作家一天三顿都能吃上饺子：一会儿又说是因为其爱上了邻村石匠家美丽的女儿,而这个女孩则说,如果他能够写出一本像《封神演义》那样的书,她就答应嫁给他.此外,莫言在书中对其爷爷的美化,以及关于三爷爷的神话,就像当今滥遍荧屏的狗血“抗日神剧”一般不足采信.对于莫言虚构的一系列家族神话和众多像雾像雨又像风的传说,管谟贤在《大哥说莫言》一书中也有提醒.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程光炜的一系列“考证”文章,居然对此置若罔闻,将许多虚构的事情考证成了历历在目的真事.这种治学态度,怎么说也称不上严谨吧？
在《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一书中,程光炜讲述了一则与韩少功之间的文坛轶事：1986年,程光炜和一个省级作家代表团去湖南,韩少功在长沙接待他们.程光炜说：“因为‘寻根’,韩那时已‘大红大紫’,誉满天下,而我正在一所大学教当代文学,职称还是助教,自然对他‘颇感兴趣’.席间问到他怎么看待沈从文的小说,他很惊骇得（地）看我一眼,似乎因为我的‘无知’……”在我看来,这样的感觉很可能是程光炜因为自卑而造成的对韩少功的误解.就是因为这一误解和韩少功对程光炜的“失敬”,使程光炜对韩少功的作品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看法,从而假借学术名义,对作家进行了尖酸刻薄的冷嘲热讽.
韩少功在当代文学史上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这样的学术问题,我们可以留给历史去评说.但作为寻根文学的开拓者及集大成者,韩少功用审察人性的眼光,穿透历史表层,在向民族文化的深层开掘.其代表作《爸爸爸》,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赫赫之功.但程光炜对这篇小说进行了刻意的妖化：“通过对《爸爸爸》小说文本的观察,人们不难发现韩少功把‘现代’和‘寻根’两件事都做拧了,做别扭了.……《爸爸爸》在‘改造国民性’与‘文化寻根’这两个文学创作和精神向度的预定目标上似乎都不太到位,多多少少有一些勉强和顾此失彼的感觉.”“也许是韩少功先生的‘野心’太大了,他太想把80年代包罗万象的‘问题’浓缩到小说的文本之中,也太想做当代鲁迅、茅盾,成为一个扭转文学乾坤的人物.”“‘寻根’时代的韩少功,是一个理论大于小说的作家.”韩少功的小说是不是做拧了,做别扭了,这自然并不由自以为是的评论家说了算；问题是,韩少功何时何地表达过想做当代鲁、茅而扭转文学乾坤的愿望？对他的这种批评,是不是已经彻底偏离了文学,从而流于睚眦必报、妇姑勃溪的口舌乱箭？
李健吾先生说：“批评最大的挣扎是公平的追求.”“批评变成了一种武器,或者等而下之,一种工具.句句落空,却又恨不把人凌迟处死.”文学批评首先必须是针对文学和作家的作品进行美学的、善意的学术分析和批评,而绝不应该将其当作私人武器,甚至像李逵手中的板斧,看谁不顺眼,就意气用事地朝谁乱砍.伏尔泰曾经胸怀成见地把莎士比亚比作粪土,但在岁月的长河中,莎士比亚的那些经典作品,却无声地回击了伏尔泰的无端挑衅和污蔑,感动着无数的读者.
胡适先生曾告诫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遗憾的是,单就这一点而言,程光炜似乎也并不具备一个学人应有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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