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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的亡国悲剧由何而起

谈及晚明的官场政治,不能不提万历新政.万历初,辅佐年幼皇帝的张居正,亲眼目睹嘉靖、隆庆时期的混乱政局,指出其时“皇室骄恣,庶官渎职,吏治因循,边备松弛,财用大匮”的五大弊端,提出“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的整治对策.于是,在万历头十年里,他通过整顿吏治、边防和赋役改革,令大明王朝气象一新.

吏治方面,针对当时各级官吏“毁誉失实”“名与实爽”及各衙门因循敷衍的官场之风,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实施“考成法”,提出“综核名实”“精核吏治”考核政策.他裁撤冗员,奖励勤政,强调“用人唯才”,并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推行,令官场此前姑息委徇的行事风格大为改变,大小臣工“莫敢有偷心”.

经济上,面对“国用不足”“府藏空虚”等严峻的财政形势,张居正提出“量入为出”“痛加节省”的理财原则,严加控制宫廷财政支出,压缩政府行政开支.同时,针对当时存在的小民田产已失而赋税照纳、大户田产增多却无税粮的局面,提出清丈土地和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简化征税手续.此次改革,全国共查出700 多万顷隐瞒土地,超过了明朝前期全国的税田总数,使政府控制的纳税田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长.

十年新政,卓有成效.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万历五年太仓银库岁入数已达隆庆元年的2.17 倍;吏治腐败现象有所遏制,边疆防御也大有改观.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几十年,不是偶然的.

但是,由于新政触犯了执政的官僚集团、皇室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遭到整个官僚集团的消极抵制.万历十年,张居正因病溘然长逝,反对者群起攻之,十年新政一朝付诸流水,张居正本人也落得身后被清算的悲惨命运.

新政的失败,原因复杂.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言之,万历新政是当时传统政治体制内的一种调整行为,而这种体制内的调整终究是有限度的,首先要保证支撑现有体制的利益集团不能利益受损.这是传统政治体制下的制度缺陷,也是张居正改革难以逾越的一道坎.

中国古代特别强调以德治国,总是寄希望于圣人的教化、明君的自觉、清官的表率和能吏的勤政,往往缺少制度规范.但历史事实表明,仅靠官员道德的自我约束是不够的,因为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逐利的本性.张居正改革最终未能完成制度性设计,使体制产生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能力,而只能仅仅依赖于体制内个人的良知与威权进行改革,难免走向失败.

张居正身后的个人悲剧,进一步恶化了晚明的官场生态.他生前荣蒙隆恩圣眷、死后遭遇皇帝翻脸无情的下场,令继任者深以为戒,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紧随而来的“倒张运动”,更是暴露了古代官场得意时门庭若市、蒙难时落井下石的痼疾.“当其秉政之时,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至于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举其功.”同时,由于张居正离去,朝内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制衡人物,朝臣之间原有的矛盾不断激化,开启了晚明政坛的派系门户之争.

随着天启初为张居正平反翻案,官员们又开始忙于洗白保身,“党同伐异”之风随后愈演愈烈,致使晚明朝政在朋党政治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天启后期,阉党乱政,残害忠良,“朝中善类为之一空”,将万历新政带来的社会新气象折腾得荡然无存.加之此前“万历三大征”已将新政的经济红利基本耗尽,特别是朝鲜之役使明朝国力大伤.战争中诸多外交事件的处理上,明朝政治机制的低能和政治腐败均暴露无遗,故而朝鲜战争被视为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折.

新政的失败、党争的兴起、辽东的危局,使大明王朝失去了最好的一次中兴机会,预示着开始走下坡,故后人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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