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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等教育如何对接社会政治生活基于稷下学宫

摘要：历史雄辩地证明,高等教育对接社会政治生活的方式,不仅影响着社会政治,更关系着高等教育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存在于一定社会政治环境中的高等教育,应主动践行服务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使命,积极主动地推动社会政治的发展,同时获取政策支持、资源支持与发展空间.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盛名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从多个角度诠释了高等教育对接社会政治生活的要义,其中关于高等教育自身定位、高等教育对接社会政治生活的方式、学术精英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今天的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教育政治学；社会政治生活；智库建设；稷下学宫；学术精英

中图分类号：G400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742（2018）03003606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6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重点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教学能力建设研究"（16JDSZK023）

作者简介：蒋叶红（1983）,女,江苏常州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一、高等教育对接社会政治生活的必要性、重要性

存在于一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高等教育,必然会面临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系处理问题.积极对接社会政治生活,以人才培养、知识生产、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本职工作赢得社会的赞许和支持.

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精辟论述说明：服务于社会政治生活是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和必然使命［1］.服务于社会政治生活就要求主动对接社会政治生活,主要体现在：以适应社会需要和能够推动、引领社会发展的"人"的培养,推动社会政治的进步；以创新性的知识生产为丰富社会政治生活和推进进程提供支持；以主流价值观的宣导推动教师和学生精神世界的科学发展,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持.当然,高等教育实际上为社会政治提供的服务还不止于此,还包括高水平的"智库"：基于学术研究和实践研究为社会政治治理提供决策参考；借重专家的智慧为社会政治治理提供相关服务等.当然,高等教育在有效对接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也能够为自身发展赢得资源和空间：高等教育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对高等教育支持涉及到政策、资源等诸多方面,只有与社会政治形成良好的互动,高等教育才有可能获得更为有利的政策支持、更为丰富的资源支持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最具规模的高等学府,早期的稷下学宫则完美演绎了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和谐活动,科学地诠释了高等教育如何对接社会政治生活［2］.在今天看来,稷下学宫对接社会政治生活的模式和机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二、稷下学宫的实践

稷下学宫创建于齐桓公时期,鼎盛于齐宣王时期,衰落于齐湣王时期,后虽于齐襄王时期中兴,但仍难掩因齐国衰败而引发的颓废之势,最终与齐王建时期逐步消亡,存续一百五十余年［3］35.稷下学宫之所以能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术圣殿,与齐国多方面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而其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支持,除了有利的时代背景即"天时"因素外,与其"人和"因素是分不开的."人和"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地利"之利的持续发展：稷下学宫通过与齐国政府的良好互动,获取了齐国的全力支持.换言之,稷下学宫以其智慧的对接社会政治生活的方式,赢得了发展的资源支持、政策支持以及良好的发展氛围与空间.

（一）"举士"任官的人才培养定位

稷下学宫创立的初衷是为齐政权"招致贤人"、"得士以治之",可见学宫是一所高等学府［3］56.育才是高等学府必不可少的功能,作为稷下学宫学生管理手册的《弟子职》,对学生的学习活动、饮食起居、礼仪等有细致的规定,如此完备的学生守则,表现了稷下育才的规范性［4］.实际上,作为高等教育学府的稷下学宫,以其卓有成效的育才工作,为齐国提供了较多的治国安邦人才.稷下学宫门人弟子众多,最多时"数百千人",且弟子显然不受稷下先生"不治"、"不任职"的规矩所制约,可以出任各级官吏［5］5761.其中可以列出的,如"淳于髡一日而见(荐)七士于宣王"、王斗"举士五人任官"［6］.稷下学宫规模日渐壮大,已经远远超出了咨政议政的需要,以学者所带弟子论,田骈有"徒百人"、淳于髡有"诸弟子三千人".宣王时,稷下的师生数多达"数百千人".以稷下学宫的规模和稷下先生在齐国的影响力,恐怕弟子们不出任各种官职（即便是中下层官员）也是不太可能的.即便稷下先生们主观上不愿意弟子为官,在客观上也难以约束：一来弟子规模太大,二来弟子来去自由.而为齐国培养和输送人才,也正是对创办稷下学宫初衷的回应.

（二）"不治而议论"的智库角色

稷下学宫的定位是：集人才培养与咨政议政于一体的机构,即招揽天下贤士"有智为寡人用之."［7］在某种程度上,稷下学宫的咨政议政功用更为凸显,因而被贴上了"不治而议论"的"标签"［8］.具有集体人格的稷下学宫,在私人主持下,始终将自己界定在政治的中心之外,不能不说它是一种"大智慧".稷下学宫更多地承担着咨政议政的"智囊"角色发挥着"智库"功能.一方面,"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为政府提供政治管理的理论和决策参考.学者聚集在稷下学宫,著书立说,履行着学宫被赋予的使命.作为"稷下丛书"的集大成者《管子》一书,综合各家学说,部分内容为齐国在建设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尤其是社会等方面提供了智慧支持--有力地诠释了稷下学宫的"智囊团"、"思想库"的作用.另一方面,稷下学宫可以应政府之招,参与政治大政方针的讨论,稷下先生也可以直接面见国王或者权臣,为其提供相关建议,大力发挥了干政的智囊团作用.而稷下学宫对社会政治建设性的"支持"也履行了齐国统治者所赋予它的原初使命：作为政府的"外脑"为其提供治国理政的建议.实际上,稷下学宫始终没有忘记其被赋予的使命,既不回避应当承担的责任,也不深度介入国家政治生活--这也是其能够与齐国统治者保持"安全"的距离因而赢得其好感的重要原因.

（三）"不任职而论国事"的学术精英

学术精英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也影响着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一个集体对接社会政治生活的方式.作为学术精英,稷下先生虽服务政治但却不全面介入,更不参与政治斗争［9］.与明末的东林书院诸君相比,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大智慧".当然,稷下学者能够超然于政治斗争之外,还与其来去自由的有依附而"无定主"的身份有着莫大的关联.虽然稷下先生中有七十六人"皆赐列第"并"为上大夫",但他们都是"不任职而论国事"（非实职）,而不是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生活,代表者如"终身不仕"之淳于髡、"设为不宦"之田骈、"战国时处士"之慎到、"齐之隐士"之彭蒙、"周之处士"之尹文、"不肯仕官任职"之鲁仲连等,即钱穆所谓之"此以不仕为名高者也"、"自避仕宦之名",这种行为也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特殊心态［5］159.但作为学术精英,他们还是主动承担了咨政议政的作用,甚至还受齐王之托开展外交活动（这种外交活动中,难免带有学者传播所属学派学术的非政治企图）.学者往往基于所在学派的立场,为当政者提供"建设性"建议.如孟子曾与齐宣王多次讨论政事（虽然孟子并不在稷下先生之列,但其仍然属于稷下精英）（《孟子》中有17次记载）,而淳于髡、田骈等人也多次受邀或者主动为齐国发展献计献策［10］.值得庆幸的是,在学派林立的稷下学宫,不同学术精英为国家提供发展的良策,可能存在相左的意见,但并未产生彼此攻讦的行为.而一旦意见得不到重视的时候,稷下先生们用脚的可能就显现出来了.齐闵王时期,稷下先生的建议往往被忽视,接子、慎到等人纷纷离开,作为三任祭酒的荀子,也毫无留恋地离开稷下学宫.可见,在政治上"干世主",稷下先生都保持了良好的限度和尺度,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良好的自律.实际上,稷下学宫的各个学派,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社会发展等具有形而下的问题开展研究,并上升到形而上的理论.由此,关注社会政治发展,关注社会问题解决,自然成为学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不治而议论"的方式,不仅为稷下学者提供了合适的政治观点、释放方式和社会责任的履行通道,还有效防止了学者因过度介入而坠入政治斗争泥潭.

（四）学派林立而无"结党"之患

稷下先生能够在精神上和实践上超然于政治利益之外,也从源头上消灭了稷下学宫内部政治斗争的可能性.设想,一旦学派的领军人物为官,政治利益则随之而来,学派自然转向"朋党",互相倾扎不可避免--无论从齐国君主角度还是从学派领军人物角度来看,稷下先生的"不任职而论国事"决策都是智慧无比的.既无官守,则无言责,因而稷下学宫中多个学派并存,学术氛围浓厚.这种思想自由也成就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学派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实现了共同发展.学派的共存共赢,在客观上成就了参政议政的美差：齐国的国君可以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理论.当然,学派之间的互动以及理论被吸纳,成为学派的重要活动成果,但不是唯一.学派围绕学术研究、咨政议政、教书育人等核心工作,自成体系,却并未因这种自由而形成党派甚至产生互相倾轧的政治氛围,学派领袖也没有在与齐国统治者交流中因自己的学派立场而厚此薄彼,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和谐",与学派的领导人的管理和约束是分不开的.正由于此,稷下学宫成为多元并存、繁荣发展的文化中心和学术中心,而没有沦为某一学派的阵地.这一发展不仅是齐国统治者愿意看到的,也符合其治理国家的需要.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发展态势,恰恰是各个学派吸取彼此优点,科学发展的重要依托.

三、基于稷下学宫的反思

社会政治环境中的高等教育,必然要回答如何对接社会政治生活的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包含三个层面：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其中的"人"应如何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定位；如何建立高等教育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模式和通道；如何把握服务社会政治的尺度.稷下学宫,以最智慧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

（一）角色和功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高等教育的"应然"

高等教育不可能脱离政治,任何企图脱离政治的"教育独立"论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将高等教育置于社会政治生活视角下,就必须回到高等教育如何进行角色定位、应该具备何种功能这一基本问题上.结合高等教育的教育、学术、社会服务三大职责,基于社会政治视角,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其进行角色和功能定位.第一,高素质的公民培养机构.2014年4月7日．美国欧柏林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M.克里斯洛夫(MarvinKrislov)和该校历史学教授沃尔克(StevenVolk)在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网站刊文称"大学的目的仍在于培养公民",这一论断说明高素质的公民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责所系［11］.而培养高素质的公民,就要求教育教学过程中贯彻社会政治的基本要求.借助高素质的公民的培养,推动社会政治的发展,也成为高等教育对接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稷下学宫正是以合乎齐国政治所需要的弟子的培养,履行这一职责的.第二,政策和制度咨询机构.从高等教育学术研究来看,更多的研究聚焦在中观和微观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上,其对于社会政治中存在的机制问题和现象的分析,有利于社会政治体系的问题解决和自身优化.因此,发挥高等教育在中观和微观方面的研究特长,对于高等教育自身和社会政治体系来说是一个双赢.高等教育所承担的政府决策性项目,客观上也说明了该功能的重要性.第三,智库建设者.大学常被用作政府的"智库",承担着从理论生产、智慧催生及经验提炼的重要责任.有研究认为：大学本身具有综合性强、人才聚集的特点,大学可以通过各学科的综合发展,结合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为国家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思路与建议,提出有利于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新理论、新观点,能够把高校的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有机结合,为国家决策和政策制定作出贡献［12］.在智库建设中,政治性是生存之基、独立性是立足之本、专业性是动力之源［13］.

（二）积极而有"度"：高等教育对接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

作为集体出现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对接社会政治生活中不仅应该有"法"（方法）,同时应该有"度".所谓有"度",即基本的"尺度"或"操守"："应该为"、"可以为"、"不可为"必须有其明确界限和尺度,也只有在这一范围内,对接社会政治生活才能产生建设性作用,才能够有效,这一点也为稷下学宫的经验所证明.第一,加强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践行社会政治的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是以"集体人格"的形式对接社会政治生活的,必然要遵循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求生活在该集体中的人、制度以及相关活动,都必须贯彻社会政治的基本要求,而作为其核心的教师和学生必须率先践行这一基本要求.对于高校来说,以常态化、渗透式的方法,贯彻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对接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稷下学宫作为学则的《弟子职》中所倡导的长幼之序、顺从之规及品德修养等,都是新兴地主政权的核心规则.第二,管理和引导参与政治,形成常态化对接通道.高校教师和学生对于社会政治的关心程度要高于普通群众,但由于"接地气"的程度不够,往往对社会政治过于理想化,其政治热情往往会被不良企图者误导.因此,加强管理并有效引导师生表达政治观点、释放政治热情,形成对社会政治建设性的"合力"尤为重要.在这些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是形成建设性的政治对接通道.

（三）建设性参与：学术精英融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原则

中国知识分子的"坚持人格尊严、重视社会责任心",由此也决定了学术精英必然要主动地关注社会［14］.历史证明,学术精英以建设性的态度和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则会获得"双赢"的结果；以破坏性的态度和方式参与社会政治,则对双方都是灾难.因此,从主体自觉和制度建设两个角度推动学术精英以建设性的态度和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高等教育管理者的重要工作.首先,从管理者角度来看,必须制定相关规则,以科学引导和规范学术精英参与政治生活.学术精英是高等教育机构的灵魂,其对学生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而学术精英也正是借助这种影响力,引导学生并影响社会舆论,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因此,规范学术精英的行为,帮助其建立科学影响力机制,以形成正确的导向.在教学、科研上,帮助学术精英建立起正确的影响力方式,以引导学生的价值观的科学发展.在社会影响层面,有效规约学术精英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行为和方式,以保证学术精英在符合身份的前提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贡献政治智慧,引导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高等教育管理机制设计中,应对接上层设计,建立和优化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通道,形成对应的制度和机制,使其政治见解和建议能够有效传递给政府.而不至于使得学术精英不得不超越学校,在其他非正式的平台上释放其政治情绪.同时,还必须重视学术精英的群众性组织,以科学的引导保证其发展的方向性.其次,推动学术精英"自律",发挥其对社会政治的"建设性"作用.稷下学宫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充分尊重知识分子的政策参与意识、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同时以"心理契约"的方式推动知识分子的"自律"：其中代表性的规范如"不仕"、不妄议政府和官员等.对于高等教育管理方来说,形成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培训机制,帮助学术精英形成"自律",并以建设性的态度和方式,融入社会政治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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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立升,蔡德贵.齐鲁文化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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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蔚华.稷下学研究(一)［J］.齐鲁学刊.1983(1)：2131.

［11］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国外社会科学前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