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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桌不是办公桌,酒死不是酒烈士

在中国,酒文化盛行已久,尤其在官场更是荒诞, “酒精”很多时候都扮演着官场上关系运作的“润滑剂”,喝酒往往是编织关系网的重要方式.近日,巡视组第九轮巡视开始反馈情况,“酒桌文化”可谓首次被列入十八大之后的巡视清单.在巡视组长提到的意见中,特别强调,要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开展“酒桌办公”问题治理,持之以恒纠正“四风”.

“摔死”、“呕吐窒息”、“引发心脏病死”……这是公职人员近年来因过量陪喝酒,所导致的各种猝死悲剧.这些葬身酒坛的公职人员,一些还获得类似“烈士”“因公牺牲”或立功等待遇.在多项“禁酒令”之下,这种“人文关怀”的善后,到底是遏制乱喝酒,还是在助推“喝酒风”?

谁在搞“酒桌文化”

从6月2日开始,巡视组第九轮巡视开始反馈情况,这次不仅被巡视单位众多,还首次对已巡视过的省份进行“回头看”.这轮巡视的4个“回头看”省份是辽宁、山东、安徽、湖南.

在巡视组对安徽省的反馈中,提到了一个词:“酒桌文化”.自从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应该说,官员的应酬吃喝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遏制.但在巡视组对安徽“回头看”中,发现“酒桌文化尚未得到有效治理”.

另外,巡视组特别提到,安徽省消化超配干部问题进度沛后,甚至边改边超.执行决策部署不坚决,党政机关违规经商办企业、协会学会不规范、私设“小金库”和滥发津补贴等问题依然突出.

在情况反馈中,还提到选人用人问题突出,存在买官卖官、带病提拔的问题,执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不严;工程项目、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仍然突出,发生在基层和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量大面广,少数干部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

在巡视组长提到的意见中,特别强调,要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开展“洒桌办公”问题治理,持之以恒纠正“四风”.

“酒桌文化”还催生出了一批“酒烈士”.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地方在处理干部醉酒死亡事件中,涉事单位往往会凸显“人文关怀”,给予死者家属相当的抚恤金,补助动辄几十万甚至百万元,称系“因公”牺牲、追认“烈士”、立功等,引发公众愕然.难怪网友说这“酒烈士”比“真烈士”值钱多了.一位县政府接待办的干部说,在基层,喝酒也是一项“重要工作”.真碰上意外喝伤、喝死了,地方都会千方百计给提高补偿,这也算是一种“人文关怀”.

安徽一位乡镇基层干部说,尽管每次醉酒让人很痛苦,但单位领导和同事反而会高看你.“酒品如人品”“酒量是能力”……更可怕的是,一些领导以酒臬表现衡量、考察干部,更是助长酒风.

“人文关怀”还是“助长酒疯”

在持续强力反“四风”的高压下,一些地方“酒桌办公”仍然屡禁不绝,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身上存在无视规矩、贪迷于“吃喝办事”的畸形“权力观”.此次巡视组巡视“回头看”再敲警钟,凸显作风建设长期性、艰巨性.

记者发现,一些地方“酒桌办公”积弊已久.“办事要靠吃喝”“接待也是生产力”等歪风一度盛行.随着八项规定和作风建设持续深入推进,吃吃喝喝、迎来送往等问题慢慢减少.但近两年,安徽等地又相继发生多起公职人员吃请、饮酒意外死亡事件,产生不良社会影响.

“酒桌办公”之所以屡禁不绝,说到底,是一些地方清明的政治风气未能真正树立,“不吃不喝不办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思想仍在作崇.

“酒桌文化”的实质就是“权力文化”,而“酒桌办公”本质可以看作是权力寻租.当权力从办公桌转战酒桌,当公务办理变成“吃喝办事”,规矩和底线往往在推杯换盏中被扔在一边,交情和利益成了“通行证”,酒桌也就成了交易的舞台.

酒为政治而生自古为把控

“酒桌办公”屡禁不绝与吸取了中国传统的酒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有关.在中国,酒的历史几乎与人的历史一样久远.早在汉字成熟之前,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与酒文化一样久远的是劝酒文化.中国古代的餐饮担负着极为重要的社交功能,所以延宕的时间较长.唐代的宴会一般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黄昏,算来不下七八个小时.清朝时期,很多公家买单的宴会甚至持续三五天,这些既是社交活动,也是政治活动.贯穿宴饮活动的,除了丝竹歌舞外,就是酒.中国早期的劝酒凤气源自各种持续时间很长的宴会.一顿饭吃这么长时间,话题必然枯竭,干喝也无趣,于是便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劝酒技巧.

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与祭祀、庆典等礼仪结合紧密,是属于皇家与当权者的上层文化.酒的稀缺性与神秘性,为各种仪式做点缀,用庄严与宏达的场面诠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集权的君主政体下,权力高度集中,得到权力的一方极为恐惧失去权力,于是便编制了各种礼仪,举办各种活动,以便维护自己地位的正统与神圣.

由于国家政权对酒的高度垄断,是稀缺资源,唯有皇室与贵族才可以享有.而皇室与贵族的宴饮行为多披着政治的外衣.酒的这个性质决定了它不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消费品,所以酒文化一开始就与政治相融合.饮酒礼仪的庄严,形式的高雅,场面的庄重,都成了政治的道具.从后期演化出来的酒器可以看出,形状大小无不象征着权威.

由于酒文化源于政治文化,是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道具,后来下移到社会普通大众生活中.这个过程极为漫长,但也影响深刻,最终高度异化了中国人的人际情感.在中国,除了皇家法律系统外,社会与家庭的伦理和礼仪也具有高度的强制性.宗法社会下,每个人在家中、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以等级来区分,社会上并没有平等的犬多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数是不对等的,所有不对等的关系之间一旦互动,就会产生强制性.家庭伦理、社会伦理都是这样.

普通百姓的酒桌文化不过是宫廷、贵族酒桌文化在老百姓身上的体现罢了.酒文化带来的规则与礼仪,折射了尘世间的游戏规则,为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撑”.传统社会的酒文化与人的身份、地位、权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始终闪烁着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

席位的秩序,器皿的多寡,摆设的位置,与当事人在社会上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完全吻合.家庭酒桌上森严的等级,以及严格的长幼尊卑,最直观地反映出当事人的血统、地位、权力.其中隐含着当事人对食物占有的顺序、数量、权力的多寡等.在家庭中坐错位置,是极为严重的失礼行为.很多人在步入社会之前,要通过家庭环境反复演练,直到完全明了其中的规则,以便进入社会后,都能够对号入座.这些都是潜在的规则,所有人都遵守,但全都心照不宣.

为什么不喝就是不给面子7

家庭规则与社会规则合流,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是政治潜规则.这种潜规则告诉我们,人要时刻守规矩,找准自己的位置,不可乱说话,不可乱做事,不可乱动,不可乱想.人在踏进社会之前,已经被这套思想完全禁锢了.“规矩”与“礼仪”的背后是不平等,是专制权威,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所以,在喝酒的过程中,如果有权力、地位不对等的关系,就会有强制性的劝酒或逼酒.对位高的人来说,这是彰显权力的机会,对位置低的人来说,不喝就是不懂规矩.

你不尊重别人的位置与权威,也就相当于不给别人面子.在中国,面子是典型的权力产物.这种权力可以是政治权力,也可以是隐形的权力,比如年龄、职位、身份等.所有不对等的关系,都会产生面子.所有不对等的敬酒、劝酒、逼酒都是潜在的权力在起作用.所以你不喝就是不给人家面子,不尊重别人的权力与地位.这种观念深入社会所有的阶层,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即便是国际化的今天,这种文化性格也依然在中国血脉深处,时刻发挥着巨大的威力.

面子的权力属性在政治潜规则中尤为明显.宋仁宗年间,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当差.有一天,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拯很高兴,请同僚们喝酒.王安石与司马光坐在一块,但二人平日里都不喜欢喝酒.因为顶头上司包拯劝酒,所以司乌光硬着头皮喝了几杯.当包拯给王安石敬酒时,无论他怎么劝,怎么说,王安石就是不喝.这事把包拯弄得极为尴尬,当场下不了台.包拯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王安石作为下属,竟然公然违抗自己.这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但王安石却违反了大家普遍遵守的政治潜规则.

劝酒文化毒害社会风气

在当代中国,劝酒文化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国际化而有所收敛,反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上升而越来越严重.越是靠近政治权力的地方,这种风气越严重,反而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这种风气相对弱一些.

与古时候一样,现在的敬酒、劝酒也都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多发生在官场、商场.酒桌上的劝酒、敬酒、罚酒把人际关系搞得极为复杂,处处险象环生.为了混迹这些酒场,中国人练就了虚伪、阴险、狡诈的应对手段,做出了很多极为庸俗的行为.很多人牺牲自己的健康,以获得别人的肯定与认可.原本简单的人际交往,因为特殊的酒文化搞得复杂难测.

现在意义上的敬酒与罚酒,政治强制性弱了,但却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习俗与习惯.敬酒成了对他人的尊重,不接受就是瞧不起人.如果不回敬更是没有教养的表现.既然成了习俗,人们也就习惯了,习惯了就成为社会规则.很多人即便是不能喝,碍于所谓酌习俗、习惯,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整个社会风气因为这种敬酒、劝酒的习俗,搞得乌烟瘴气.

改革开放之前,酒还是奢侈品,要凭粮票领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酒才慢慢进入平常百姓的生活中,成为普通的消费品.由于需求旺盛,中国酿酒业发展迅速,现已成为世界头号产酒大国.很多地方将酿酒当成支柱产业,如中国最为贫穷的西南地区占据中国白酒市场三分之二的份额.

酒的消费与酿造一样,也有政治烙印.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饮酒风气,是从体制内蔓延出来的.体制内出于政治活动的考虑,有特供酒.酒一直在“三公”消费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体制内的喝酒、劝酒、逼酒与古代没有区别,是强制性的行为.再者,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行为与政治有着难解的关系.当代的酒文化更多是从官场到商场,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一路蔓延下来.

中纪委端出“醒酒汤”

2014年1 0月25日,第十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

会议指出,深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要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持之以恒纠正“四风”,驰而不息正风肃纪.要加大执纪监督、公开力度,依靠广大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使作风建设落地生根、成为新常态.

记者发现,2014年1 2周16日晚间,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正风肃纪纪实》系列专题片第二集《正风肃纪》,片中回访了几位违反八项规定的领导干部,并了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在应酬时喝死陪酒人员的现场.

专题片表示,没有好的作风,何谈执政能力7没有铁的纪律,何谈好的风气7今天,中国人正在拿出钉钉子的精神,把对作风建设的要求,一项项落实,把对人民的承诺,一个个兑现.

201 6年1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称,当饭局变成了豪饮夜宴的代名词,个别视党纪国法如无物的党员干部,没能把住自己的人情关,没能坚守纪律和规矩底线,在不用自掏腰包的“盛宴”上喝得,甚至因此导致人身伤亡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了.

吃饭一事看似事小,实则事大.违纪党员干部之所以顶风妄为,不拿吃吃喝喝当回事,正是个别党员干部的思想深处染上了骄奢淫逸的病.要想拔除病根,必须杜绝酗酒成性的酒桌文化,打掉官场里低俗利益化的人际往来,让公务员还原务实清廉的本色,让官场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党员干部不同于普通公民,必须将党纪国法置于人情往来之上,用铁的纪律划下人际交往的界限.个别党员干部拿传统的礼尚往来、人情社会作为私心私欲的幌子,找借口称原本不愿意出席各种饭局,只是挨不过别人再三邀请,面子上过不去,才勉强为之.

殊不知,设宴的人,看重的岂是某些干部的面子,而足他们头顶的官帽.他人可以冲着官帽宴请,党员干部自然也可以照镜子、正衣冠,以身负公职、不便饮酒为由,坚决加以拒绝.

党员干部应当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常给思想深处做做“透析净化”,加强党性锤炼和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坚守底线.如此,才不会身陷“致命饭局”.

(摘自《京华时报》、新华社)

哪些官员因酒丢官

记者梳理发现,新年伊始,广东省潮州市纪委的一纸通报,令坊间哗然.该市公路局领导班子于2015年12月31日晚接受该局后勤人员宴请,酒后发生严重伤亡事故,致一死一重伤.

最终,该局党组书记、局长被撤职,降为正科级.

无独有偶,去年各地屡现党员干部因饮酒导致非正常死亡的“致命饭局”.

比如2015年湖南省永州市女干部陪酒致死,饭局上14人共喝了6瓶高度酒,就餐标准也远超过规定的接待用餐标准.

还有今年元旦前一天,国防部例行记者会披露,26集团军军长张岩在军部与两名老部下喝酒,导致一人死亡.

事后,参加饭局的永州市市长向曙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被免除市长职务,而26集团军军长张岩被撤职,由正军降为副军.

记者发现《成都商报》的一篇报道称,2015年4月20日晚,自贲市富顺县环保局长李德全违反培训纪律,外出饮酒直到凌晨才回到房间.4月21日凌晨2时许,李德全走出自己的房间,反复乘坐电梯并高声喧哗,直到凌晨4时45分,才被酒店保安送回房间休息.

事发后,富顺县纪委根据县委组织部通报,立即对李德全违纪的问题展开了调查,在确认其酒后闹事行为属实后,富顺县纪委常委会对李德全党纪立案审查.县委组织部建议免去其县环保局局长职务并拟将其调离.

2015年1月,宣城市纪委通报,绩溪县华阳镇人大主席、县委群众工作部部长黄义新,因公车私驾,且酒后驾驶、交通肇事逃逸,绩溪县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过相应处理后,宣城市纪委常委会决定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并建议由绩溪县依法罢免其华阳镇人大主席职务.

2015年1月,宣城市纪委通报,绩溪县华阳镇人大主席、县委群众工作部部长黄义新,因公车私驾,且酒后驾驶、交通肇事逃逸,绩溪县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过相应处理后,宣城市纪委常委会决定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并建议由绩溪县依法罢免其华阳镇人大主席职务.

2014年1月,中纪委网站通报,福建三明市副市长、沙县县委书记陈瑞喜等人接受宴请发生人员醉亡,陈瑞喜被免职.

(摘自《法制晚报》)

酒桌不是办公桌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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