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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投行看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但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并不相称,目前国际社会的话语体系仍然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掌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下提出建立亚投行的倡议,并付诸实践.亚投行的建立与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因此对于中国当前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将着手分析中国制度性话语权与经济实力不相称的现象,论述亚投行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并从亚投行的案例中寻求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路径启示.
一、中国制度性话语权与经济实力存在不相称现象
何谓制度性话语权？苏长和教授认为“制度性话语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运行、国际规则制定、国际道义维护、国际秩序组织方面的引导力和影响力.”①笔者较为认同苏长和教授关于制度性话语权的定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提出要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总书记2014年7月在访问巴西的演讲中,首次提出金砖国家要加强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争取更多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强调“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③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上实得的制度性话语权与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存在着不相称的现象.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并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占世界的41.0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位居第一,而同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对世界经济拉动率则为负值,美国为-1.28%,英国为-0.32%.从下图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
从国际经济领域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权能够对组织的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权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国家在某一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与美国、日本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美国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超过15%的权,而中国在这两大金融机构中分别只有4%和6%多的权,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重大事项需要有85%以上赞成票通过,可见美国在这两个组织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从国际政治领域看,联合国是在二战后建立的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中国是联合国中的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第三大会费国和第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应当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中占据着大多数高级职位,能够对议程设置和政策制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中国由于高级职位占有率偏低,大多数是从事语言翻译和文秘等辅助性工作,在一些重要的职能部门任职并担任高职的人不多,致使中国在联合国中的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定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从而限制了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长期以来,美国人把持政治事务部,法国人把持着维和行动部,英国人把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④其他国家的人才很难进入这些部门.由此可见,在政治领域,中国制度性话语权不如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和政治两个重要的领域就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相应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没有自己强大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上难免遭到其他国家误解与误读.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就是十分必要及重要的事情.
二、亚投行提升了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
2013年,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主要是为促进亚欧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一倡议中,“基础设施投资和相应的融资平台建设被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是加强亚洲各国互联互通的突破口和主要途径.”⑤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出建立亚投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提供金融支撑.亚投行是中国首个倡导建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从其决策规则、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对自身形象的塑造来看,亚投行都是中国制度性话语权提升的一个范例.
第一,亚投行本身的决策规则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2015年12月亚投行正式成立运行,成立之时,成员国最关心的就是国家之间的权与决策规则,因为这两项关系到不同国家在亚投行中所拥有的权力份额与决策能力.亚投行的权比重由三部分构成：基本权、股份权、创始成员权.中国是亚投行建立的最大出资国,又占有基本权和创始成员国权,因此中国拥有这三种权,其权重最高为26.06%,远远高出排名第二的印度的7.51%.根据《亚投行协议》的规定,重大事项的决策如选举行长、增加基本金、修改协定等都是需要75%以上的赞成票通过.简而言之,在进行重大事项决策时,中国拥有的权比重可以使中国行使一票否决权.亚投行的决策规则和中国在亚投行的比重决定了中国在亚投行的运行当中拥有强大的引导力和影响力,由此可见亚投行提升了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
第二,亚投行促进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推动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完善和发展.目前存在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美国主导建立的,美国在其中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国际制度具有非中立性,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维护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不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亚投行首要的目的是为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建立互联互通的亚洲,从而降低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促进亚洲地区经济的合作.亚投行在带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带动着其他产业的发展如农业、制造业、第三产业等,促进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缩小世界贫富差距.正如总书记在亚投行开业仪式上提到“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具有重大意义,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的趋势,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⑥因此,亚投行的建立运行对于促进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及缩小世界贫富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亚投行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体现出中国在国际道义维护、国际秩序组织方面的引导力与影响力,可见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得到了提升.
第三,亚投行塑造了中国良好的大国形象.在美国进行全球战略调整并将重点放在亚太地区的背景下,2011年,希拉里首次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意在主导该地区的发展进程,强化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但到目前为止,“新丝绸之路”也只是停留在计划之中.因此在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西方国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愿景,很难实现.而实际情况是,“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实施以来,硕果累累.亚投行的建立运行就是“一带一路”的成果,中国作为亚投行最大的股东,在其建立之初出资50%,是中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所做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亚投行成立不到两年,已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9个项目提供17亿美元贷款.亚投行具有包容性,成立以来不断接受新的成员加入,截至2017年5月,亚投行一共有77个成员,遍及各大洲.亚投行的包容性,体现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亚投行的建立运行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为中国未来在国际社会上提供方案时能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和支持奠定了基础,自然就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
三、中国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路径
亚投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制度性话语权,但是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话语体系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制度性话语权虽有提升,但是其经济实力与其在国际上的制度性话语权的不相称的现象仍然存在.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仍然有很大提升的空间.亚投行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经验值得借鉴,中国可以从中寻求启示,以促进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
首先,中国应继续大力支持亚投行的发展,以亚投行作为一个样板吸引其他国家未来与中国合作.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是重复发生的,而不是只发生一次,在一次合作中国家放弃短视的利益,就能在未来合作中获得长期的收益,这些利益包括增加其承诺的可信度与国家声誉的提高.认为“以理性假设为基础的理论,都强调在确定的一段时间中,行为者的信誉和国际制度在一些同样的行为者进行重复互动过程中的意义和重要性.”⑦其他国家与中国在亚投行的合作当中,只有感受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才能在日后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出新的方案时给予支持.亚投行从倡议到运行四年多以来,克服重重困难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未来亚投行的发展必然还会出现困难与挫折,例如随着会员增加,未来面临着治理结构的改革；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受到不确定的干扰因素较大.在这种时候中国应当勇于担当,克服困难,引领亚投行不断向前发展.这个过程中增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在此基础上为未来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打好坚实的基础.
其次,中国要顺应国际时势主动向国际社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亚投行是在世界经济增长出现困难、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的背景下建立的,其建立运行弥补了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资金缺口.亚投行是中国基于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顺应国际时势的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要想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中国不能只依赖于融入当前的国际制度当中,因为融入当前的国际制度当中,短时间内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但是长期来看,如果中国不能进行理念创新,提出新方案,就只会对既存的国际制度更加依赖,从长期来看这样的做法并不能增加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因此中国要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不仅要积极参与到现有的国际制度当中,更要有所创新,积极寻找新的议题,建立新的制度.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存在很多新的议题,例如深海、极地、太空、网络等领域,随着其他国家对这些领域参与的越来越多,在这些领域的国际制度也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应当树立前沿思维,创新理念,提出中国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方案,增加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
最后,中国应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为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中国提出新方案的实施,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背后需要有强大的国家实力支撑.保罗·肯尼迪认为战略规划要实现目标与手段的平衡,⑧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从长期来看是中国外交的一项战略,而这项战略要成功就需要与之匹配的国内基础.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就提到欢迎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的便车；在亚投行建立之初,中国就出资50%.无论是让其他国家搭便车还是在新的国际组织中投入巨大的资金,都需要中国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未来中国要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就需要提出更多的中国方案,也就意味需要中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虽然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时刻,中国就更应该保持冷静,客观地看待自身的国情：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并不高,其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现象.除了经济方面的问题,中国还存在优秀文化的流失、创新动力不足、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中国应当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致力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完善中国国内的治理体系,提高中国的治理能力以解决中国自身存在的不足,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为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制度性话语权奠定坚实的国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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