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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红色题材亟需抢救性挖掘和持续性创作
卜 谷
中国工农红军于1929年1月进军赣南至1935年10月离开,加上项英、陈毅领导的3年游击战争,前后共计10年.于悠久的历史长河来看,10年只是沧海一粟,但对于原苏区的赣南人民来说,这短短的10年却是无法抹去的、值得反复书写的、可歌可泣的历史.这10年里,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创建了苏维埃共和国,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不得不撤离赣南,走上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路.整个赣南参加主力红军、地方红军以及赤卫队的有33万人,平均7个人中就有1人当红军,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十万八千余名.在这块红土地上,赣南人民以其质朴与忠诚,为工农红军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历史不应被忘记,英雄以及流血牺牲的人民更不应该被忘记.作为一个红军后代,我常年行走在这块红土地上,搜寻和打捞着与红土地有关的人和事,每每被曲折跌宕的历史以及其中的人和事感动得潸然泪下.在不断发掘、书写这些人和事的惊喜、欣慰之时,也有一种深深的隐忧和焦急萦绕心头：与苏区这段彪炳千古的历史相比,与老一辈革命及赣南人民作出的贡献与牺牲相比,赣南红色题材的文艺创作却难以望其项背,远远没有达到应该达到、可以达到的成果.我积数十年赣南红色题材文艺创作经验,深以为赣南红色题材亟需抢救性挖掘与持续性创作.现就赣南红色题材创作的现状、制约的因素、存在的困难以及解决的措施等谈点个人看法,以期得到更大的关注及有力度的支持,把赣南红色题材文艺创作推向新的高地.
一、赣南红色题材文艺创作的现状
(一)赣南红色题材创作的缺位和空白
从全国范围来看,现有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为数颇多,但书写江西尤其是赣南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却寥寥无几.这种题材不是没有人写过,而是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数量；即使有人写过,产生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够.可以说,赣南重大红色题材在创作上的缺失和空白,无疑是当代文艺创作的一大遗憾.以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创作为例,一些比较有代表、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均有人写过,然而对一些比较平凡的人和事往往是忽略的,自然一些珍贵的写作素材也就很遗憾地与作家失之交臂了.据我了解,红军五次“反围剿”,每一次都是宏大而神奇的叙事诗篇,淮海、平津、辽沈战役都有相关的文学作品及电影电视剧问世,唯独红军五次反“围剿”没有相应的叙事；苏区局、局与苏区局、苏区政治保卫局等,包括当时一些最基层也是最核心的政治机构,也没有人写过；再如“AB”团事件、红色经济交通线如何突破九年的白色经济封锁、九路分兵等重大题材,如历史谜团一样的故事也很少有人关注过；至于红军留下的孩子、红军留下的伤病员等,则更是乏人问津.苏区文艺创作整体开发空白,如苏区歌谣、红军标语、苏区医药、苏区教育、苏区体育、苏区婚恋、苏区漫画、苏区武器、苏区饮食、苏区服装等都还没有很系统地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展现出来.我曾经组织10个作家编写了一套“红军文化考”丛书,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为不断涌现的新发现而欢欣鼓舞,觉得苏区的红色题材就是一座矿产资源极其丰富的大山.与此同时,我们也很无奈地发现：迄今为止对这座大山的挖掘,其深度、广度都远远不到位,很多苏区文艺题材和活着的历史,正以迅速超过我们写作的速度而消亡,重振苏区红色题材创作显得尤为紧要和迫切.
(二)红色题材创作观念陈旧、内容单薄
一是对红色题材的历史背景缺乏正确的认知.长期以来,社会上一度出现歪曲历史,消解崇高的不良倾向.由于对红色历史根本不了解或了解不深,当我们提起红色历史时,有的人表示漠然与不屑；有的人则概念模糊,甚至把红色历史与当前的官僚、腐败现象相联系；也有的人认为历史是虚构的,怀疑当年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存在的真实性,因而出现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这些年更有甚者,竟然对红色经典、英雄人物与历史名人大肆恶搞,消解了正统意义.
二是红色题材作品内容的单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可以写战争、写英雄、写历史、写敌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把镜头只聚焦在惨烈的战争和善战的英雄上,为了突出我方战争的正义性和英雄人物的革命品质,把英雄“高大上”了,变得不食人间烟火；把战争的最终胜利总是归结到某一方面或少数个人,反而变得不真实了.这些作品内容上的大同小异,也就造成主题、情节上的殊途同归,存在着千篇一律、抄袭模仿的弊端.在我看来,苏区文艺这是一个极具人性特色的创作题材,这种题材包含着丰富的写作素材,如人与历史的关系,人性与革命性的关系,战争中各方面、各阶层人物的复杂人性,历史题材给当代人带来的启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正面战场上的正面人物之外的平凡的小人物、那些唯一的“这一个”,等等.此外,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文学性不强,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革命历史题材当然要写历史,写历史事件,但它不是历史教学书,是文学作品,还应具有叙事性和审美性.作为发生在苏区这一特殊地域上的革命历史,与苏区特殊的地域特色是分不开的.苏区文艺应重视了解客家文化的背景和赣南、闽西的地域文化特色,应将将革命历史题材与客家民风民情有效结合,彰显革命的地域性与合理性.
三是红色题材创作者难以为继,在红色题材上表现出不适应.写作是一件艰辛的事,从事红色题材创作则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苏区文艺创作需要了解并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对历史的来龙去脉有足够清醒正确的认知,必须首先是一名历史学家.其次,这是一种文学写作,当然要懂得一定的写作知识,要把握文学创作的规律,要掌握一定的写作手法和技巧,能够综合运用各种手法,有一定的鉴赏和审美能力.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创作者用一颗爱心进行创作,把创作视作自己的责任、义务,或者作为毕生的事业和追求,并为之奉献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生命.在我看来,进行红色题材创作,坚持到实地采访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从事红色题材文学创作,要有一定的生活功底和历史知识功底,一个真正的红色作家从事文艺创作,总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艺术本身执着的热爱.我为了写《红军留下的女人们》《红军留下的孩子们》《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等,6年间曾数十次前往瑞金市泽覃乡泽覃村采访,有时一住就是一周；曾七八次甚至于春节期间往兴国县茶园乡教富村,采访原苏区局委员、少共书记李才莲的妻子池煜华.我深深感受到,采写需要一种情感、一种精神,一种红军精神、信仰精神,这是收集处理素材、从事创作实践时把握红色题材的钥匙.然而,从当前苏区文艺创作的现状来看,一方面,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唯数量不重质量,很多粗制滥造的历史题材作品充斥着文学出版市场,很多创作者受眼前利益的驱动,缺乏潜心静气的功夫,作品难免浮躁；另一方面,苏区文艺创作的作家和读者数量锐减,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以赣南红色文艺题材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红色历史、红色题材创作一直是江西文艺创作的强项,在江西、在赣南形成了一个革命历史文学创作的作家群,其实罗旋、杨佩瑾的作品得到国内外关注与认可.然而,现在长年累月深入基层采访,坚持红色题材创作的作家为数甚少；屈指算来,大概只有十二三个业余作家在创作中兼顾红色题材.
四是苏区文艺研究定位和地位的弱化.如何对文学史进行断代与划分,始终是文学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把我党的文艺工作从延安时期作为开端,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新文学史的分期标志,我却认为此种划分未免简单了一点,值得商榷.如果说当代文学的开端是延安文艺,那么延安文艺的滥觞则又是来自苏区文艺.对于这一点,在1936年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同志就曾明确指出,苏区革命文艺是随着苏维埃政府的产生而产生的.的确,当时苏区有一大批文学艺术人才,如李伯钊、沙可夫、胡底、钱壮飞等,红军学校组建了“八一剧社”、工农剧社,红一军团成立了“战士剧社”,红三军团成立了“火线剧社”,红五军团组建了“猛进剧社”苏维埃政府、建立了“蓝衫团”、苏维埃剧团和高尔基戏剧学校.至今收集到的剧本有74种,创办各种报刊34种,其中大部分刊物都辟有文艺专栏.翟秋白的遗作《多余的话》就是一篇影响巨大的散文；刘伯坚的遗诗《带镣行》,陈毅的《梅岭三章》,的诗词创作以及与翟秋白的诗词应答,林伯渠与何叔衡的诗词应答,都是十分优秀的作品；红军长征渡过于都河的诗词,便有陆定一、叶剑英、肖华等人创作多首.在《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中说到,长冈乡有俱乐部4个,每个村都有一个,活动内容有体育、墙板、晚会等；才溪乡俱乐部有50多人,其中剧团占30多人.1931年元月红军在宁都小布成立政治部,设置宣传科管辖全军宣传队,纵队、支队成立宣传中队,中队下设置若干分队,各大队、连队在士兵委员会内设立俱乐部,宣传形式包括集会演讲、发传单、贴布告、出版壁报、画报,化装演出等.现如今保留在赣州宁都小布乡大墙上的巨幅标语,以及许多祠堂墙壁上的大片壁画、漫画,还完好如初,熠熠生辉.80多年过去了,这些作品不但有可贵的文学价值,而且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吸引着很多文学家、历史学家不断地沉醉其中.
尽管在苏区有着众多文艺的影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萌芽,但在文学史上却没有给予其相应的地位,没有专门的篇章加以梳理,以至于苏区文艺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应有重视.有学者指出,苏区文艺固有的文学史价值与既有的学术研究水平呈现出较大的反差,尽管有关的门在苏区文艺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为数不少的资料集和专门史,但基本上被归为革命传统教育系列,而没有进入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事实上也被排除在文学史教育之外,这就造成了苏区文艺研究一直停留在较低、较浅水平的层面上.我认为,既然苏区时期苏区已存在“文学的自觉”,苏区文艺就理应成为现当代文学史的开端,中国革命文艺的历史理应赋予其应有的地位和评价.
二、赣南红色题材文艺创作的出路
(一)亟需政策性引导与物质性支持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70周年、80周年之际,中国作协都专门派出采风团来赣南采风,先后有钱小芊、铁凝、何建明、叶辛、王巨才、陈建生、高洪波、陈忠实等作协领导亲临赣南,对赣南文学创作进行把脉号诊,并先后组织了彭学明、李鸣生、王松、汪国真、李小雨、甘久辛等180多名全国著名作家,深入基层采访赣南.2011年,由中国作协、江西省作协、赣州市委宣传部、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了《红军留下的女人们》研讨会；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至今已经召开了三次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并随后在重大的历史节日点上开展了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又如,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在宁都县创建了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基地,赣州市作协也创办了宁都莲花山创作基地、崇义阳岭作家村、瑞金泽覃乡泽覃村创作基地.这些创作基地发挥过很大作用,创作出了一批好作品,但也因缺少制度性建设和管理,不能发挥更大的长期效益.客观地说,赣南红色文艺题材引起省内甚至国内的关注只是在近几年.中国作协组织的采风团,主要也是在重大节日点来赣州待上短暂的几日,也有的活动因某种外在的因素而发生,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对赣南文艺创作长期性的针对性指导不够,对赣南红色文艺创作起不到更大的实质性的促进作用.为此,重振赣南红色题材文艺创作,需要国家在政策层面予以特别的关心和引导,以落实总书记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契机,完善赣南文艺扶持机制,不断加大赣南红色文艺事业的投入力度.
(二)要大力加强红色作家队伍建设
有了好的写作素材,还要有好的作家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才能形成好作品.然而现实却令人很无奈：一方面愿意以赣南红色题材为写作对象的作家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即使有人愿意参与这种写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往往显得“心有余力不足”.比如实地采访,许多真正想深入生活的作家要从事红色题材创作,受基层基本条件的限制,缺乏基本的创作条件：有工作的作者要请创作假；无工作的作者要解决最起码的差旅经费；资料也是个很大问题,许多作者不知道去哪里找资料,有的作者想去有关部门查阅资料,却因没有介绍信或熟人介绍而连门都入不了.为此,重振赣南红色题材文艺创作,需要加大对红色作家队伍的建设,努力打造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创作团队,培养一批真正热爱苏区文艺、有志于从事红色题材写作的作家,在硬件和软件上为他们提供全方面的保障,让他们在基层采访能进展顺利,回家写作能写得顺畅.采取得力措施有计划地一批批抢救、开掘赣南红色题材,达到出精品、创品牌、出人才的目的.
(三)加强与高校的联姻,让专业评论为创作助力
高校拥有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有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人文社科类专业中有很多学者本身既是作家也是评论家.总体上看,近几年赣南红色题材创作作品不多,尤其缺乏具有思想及艺术深度的精品,与文艺评论没有及时跟上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赣南的红色题材潜力已经被中国文坛认可并深度认识,已经营构了一种合力开发的浓郁氛围,赣南红色文艺创作如若能与高校联姻,建立互补机制,实现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的融合,无疑是一种锦上添花的好事.与此同时,好的作家、作品还需要评论为其摇旗呐喊,加油助威.赣南红色题材以赣南本土为视阈,可以依托省属高校赣南师范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在省文联的组织领导与指导下建立“中国革命历史题材文学艺术创作评论研究中心”,让身处大学塔的专家学者们指导身处创作一线的作家们；反过来,处于实践一线的作家们又为专家学者们提供了鲜活的研究材料.有了这样一种“创评”合作机制,我和一批赣南少壮、实力作家,正构思创作的6卷本“红军记忆”文丛和“苏区口述资料辑”系列丛书,便可能应运而生,并打造成江西的品牌,插上飞翔的羽翼,走向全国.
三、结语
历史铁血,沧桑多情,造就了赣南这片红土地的辉煌与奇迹,也赋予了生长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作家与评论家以神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面对这片土地上埋藏的丰富宝藏,我们要趁一些当事人或见证人还健在,抓紧时间进行抢救性发掘与持续性创作,为苏区文艺乃至共和国文艺添砖加瓦.这是我辈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我辈的光荣！
[作者系赣州文学院原院长、市作协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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