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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自由之精神，重建文化良知的去往从来
自何勇组织策划“去往从来——雕塑实践与传统文化精神的探讨”雕塑展,于2015年在上海油画雕塑院举办一年之后,再度迎来了第二回展的推进；这是一个由“去往从来学术论坛”发起并兼及主持的具有非常意义的展览,其中跨界论坛更涉及美学、音乐、戏剧、文学等多重学科领域,意在就艺术实践展开文化与思想、社会生活与当下传统精神的有效性进行广泛讨论,以寻找发现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重塑包括再造的可能.与第一回展相同,所以这仍然是一个带着问题的展览,而且具有多重语境的典型性,这使得参与者倍感必要.联系到何勇在第一回展览上的关键词：“无形决定有形”,他在谈及此回展览时引用了“通天塔”神话,并指出:（通天塔）是人类“通天彻地的理想”；再次给出了一个真理性的定义.这句话不仅作用展览本身,对目前的艺术进阶与文化生态环境,也非常具有提示性.这就给我们定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不是开倒车,而是前瞻以史,后写新篇.本文希望就此展开对第二回“去往从来”所强调的和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提出相关的、综合的观察意见,它将通过标题形式尽可能地予以阐明.
艺术自由之精神与“去往从来”的建设意义
热尔曼·巴赞在其重要著作《艺术史》开篇即以全体的名义宣称人类最伟大的艺术,存在于新石器时代.之后,他将古埃及壁画上人永远大于房屋这种表现,描述成人对自身意识的放大以及能力的放大,进而演化为一个物种的自大.他同时还认为：“抽象艺术——把一切有生命的形式当作纯装饰主题处理.它给予基督教西方最初的艺术产品以活力.它是罗马式艺术的源泉之一,因而在西方世界的艺术发展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很明显,这种态度强调的是西方古典艺术对史前时期艺术基因的继承,他想要表明这是一条明显不过的路径；其次,他说到的“趋同现象”（Convergence）,对不同民族艺术最终走向相似性的历史,包括具有滞后发生性特征历史的观察意义,也同样打动人心.他还不动声色地提示了艺术的某些本质性的“元基因”,是一种共同遗产,并持续影响世界艺术的生发.然而我们究竟是怎样集中起来关注艺术这一貌似多余的活动,其本身到底体现了何种真正供给人走到今天的热力,显然这才是解读以人为本的世界不能绕过的话题,何以为人？这是首先要了解的.就艺术而言,它体现的是人对自由的释放.因此自由又是一种能力：天赋想象和创造的能力,并且这个自由几乎是全维度的.我们通过它走出穴居生活而作出了揖别自然界的抉择.
其次,艺术对“何以为人？”这样的发问,也给出了如“去往从来”这样一个命名的原始起点.因此,如何看待“去往从来”雕塑展,将使我们不能满足仅仅停留于一般性的评价,而且,其所生发的关于良知与愿景的人类话题,已经超出了单纯关于艺术实践的专业主义的样本意义,回到更广阔的方面,它的出现,必须结合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与艺术生态的语境,结合当今世界范围内关于“何以为人？”的焦虑症结而予以体会.
“何以为人？”这个问题显然并非出自杜撰.如果良知首先不能得到尊重,或者尊严首先被以艺术的名义摘去,如果人类创造艺术的目的仅限于“游戏”或依此轻描淡写,艺术不过就是一个不讨论以上话题的个别存在,不延及我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果真如此,那么两届“去往从来”雕塑展（2015–2016）所陈列的作品,在每一个时期所留下的物证性,不过就是朝生暮死的或已经“游戏”过并随之死去的孤独之物.
但,这是荒谬的.
扬·阿斯曼博士在《文化记忆》一书第二章“书写文化”中写道：“过去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是文化建构和再现的结果；过去总是由特定的动机、期待、希望、目标所主导,并依照当下的相关框架得以建构.”这段话回应了其在导论中提出的中心问题“什么是我们不能遗忘的？”并进一步归纳了回忆文化是履行社会责任这样的非常意义.阿斯曼在这部通篇为文化所关照的我们以往行为的著作中,一再强调了个体只有通过集体才能进行“回忆”,并且只有在社会化进程中才能拥有回忆这样的观点,恰恰表明以个体标榜的行为,永远无法通过纯粹个体进行文化性回忆.可以想象,如果对前述“何以为人？”拒绝深入思考,这部分人会否陷入所谓的“结构性健忘”而不自知？对比之下,“去往从来——雕塑实践与传统文化精神的探讨”展,对于人类艺术本质及创作经验,其所深度涉及的是一种任其消失还是保存发展的取舍态度；通过二回展的不同角度,就第一回呼吁发现问题,到本回发现并给出一种指引,已经有了生长的回响.
回忆,无论何种回忆都包含着文化与艺术的特点,但并非一定等同于历史；又因为回忆的“集体”性始终以个体出发,所以其文化性状及艺术精神,具有不同的自由度,成就了艺术创作的灵活与经验特点.如此,它又是佐证历史之一部分.作为以上背景,人类除去其天赋的艺术之自由精神,其本质还有一个创造的内在力量驱动.这个动力将想象的自由落实在创造的愿望上,包括建立国家,发明文字种种与人类今天休戚相关的体系与建构.因此,艺术除了能够通过想象处理人类对功能的应用,它肯定不是多余的.我们称为艺术精神的核心,到此应该得到彰显：它就是天赋存在于我们内心的勃发的意志：脱离自然界,建立一个与自然界平行的,人类世界.这既是“何以为人？”的基本立场,也是何勇对“去往从来”以雕塑识别其证据性,进而以具体实践解决其当下有效性问题的出发点.
艺术自由之精神,遭遇话语垄断之后
如果“去往从来”的本意关涉到回忆与建构的当下有效性,必不可免,它所遭遇的除文化记忆方面的难忘创伤,其所遭遇的历史困境乃至发展至今的现实困境,都不能脱略不提.
以最少数的人最少数的产品,控制最大多数人的生活主要是日常生活,我们一般称此为物质垄断；如果以早期话语垄断（宗教）,中世纪西方教廷是这样表达的：以最少的人,控制最多的人,从行为到思想到逻辑到信仰.
如果以此作为“文化记忆”的触及点,我们还需加以判断的是,所谓垄断,有否控制历史进程的野蛮意图或予以重新立义的关于征服、驯化的早期文明的？
人类对创造物的把持充满野心.这也表明存在创造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基因.上帝被人创造,他于是反过来又创造了人,我们理解这种悖谬,它本身就是人类意志的一个向度.《圣经》以上帝的名义终结了通天塔,这是一个关于文化话语权垄断的隐喻,再者,它负责建立语言的世俗社会的乃至全部生活的垄断；但是,历史上这种矛盾的演进是纠缠始终的.不过通天塔的建造之所以被载入《圣经》,无论它是否属于一个关于拯救的隐喻,还是惩戒的警告,它既如何勇所表明的那样,是人类“通天彻地的理想”,也体现出突破种族、语言、隔离种种束缚的巨大的、直立为人的述求动力肯定关乎艺术,原因不言自明.既然艺术无所不能,那么一体同在的约束也不会视而不见.
“去往从来”第二回展所呈现的作品,经过前一回的发酵,其展陈意义有了新的内涵.它提示某种类似始于希罗多德回忆的,关于埃及民族悠久的文化,并非止于纪念碑式,而是一种可延续的成长；作为对比,这些作品从创作之初,到进入展览特别语境内,其变化正逐渐清晰可见,新鲜可闻；同时,就作品形式上有没有永恒意义可以不追究,亦非指为某一创造物有否体现“永恒”性,而须绞尽脑汁.
人类要独立自然之外,这是内定的,也是宿命的.今日社会所努力呈现的陌生性,就是这部分力量决定的.在成其为人的路上,人的每一次蜕变,都影响了人类历史,并留下每一寸痕迹.这种痕迹叠加为文明.然而以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话语文化的垄断,使人类在创造自身文明的道路上,被强加为奴,臣服与膜拜世俗上帝（教廷）,并以信仰的名义,流布于各个社会阶层.这里指的是对生命意志的反向表达,宗教垄断是其重要成因.火刑、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欧洲文明进程的破坏和干扰,就是一种以此为由的反文化乃至反人类的精神桎梏.和任何文化垄断的不按人类良愿发起的运动、号召一样,垄断的可疑性一目了然,其被打破性也必然存在其中.
“去往从来”的命名所具有的承续性与生发精神,就其贡献而言,还包含更重要的内容,即：以艺术之于社会生活,更富有建构价值.这项评估的背景,来自我们必须要进入的社会关系内部.
互证与对读
“去往从来”所引发的关注,首先是社会性关注.
注意到时间之于“去往从来”两届展览的特殊含味,是因为从实践的开始到思考实践意义,具有双重的过程性.2015年“去往从来”第一回展发生之前,社会的视线,总体上说还完全停留在“当代艺术”意犹未尽的表现上.而之后一年里,国内艺术界针对“去往从来”倡导的“传统文化精神探讨”,再度发生了“寻根”热,同时,社会生活作为响应,各种有关“传统”的话题、“传统生活”的方式、趣味的体验,亦呈复苏之态,在办公楼或一些文化场所内趋向活跃.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对民族复兴的解读亦从字面跨越到具体行为.
如果说这种关注具有巧合意味,那也恰好证明“去往从来”是与社会生活进行互证的结果；其互证态度与之前当代艺术的互证方式,在伦理与艺术行为方面具有鲜明的区别,表现在时间上,正好是当下,当下的“有效”与当代的“疲弱”,是考察这次“去往从来”引发的系列事件的重要评估依据.究竟艺术如何作用社会,社会为何需要艺术,艺术是否与美无关,美是否是社会人心之必须,从古希腊帕特农神庙多余的立柱,到波伊斯的玻璃渣,其间作者名单可以生成世界上最华丽庞大的家族.由于内讧不断,魔鬼频频光顾,契约一而再三,这个华丽家族参与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活动,其证据可谓典籍危耸,俯拾皆是.
回顾历史,有太多的实际案例启引我们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生活与文化精英,他们之间的相互对读、互证存在,虽然是置身历史范畴的,但其实是一个选择性的、或者说是博弈的结果.如在宋朝,“仕”几乎已经到了最发达的顶峰,半官僚半知识分子的身份,使他们既可位列朝堂参与议政,又兼具艺术家身份,他们的发声,上可达天听,下则成诸家,然后流布民间；有元一代,知识分子话语旁落,社会生活就没有什么想象力可言,都去搞戏曲、小说,这里的对读结果,与之前任何朝代都大异其趣.所以也明确产生了一个新的文艺方向：文人画.文人画其下是诗词颓靡、转而戏曲、文学得昌的局面.市民阶层壮大到一定时候,思想家阙如,故此娱情风行.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对读结果,也是某种信号的开始.
社会生活失去灵魂是何种模样？
要了解何谓社会生活的灵魂,首先应该考虑知识分子.或许知识分子的出现与祭司的原型有密切关系.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在中国属于外来概念,古代中国通常以“士”的身份出现,中国文化中并不以占用知识多寡而比较其价值,而是根据一种智慧评判来界定其对王朝及社会的影响和塑造.等而下的服务于王权系统,其上者,或成为社会崇拜的象征.这种营造本身更重视本体论发生与享用其成果,故而中国文化的承继性特质几乎是全面的,其秩序内部是自足的系统.当然它也不断经历自身的重构,这里,重构不是一个关乎法理的概念,而是一个自为的、有时甚至是相反意愿下的发生.
随着历史进程和文明的演进,东西方艺术发生的同源性逐渐演变出历史及文明的分岔.王权的出现,对这种话语模式形成了本质的威胁,“君言为尊”的古罗马时期,除了限制、笼络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话语外,还同时让教廷限于附庸；而在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后,权力模式以及国家模式,都以结束周-春秋时代延续800年的原始联邦共和制而揭开序幕.此后,无论东西方多么不同,但权力意志都集中体现在统治者的意志方面.
其实在中国并非全是一个知识的话语权问题,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的智慧评价一经进入某种“分享”后,其必然堕于平庸.所谓自足的体系,与其自身相悖的学术被放大后,进而统御思想,则成头足倒置状.汉代董仲舒到程朱理学,都相信以术论道的政治学、伦理学的优先选择更适合某种改造,于是以牺牲社会生活的活泼精神为代价,以服务统治阶层寻章摘句式的“体系”精神为主导的局面油然而生.这期间,中国文化传统之被“重构”,使中国社会不期然地成就了一个“后”传统的貌相.
近代二次战争后,西方列强以文化之名登陆中国,代表作应为上海外滩建筑,并美其名曰“世界建筑博览”；中国人自己的建筑风格则随文化伤逝,这些例子够得上触目惊心.这又是一次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重构”,而且几乎是体无完肤式的.撇开“交融、碰撞”这类美好字眼,真正收获惊喜的事其实从未发生.于是,当文化精英出现继发性失语（迫于失语与精神性失语）,对照那时的社会生活,究竟有多少可观的内容？
那么,回到我们聚焦的主体来说,“去往从来”虽然以雕塑实践的名义被提出,其陈列说明也以雕塑作品为参照,但策划者所想达成的,其实是一个关于传统文化精神回光深长的反思,进而以被几世纪来逐渐打碎并在今天遭到突然入侵的艺术肤腠、良知、公德、社会生态为警醒,明确将“建构”（重构）传统文化精神与落于西方评判视线之下的当代艺术内景并提,呼吁社会与之进行公正的对读.
找回承载本体意志的合理性,重建的体系为什么需要进行社会性反思
本次“去往从来”论坛有一个主旨要着重讨论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精神当下的延续和重构,现在看,其紧迫性已经体现为必然性.大国崛起,首先是文化的崛起,文化的崛起与振兴,首先是民族传统精神的觉醒.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综合话语权的建立,表明我们的文化首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我们自己有什么理由继续自卑而不抬目？一百多年前慈禧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话语所代表的文化自卑与轻贱,该当结束了罢.因此,谈到建构或重建,就不是一个模拟的态度,而需要站在整个人类文化高度的自觉.人类文化是一个巨大的话题,因此它的高度需要由所有人共同关心与认识的补充.关于这点,海德格尔曾经用一句话形容过：“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还乡的比喻,不仅体及荷尔德林“人类诗意的栖居”所构筑的人类意志本色,还对回忆、回望存“后视镜原理”的嘲讽者,善意地劝诫他们不要做直线运动的碰壁者.回忆或我们称作“回望”的行为,不是一种寻求永不变易的历史封存的可笑努力,而是在做延续其生命光辉的工作.一个名字被牢记,他就在集体中存活着；传统并非等同死者遗愿这类偏向狭隘单纯的经验,恰恰相反,传统是以其不死作为铁证存于世间的.尼采狂言上帝死了的时候,有人也跟着高呼传统死了,艺术死了,一路狂奔到海——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作“去往从来”的思考,在回答或认识该问题之前,我们要找到什么叫“值得做好的工作”？文化或者首当其冲.建构,与当下有效性,从消耗先贤智慧到认识力有不逮,我们与我们相反的努力,共同塑造成了今天.
二十世纪最后留给世界的“财富”之一,既是巨大的娱乐与相伴而生的消费机制,也是被“委婉地描述成后工业社会或消费社会,媒介社会或景观社会,或跨国资本主义.”（杰姆逊）西方世界首先承认这种文化逻辑和社会新形态,已经占据了我们的全部日常生活和艺术动机.假设技术主义者不断发明技术,而且技术逐渐进入自相似、自发展的状态,我们在享受这种成果不断更新的同时,很明显,百度成了许多中国人的伟大导师,“度娘”的孩子遍地开花,这是我们的好日子吗？在中国,不管愿不愿意,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幽灵,也早已将文化生态圈视为“食品加工现场”；如此描述后现代社会,除非承认它经常性地以“瘾存在”为依据,对物上瘾,对因特网上瘾,对一切短暂而愉悦的体验上瘾,个人的平庸生活在每个平面上展开,并相信其本身等同历史文化遗产.这种伪历史观对历史发展的一贯性增发了碎片泡沫,并以无限扩张即时知识和技能的边界为有效性,拒绝以智慧与远见为名的一切文化内容.
承认个体主义植入社会生活的有效性,是一种文化上的“新当代主义”的发生,或许也代表后现代社会找到的还算具有逻辑的隐蔽策略.而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彼此间的拉扯所产生的是一种空间维度,基于此场域,其间所发生的种种,与“剧院情结”貌合神离地相似：短暂的日子里,人们习惯背叛,习惯寻找新场所,新LP,新崇拜物；在这层语境内,它显示：这里（互联网剧院？微信平台？）如果演员（装逼者,泛指艺术家）始终进行短暂表演,真二（观众）才能永恒.终于,“个体主义”这样一个独断声音,还是回到了集体—社会的群落性中,这是它精心策划的部分,包括意识形态、政治与经济文化的各个角落.其预售的结果非常具有竞争力,以“剧院与观众”关系结算,观众的永恒在于其“真二”性,使之对于“装逼”者痴迷不改；这样的流行性在一更新之后,可以预见,后现代主义断言的“历史”从他们开始,显现了某种合理性,它表达为这样一个吊诡的结构进程：既往的人类历史进程到今天已经没有证据价值而沦落为道具；比如,假设从第一代儿童从“网红”开始,他们的后代将根本无从了解“网红”为何物.历史忽然以匪夷所思的速度覆盖之前部分,人只需参与并期待种种不可能.所以,一切未来行为都是非可控且自为地发生,人类会不会不以繁殖获得延续也未必不能想象.所以,如果这已然是今天不可替换的历史性存在,我们真的还那么天真地需要讨论艺术的合法与合理？这才是真正令我们瞠目结舌无论想不想要但的确拥有的一切.好比从发明的娱乐性最终进化为的毁灭性,忏悔这点为时已晚了罢.
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后现代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已经化为当代社会的“历史分期概念”,但是抽去曾经的传统与继承机制,人类的文明尺度应是怎样一种存在？又能贡献出何种更利于人类进步的缜密思想？因此将艺术自由之精神与上述文化话语生态的垄断展开对读,对于遭受绑架的艺术自由是必要的,寄望澄清被故意或不明真相地冠以“复古”的传统精神,在重构中国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予以体现其民族性的精神价值.艺术家必须懂得：当艺术家的创作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某种动力,不能引领社会生活风气,不能成为风尚与生活精神的表率,他的存在有可能会是社会性负担.人类既不能无限制地快速发展,也不能脱离自然法则的视线.然而人类对自我进行脱离的方式,恰恰是以脱离其目光为前提的,建造巴别塔与金字塔,都是对人类走出自然界成其为人的礼赞,也是人类的本体意志使然.它被艺术外化于人类文明而成为历史,以表明通天彻地的理想并非一纸虚言.
是的,科学发展到自为与自生成状态,它就自己发展了.这是后现代社会的真正症结所在.问题如阿尔发狗,它自我学习,它是我们时间的亿万倍,我们没有优势.这是无论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还是德里达的解构宏思,都承担不起的理论后果所演变的现实结果.它们都以悖论的形式,反过来证明人类的游戏与真正自由的艺术精神之间存在着天堑；因此他们的悖谬在于曲解康德意图之后,用所谓的“游戏精神”赞美看来完全应该属于人类剩余精力发散的行为,并任其趋向于不可控.如此,人类坚守的信念与自身发展的畸变是不是正在形成对立？如此,谁能形容今天的现实的确正建立在人类良愿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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