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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陈怀宇
摘 要：19481972年,西欧中国学家们组织了每年一度的学术会议,轮流在欧洲各个城市举行,发表论文交流学术信息.这一会议最初由西欧学者主办,后来扩展到苏联、东欧乃至全世界,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国学全球共同体.19551956年中国学者两次应邀参加,先后有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四位学者参加.他们不仅在会上发表论文,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还组织了新中国考古成就展,吸引了广大中国学家们的注意.其中最有意义的中外史学交流是1956年巴黎会议上发生的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学者介绍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分期理论,适逢欧洲学者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也热衷于经济社会史研究思路,遂引发了国际大论战.这次论战参与者包括当时欧美地区知名中国学家如蒲立本、史华慈、傅吾康、白乐日、齐赫文斯基等,甚至连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等也注意到这次大论战,可谓20世纪学术史上中国史学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国际大讨论.这样的大论战不仅是学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冷战初期欧美知识界深受左翼思潮影响的必然产物.换言之,这次大论战的出现受到冷战初期全球政治、思想、学术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关键词：西欧中国学家会议；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历史分期；翦伯赞；周一良；布罗代尔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全球从未像今天一样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交往变得日益广泛而密切,这种联系和交往速度亦前所未有.尤其20世纪以来,中国长期有数十万学者和学生在海外讲学、游学、访学、留学,而外国学生在华学习已成常态.每到假期,不少外国学者纷纷来华讲学、考察、开会,参与学术合作.与此同时,大批20世纪十年代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之中,相当一部分人已在世界各地陆续取得教学和研究职位并在当地立足,为所在地教学和科研发展扮演重要角色,并长期在世界各地进行稳定和频繁的学术交流.毫无疑问,中国学者参与世界学术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对于当今世界学术之贡献,早已远远超过20世纪.将来的学者如果要书写这个时代的学术史、思想史和史学史,将面临海量的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录像等资料,要想清理出一个清晰图景,将更为不易.而这种中外学术交往的程度在半个世纪以前不可想象.
冷战时期的中外学术交往远不如现在密切,六七十年代大约是最令人扼腕的一个历史阶段.一方面,因为冷战意识形态的原因使中国与居于对立阵营的欧美学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另一方面,随着1960年中苏交恶而不再有密切的中苏科技和学术交往.在中国内部,尽管不乏重要成果出现,但总体而言,学术发展较为缓慢.回顾历史,实际上在1958年以前中外学术交流相对活跃,其中尤以1956年最为活跃.根据当时《人民日报》报道：“在这一年中,中国有七十六位科学家分别出席了在荷兰、巴西、西班牙、比利时、法国等十三个国家举行的十六个国际科学会议.除了在巴黎举行的青年汉学家会议以外,其他十五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国都是第一次参加.此外,中国科学家还出席了一
作者简介：陈怀宇,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与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国举行的三十多个科学会议.去年,中国科学家只参加了四个国际性学术会议和一国举行的二十一个科学会议.”《中外科学家接触频繁,今年有二十七国同我国进行学术性往来》,《人民日报》1956年12月30日.在1950年代,只有美国学者因为受朝鲜战争影响访华较为困难,欧洲学者则常常来访,中国学者也偶尔去西欧参加学术会议或以文化代表团名义出国交流.有一些学术交往随着近年各种资料的陆续披露,图景越来越清晰,比如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The Conferences of Junior Sinologues）,便是一例.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自1948年至1972年几乎每年轮流在欧洲各地召开,仅有两年中断：一是1960年莫斯科会议因为参加人数过少而取消；二是1968年布拉格会议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布拉格之春”导致当地政治形势恶化而取消.虽然中国大陆学者仅参加了1954年莱顿第8次会议和1955年巴黎第9次会议,但在当时均引起国际学界很大轰动.中国学者虽然缺席后来的几次会议,但两次参与西欧会议,让大陆史学界内部当时热议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在欧美学者中间引发了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这种兴趣既受当时欧美中国学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启发,也与冷战初期国际政治形势、冷战初期欧美学者的思想左倾密切相关.当时以政治立场而言,西欧学者和苏联、东欧、中国学者分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而在两大阵营内部,各个国家、地区的学者内部却存在思想立场、政治立场上的差异.当时西欧学者普遍思想上左倾,一些学者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颇有好感,而在中国港台地区,却有一些学者对西欧学者的思想左倾抱敌视态度,这样在各国学者之间就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和思想群体.这些复杂的政治、思想、学术冲突,在这些会议上表现甚为突出,值得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进行仔细分析.
有关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往事,不仅当时会议组织方留下了若干档案文献,如当时的会议手册等,也有不少学者的报道,如翦伯赞、张芝联、周一良会后在国内多家顶尖报刊上发表的报道有关1955年莱顿会议,见周一良：《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有关1956年巴黎会议,见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翦伯赞：《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人民日报》1956年10月31日；张芝联：《“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巴黎：记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光明日报》1956年10月30日；《二十一国汉学家在巴黎开会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9月8日；张芝联：《介绍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年会上的论文》,《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周一良：《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文汇报》1956年10月12日,收入《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66172页.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对翦老参加莱顿和巴黎会议也有详细的记录（第296301页）.另可参见拙文《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文史哲》2015年第1期.,意大利学者郎乔蒂（Lionello Lanciotti）在罗马学术期刊《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的报道,美国学者马若德（Roderick L. MacFarquhar）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的评论,法国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章时也提到了这些会议谢诺发表若干文章,吸收了翦伯赞、周一良、张芝联等人对中国国内近现代史研究提供的信息,对此作了介绍,见Jean Chesneaux, “Lhistoire de la Chine aux XIXe et XXe siecles,” Annales. Economies, Societes, Civilisations. 10e annee, no. 1 （1955）, 9598; “La Chine contemporaine: Etat des traux,” Revue franc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8e annee, no. 2 （1958）, 384411.,台湾学者方豪在会后也发表了会议观感,从中可以看出会议背后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冲突.20世纪十年代以来,当年参与会议的学者陆续出版了回忆录或回忆文章,很多人都提到了这些会议,比如美国学者费正清、牟复礼（Frederick Mote）,德国学者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中国学者周一良、张芝联等等；而近年出版的夏鼐日记也提供了有关他参与会议的详细记录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2）, 中译本［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陈祖怀、陈维益、宋瑜译,章克生校,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新译本《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闫亚婷、熊文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傅吾康回忆录 Wolfgang Franke,Im Banne Chinas.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121950（Bochum: Projektverlag, 1995）； Im Banne Chinas.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501998（ Bochum: Projektverlag, 1999）,《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欧阳甦译,李雪涛、苏伟妮校,［德］傅復生审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牟复礼回忆录 Frederick W. Mote, 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Personal Memoi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另见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张芝联：《我的学术道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夏鼐：《夏鼐日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除此之外,当年的旁观者和参与者还留下了一些往来书信,比如杨联陞与胡适的通信、李济与张光直的通信等等,都保存了有关这些会议的一些议论.这些文献给我们理解和认识当时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史料,它们各有侧重,常常可以互相补充其他材料忽视的一些细节.无论如何,新史料常常会促进当代读者对历史的新知,并引发读者对历史事件的重新思考和认识.
各国学者组织和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对于国际学术共同体(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入江昭指出,国际学术界在近二三十年来已经意识到必须重视跨国议题研究,这些重要跨国议题包括环境保护、疾病控制与防治、人权议题、文化交流等等.这些议题不仅涉及到多国政府组织和机构,也涉及到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入江昭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即开始关注国际教育交流以及相关项目,他认为存在一个所谓的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社区（global communities）的整合和形塑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Akira Iriy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e Macmillan, 2012), 15.入江昭还以1972年赫尔辛基举行的UN支持的自然环境会议为例,说明研究国际会议的重要性,认为这一会议乃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一个小脚注..在我看来,国际会议实际上也同样在全球社区的形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国际中国学会议即有将全球中国学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学全球社区（a global community of Chinese Studies）的重要作用.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一开始只是青年学者之间较为松散的联谊活动,后来形成了有计划、有目的、有制度的国际大会,轮流在西欧和东欧各大城市举行,并吸引了来自美洲、亚洲、大洋洲等地学者参与,对于构建冷战时期的国际中国学界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了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受当时条件限制,与会者仅限于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等历史学者,但西欧青年中国学会议参与者发表的论文并不限于中国史学,也涉及语言、文学、政治、经济等中国学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书写“二战”后的国际史学史,不能忽视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中国学者虽然都是历史学者,他们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表现以及影响,并不仅仅是史学史论题,同时也是思想史、学术史议题,甚至可以说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史.“二战”后涉及中国学术的世界学术史至少可以有两种写法：一是以地区为单元,以中国为中心的写法,这种写法会写成中国当代对外学术交流史；二是以政治为基准,以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为中心的写法,这种写法会将中国学术纳入共产主义阵营.这两种写法,都会忽视广大第三世界各国的学术,比如拉美、非洲、南亚、东南亚和西亚地区,实际上当时郭沫若、郑振铎、夏鼐、季羡林、周一良等学者多次出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学术交流,这些交流也是当代世界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如果考虑第三种写法,则应该书写学术史的全球史,将中国学术发展、中国与其他各国学术的交流纳入整个世界学术共同体形成与演变过程之中,书写更为全面的学术史、史学史,但这样一种写法的目标难以在一篇文章中实现.以中国为中心的第一种写法,常以中国学者为重点,以中国史学为重点,在内容侧重方面容易把握,但也容易写成中外关系史或者中西文化交流史.而第二种写法,集中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或美苏两大阵营,则容易写成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写成马列史学和资本主义史学（资本主义和西马史学）对立的历史当代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在近二十年取得了很多成果,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论著讨论,而在西文学界也出现了不少论著,如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On Shi and Lun: Toward a Typology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PRC,” History and Theory vol.35, no.4, Theme Issue 35: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ecember, 1996), 7495; Arif Dirlik,“Social Formations i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The Case of ‘Feudali’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vol.19, no.3,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Summer, 1996), 227267; Q. Edward Wang, “Encountering the World: China and Its Other(s) in Historical Narratives, 194989,”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4, no. 3 (September, 2003), 327358; Huaiyin Li,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chapter 3: The Making of a New Orthodoxy: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1950s..我们不可否认,在冷战时期,学术界存在东、西德之间的斗争,美、苏之间的斗争,苏联建国后也发展出对沙俄侵略与吞并中亚进行合法化和合理化解释的理论,目的在于消除中亚各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构建苏联国家认同Vladimir Fedorenko, Central Asia: From Ethnic to Civic Nationali（Washington, DC: The Rethink Institute, 2012）. .而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地区如火如荼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也获得了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中国在五十年代奉行一边倒政策,对这些斗争予以支持.这种国际政治局势对促进中国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历史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亚洲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研究在中国陆续兴起,一些学者也适应时代需要改行做世界历史研究.周一良在1955年莱顿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发言时即主要介绍了中国的亚洲史研究,这种历史研究特别注重亚洲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历史GiWook Shin, Daniel C. Sneider eds., 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War in Asia: Divided Memories（London: Routledge, 2011）, 4445; 引用主席的话谈朝鲜战争.,这一研究趋向与欧美对其他各国进行研究的国际区域史取向迥异.当时《历史研究》也注重介绍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各国以及朝鲜、越南的历史学.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历史学刊物很少会留出篇幅介绍越南、朝鲜的历史学.当时的史学确实很大程度上要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服务.
在开始正式讨论之前,这里先澄清一些相关的名词和概念.本文所谓“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在中国大陆学界最初由周一良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予以介绍,称之为“青年汉学家年会”.当时他陪同翦伯赞参加了1955年莱顿第8次会议,回国后作了简短的报道.他所谓“青年汉学家年会”也并非是会议本身自己的用法,会议的英文名称是The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因每年一次,故周先生称之为年会.周先生在报道中对会议起源作了一点简单介绍：“一九四八年夏,西欧若干国家一些比较年青的‘汉学’家门在荷兰莱登聚会,交换研究工作和图书资料的情况,创始了青年‘汉学’家年会,以后每年轮流在伦敦、巴黎、罗马等地召开.”周一良：《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有关翦先生和周先生参加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参见拙文《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文史哲》2015年第1期.第一次会议并非在1948年夏举行,而是在1948年1月6日至12日.
1956年第12期《历史研究》则刊出了翦伯赞报道1956年巴黎会议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之为“青年汉学家会议”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周一良：《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原载《文汇报》1956年10月12日,收入《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第166172页.,无疑是相当准确的,因为会议名称从未带有欧洲字样.1960年第4期《历史研究》报道了第12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也称之为“中国问题会议”《第12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1960年第4期.作者署名夏杨,根据苏联《东方学问题》1959年第6期摘译..这些会议所讨论主题不限于传统汉学,不少论文是讨论现当代中国问题,所以说“中国学家”更为切题.而且Sinology本身译成“汉学”也成问题,因为所谓“汉学”主要处理汉文文献,而实际上Sinology很大程度上是传统东方学的一部分,很多学者常常结合汉文和非汉文文献（比如敦煌和西域出土的胡语文献）讨论中国历史、语言、考古问题,不如回归到“中国学”为佳.本文为了方便理解会议轮番举办于欧洲各个城市起见,称之为“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虽然会议主要面向青年中国学家,但每次会议均吸引相当数量的资深学者,这些资深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并非初次见面,所以会议本身不仅带有以文会友、帮助各国青年学者扩大学术交往的性质,也有帮助各国资深学者重新建立学术联系的作用.
本文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始末.这里所说的中国学者,不仅包括中国大陆学者,也包括港台学者,以及旅居海外的学者.所谓海外中国学,从来不是单纯由海外学者创造的,它一直是国际中国学界的集体产物.无论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还是中国大陆、港台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海外中国学的创造和发展.中国大陆、港台学者对海外中国学提出的挑战,实际上反过来促进了海外中国学的反思和发展.本文将重点讨论大陆学者在会议上提出何种论题,有何表现,又在何种程度上引起欧美学者的兴趣,有何影响.并对这些论题出现的国际思想、文化、学术乃至政治背景进行梳理.其次要讨论的问题是,欧美中国学家如何理解并认识当时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学者参加会议持何种态度.欧美中国学家虽然所持的政治立场不同,对海外中国学者、大陆港台学者与会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种态度背后的政治和学术因素都值得仔细讨论.再次,港台学者和大陆学者与欧美学者如何理解和适应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不断扩大,其中又是如何形成各种误会和斗争,冷战时期各地区学者又如何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引起争执.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历史,尽管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但在学界并没有出现全面系统的研究.早在1958年,方豪即提出,一个会议如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便值得写一篇小史.他在1958年参加第11届会议时向会议早期发起人荷兰学者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提出修史建议,以免史料散佚.他在会上也问了不少学者关于这个会议的历史,注意到几乎无人每届都参与,大家所知都一鳞半爪.龙彼得却认为会议要等举办三十年时再写历史,而他自己已注意搜集史料,已积两尺高.这个会议从1948年办到1972年,终究没有达到龙先生期待的三十年.本文当然也无意写成一篇该会小史.方先生简单介绍了这个会议与中国的关系,指出Sinology是指有关中国的研究,也是西方学者对东方国家研究即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不少东方地区曾是西方的殖民地,西方学者对这些地区的研究有其方便,亦有其优越感.他指出：
以汉学来说,在我们的立场上,不应该成为汉学,而是“国学”.我们对于研究自己本身的事,无论语言文字,当然较外人为便利；但学术为天下公器,我们不能闭关自守,亦不必闭关自守,只要其目的不是为文化侵略,我们都欢迎；只要其研究成果实有可取,我们亦衷心接受.国际上的学术交流,亦和国际间贸易相同,必须知道国际行情,愈详愈好,愈新愈好.所以对于这一会议,我国绝不能置之不理.方豪：《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载《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第2624页.
当然他这里所谓“我国”指的是当时退守台湾的“国民政府”.接着他便追溯了中国人参加历次会议的历史,但却不仅仅限于当时台湾学者.他提到的中国学者包括台湾学者、大陆学者、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等等,不过以和台湾关系较近的学者为主.他提及1949年以后因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没有财力参与这一会议.但因为一部分汉学家的太太是中国人,加上一些中国学者旅居欧洲,他们很早就参加了这一会议,只不过台湾所知不多.方先生说得不错,实际上1950年在伦敦亚非学院召开第3次会议时,已有多位当时在英国的中国学者如傅乐焕、刘殿爵等人参加.
两岸学者正式同时参加会议是1955年莱顿会议,大陆派出翦伯赞和周一良,当时台湾大学历史系讲师陈荆和在巴黎进修,请示了台大文学院,在院长沈刚伯指示下就近参加.1956年巴黎会议则参与的中国学者甚多.大陆除了上次与会代表翦伯赞、周一良继续参加之外,加派了夏鼐、张芝联.香港大学派出罗香林、饶宗颐两位,其他海外中国学者则有旅居伦敦的郑德坤、旅居马来西亚的贺光中等.台湾派出正式代表团参加了1957年德国马堡会议,成员包括李济、方豪、张致远三位,大陆代表则缺席这次会议.参加马堡会议的中国学者还包括港大罗香林、饶宗颐、刘若愚,新亚书院牟润孙,以及旅居香港的柳存仁.旅居海外的一些中国学者也参加了会议,如新加坡潘重规、华盛顿杨觉勇、汉堡赵荣琅、剑桥王铃、伦敦陈志让等人.还有一些是欧美学者的华人亲属,如傅吾康夫人胡隽吟参加了1953年9月712日在罗马召开的第7次会议VI Conferenza Sinologi Juniores,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3, 2628. 她提交了论文“中国京剧的几个特点及其表演技巧示例”,用中文发表.这次会议主要实际组织者包括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的Luciano Petech, Mario Bussagli, Lionello Lanciotti（郎乔蒂）等三人,但会议得到了院长图齐和副院长Alberto Giuganino的大力支持.图齐是一位亲共学者,而Giuganino在1957年曾与郎乔蒂一起访问中国大陆..
方豪所提到的1956年会议中国学者参与情况,也可以在饶宗颐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饶先生回顾自己与日本和欧洲中国学家的交往时说,他第一次去日本是1954年去京都大学见吉川幸次郎,而第一次去欧洲则是1956年去巴黎参加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并在会上见到了周一良、翦伯赞、夏鼐等人饶宗颐：《我所认识的汉学家》,《光明日报》2000年4月6日..他后来也参加了马堡和帕多瓦举行的中国学家会议.当时虽然大陆和台湾在政治上、军事上处于对立状态,但两岸三地学者仍有机会借助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得以在莱顿、巴黎等地碰面,一起参加学术讨论,这也算是冷战时期难得的现象,当然也值得我们今天来回顾和反思.
一、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之由来与早期发展
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最初动议是在1947年夏季.当时英国的一些青年中国学家到莱顿访问同行,双方意识到各自均处于独学而无友状态,遂讨论了举办中国学家会议的计划.1948年1月612日,来自欧洲六所大学的青年中国学家们首次聚集在剑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六所大学包括莱顿、斯德哥尔摩、巴黎、伦敦、剑桥、牛津.虽然会议主要面向青年学者,但资深学者起了很大支持作用.在这次剑桥会议上,与会者很殷切地希望最终能出现一个密切合作的欧洲中国学派（School of European Sinology）,促进密切的信息交流和人员互访,这些信息包括课程讲义和图书设备等等.会议也拟定了未来交流计划.“Introductory Note,” Notes on a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 held at Cambridge, London, and Oxford, January 6th12th, 1948.这份会议程序册封面最下方印着“私人和保密”（private and confidential）字样,最初似乎仅流通于与会者内部.可见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最初主要由英国和荷兰青年中国学家发起方豪在《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中也说：“一九四八年,一些在当时自认为青年的欧洲汉学家,为交换意见,集思广益起见,发起了这个一年一度的国际性的所谓青年汉学家会议.主要的发起人是荷兰的龙彼得先生（Piet van der Loon）,其余发起人分隶于英、法、德、荷、义五国.”(《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6232625页)此处他主要以国家列出最初的发起人,但实际上第一届会议参与者有来自瑞典斯德歌尔摩的学者而无意大利学者.,目的是促进欧洲内部中国学学术交流,并形成以大学为中心的所谓一体化欧洲中国学派.傅吾康在回忆录《为中国着迷》一书中也简要回顾了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创办经过：
倡议者之一是剑桥的龙彼得,我从中国回来途经英国时认识了他.龙彼得来自弗里希亚群岛的荷兰部分,与之相应,他的个性很强,固执己见.他的汉学知识很牢固,也希望其他人具有同样严谨细致的学术精神,言辞常常很尖刻,当中粗暴地羞辱他人.我在这方面不是特别敏感,所以从一开始就和他很合得来.龙彼得是青年汉学家会议的灵魂发动器.起初,参加会议的人仅仅来自五个国家：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上一代的汉学开创者没有参加.会议是非正式的,很自由.全体与会人员尽可能一起住在某个学生宿舍或类似的地方,一起吃饭,共同生活,时间长达一周.会议大部分时间用于自由讨论.这类不算组织的欧洲合作,当时还很罕见.尽管我有教授的地位,但却感到自己还足够年轻,可以加入这个圈子.［德］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下部第七章“学术会议与大会”,第284288页.作者在该回忆录中简要回顾了他参加的历次会议的情况.
这是欧洲中国学家留下的较为详尽介绍早期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文字,特别标出了龙彼得在开创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提示了会议最初作为青年联谊会的组织性质.
剑桥会议之得以举办,确实与当时资深学者的支持分不开.当时英国资深中国学家主要包括剑桥夏伦（Gust Haloun）有关他的事迹,参见朱玉麒：《古斯塔夫哈隆与剑桥汉学》,《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3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1310页.、伦敦亚非学院西门华德（Walter Simon）、伦敦大英博物馆翟林奈（Lionel Giles）、牛津德效骞（Homer H. Dubs）等等.会议本身除了交流信息之外,也有很强的联谊性质,虽然会期长达六天,但论文发表的时间并不多,这次会议上仅有四篇正式论文,分别由四位资深学者发表,包括夏伦的《中国古籍的文献研究之诸方法》、魏礼的《列子与中国文献断代》、西门华德的《关于虚词“也”的一点想法》、德效骞的《三至四世纪马兹达教入华考》.而青年学者主要是观摩和参加讨论,这些青年学者包括后来在欧美学界极为活跃的何四维（A.F.P. Hulsewé）、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芮玛丽（Mary Wright）、谢和耐（Jacques Gernet）、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龙彼得等,当时都是尚未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与会者除了发表论文、参与讨论之外,也花了很多时间参观考察和交流意见,考察了剑桥、牛津、伦敦亚非学院等一些高校的相关中文藏书,还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组织的小型敦煌文书展览.大家也互相通报了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
第一次青年中国学者会议有几个特点.首先,会议虽然叫“青年中国学者会议（A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会议论文主要发表者仍为资深学者,他们的论文侧重传统中国历史、语言研究,也即是传统东方学的语文学研究.其次,与会青年学者当时基本上都尚未出道,来参加会议主要是观摩和学习.再次,会议时间较长,代表们花较多时间参观考察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及交流学术信息.最后,与会者主要来自西欧六所大学,被认为是代表这些大学来交流中国学信息.
这些特点在后来历次会议上陆续被颠覆了.1949年4月814日第二次会议在莱顿举行,论文发表人变成以青年学者为主.与会者来自西欧七所大学,除了参加剑桥会议的六所之外,还增加了傅海波（Herbert Franke）代表的西德科隆大学.会议原本还邀请了法国戴密微、戴何都,瑞典高本汉等资深学者,其他如布拉格、牛津、汉堡、哥廷根、柏林一些学者也收到邀请,但都未能与会.虽然发表论文学者不多,但这次会议参与者来自七校,多达数十人.正如会议组织者克拉默斯（R. P. Kramers）所言,上次剑桥会议是为了筹划未来,这次会议目的则是为了展示一些个人和集体合作学术成果.这次会议还尝试性地邀请了一些古典学、历史、圣经学等中国学以外的学者作了一系列报告,主要讨论各自领域内对文献的处理方法这些报告包括W. Den Boer,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Supremacy of the Philological Method in Classical Studies,” J. G. Locher, “On the Methods of Textual Critici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J. de Zwaan, “On the Method of Textual Critici in New Testament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 held at Leiden （April 814, 1949）, 27.,以备青年中国学家们参考.然后是芮玛丽、龙彼得、何四维、蒲立本等人发表与他们博士论文题目相关的研究论文.唯一发表论文的资深学者是莱顿戴闻达,他主要介绍了荷兰的中国学学术史.这次会议的明显变化是参与大学与学者数量的急剧扩大.
1950年6月第三次会议由伦敦亚非学院蒲立本组织,参与学校和人数又有增加,共有六十余人参加,来自西欧英、法、荷、德、瑞典的九所大学.西德除了上次傅海波继续参加之外,又增加了汉堡福克司（Walter Fuchs）、美因茨温特菲尔德（Viktoria von WinterfeldtContag）夫妇.剑桥青年唐史学者杜希德（Denis Twitchett）也首次参加.法国则来了吴德明（Yves Hervouet）、苏远鸣（Michel Soymié）等人.白乐日(Etienne Balazs)接受了与会邀请,但未出席,只提交了论文.伦敦亚非学院作为东道主,自然参加的人最多,除了组织者蒲立本之外,还有后来成为知名中国艺术史家的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中国哲学史专家葛瑞汉（A. C. Graham）、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秦瑞（J. Chinnery）.当时在该校留学的一些中国学者,如傅乐焕、黄锡凌、刘殿爵也参加了这次会议The Third Conference of the Junior Sinologues （London, 1950）, 16..傅乐焕刚刚拿到博士学位,会议结束后回到中国大陆傅乐焕在John Pratt爵士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捺钵与斡尔鲁朵》（Natpat and Ordo： A Study of the Way of Life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the Khitan Emperors and Their People）..黄锡凌1949年才进入伦敦大学,1950年接受了香港大学讲师一职,也在会议结束后去了香港.刘殿爵当时刚被任命为远东部中国哲学讲师何志华：《研思精微、学术典范：刘殿爵教授生平概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1卷（2010年）,第8页.,后来还参加过几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并在1956年巴黎会议上见到了中国大陆代表夏鼐等人《夏鼐日记》卷五记,1956年9月12日周三,“下午中国学生骆惠敏、左景权、王铨（应是王铃）、吴其昱、刘殿爵五人来谈话”（第257页）..
1951年第四次会议在巴黎索邦大学举行.傅吾康夫妇参加了会议,住在学生宿舍区.傅吾康晚年回忆录留下了关于这次会议的一些美好回忆.当时傅吾康的一些法国学界朋友比如于儒伯、康德谟夫妇和李嘉乐还在北京.他们夫妇见到了白乐日,并与戴密微共进晚餐.他们遇到了一些熟人如宾格尔、林圣观、龙彼得、傅海波等人.这次会议是法国中国学展示其雄厚力量的一次机会.
第五次会议于1952年9月8日至14日在瓦恩举行,组织者是科隆无薪讲师傅海波.这次会议上,在哥廷根教中文的博士生刘茂才介绍了他对东突厥史的研究,这是他当时正在写作的博士论文计划.剑桥博士生杜希德介绍了自己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吴其昱介绍了自己正在研究汉文文法V. Junior Sinologues Conference, Wahn/Kln, 814 September, 1952. .这次会议与会者来源地区十分广泛.会议邀请了西欧地区以外的多位学者,包括澳大利亚堪培拉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 研究《后汉书》)毕汉思实际是瑞典学者高本汉的弟子,1952年才去堪培拉任教,1961年回美.、麦基洛（B. McKillop,研究陆九渊）、加拿大多伦多杜百胜（W. A. C. H. Dobson,研究汉代和中文文法）、印尼雅加达曾祖森（Tjan Tjoe Som,研究《汉书·五行志》）、日本山本达郎（研究17、18世纪的近代中国史）等等V. Junior Sinologues Conference, Wahn/Kln, 814. September, 1952. 会议主要组织者是W. Speiser和傅海波（Herbert Franke）.傅吾康说,这次会议第一次有了来自亚洲的代表,即日本的山本达郎.尽管山本在中国学界以研究敦煌文献知名,但他在这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是讨论19221927年的中国反基督教运动.其实这次会议上还有来自雅加达的代表曾祖森..
1953年9月712日,第六次会议在罗马中远东研究院举行.傅吾康说,他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何四维.第六次会议组委会包括伯戴克（Luciano Petech）、布萨利（Mario Bussagli）、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郎乔蒂等四人.当时有来自十二国的代表参加,包括有来自土耳其、瑞士、奥地利的代表.与会西欧中国学代表之中,除了上述傅吾康、何四维之外,还有福克司、谢和耐、白乐日、叶理夫、杜希德、鲍吾刚等学者.这次会议甚至吸引了一些知名佛教学家出席,如日本铃木大拙“The VI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 East and West vol. 4, no. 3 (1953), 181.、法国巴罗（André Bareau）等等,以及当时在巴黎利用敦煌汉文和回鹘文文献写作博士论文的哈密屯（James Hamilton）,这也许是因为当时中远东研究院院长是佛学家、藏学家图齐的缘故.在这次会议上,傅吾康夫人胡隽咏提交了中文论文《中国京剧的几个特点及其表演技巧示例》VI Conferenza Sinologi Juniores, 712 settembre, 1953, 2632..当时在牛津任教的中国学者吴世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1954年8月28日至9月2日在英国杜伦大学哈特菲尔德学院举行了第七次会议,首次邀请了美国、苏联两国代表参加,分别是美国的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苏联的郭瓦烈夫（E. Kovalev）和齐赫文斯基（S. Tikhvinsky）这次会议是紧接着剑桥举行的第2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之后召开的,所以很多与会者接着就来参加杜伦大学中国学会议.见Raymond Dawson, “Preface,” VII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 Aug. 28Sept. 2, 1954,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Durham, iii. 此次会议由斯伯丁基金会（Spalding Trust）、伦敦中国协会、牛津大学东方学董事会赞助.西德派出了大型代表团参加杜伦会议,但东德没有学者参加..齐赫文斯基后来回忆说,苏联成立后一直没有太多国际学术交流,直到五十年代初苏联政府才决定恢复苏联东方学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于是派人参加了在剑桥举行的第2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此事引起英国媒体的报道,1954年8月30日出版的《泰晤士报》指出,苏联派代表参加这次东方学家大会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随后苏联代表也参加了剑桥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据齐赫文斯基回忆,“英国有一个基本上由年轻人组成的青年汉学家组织,他们欲与阿列克谢耶夫比高低,对他所奠定的古典学派发难.就是这个青年汉学家组织后来转变成欧洲汉学家协会,并成功地开展着自己的工作”慕丹、李俊升编译：《俄罗斯著名中国学家齐赫文斯基访谈录》,《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齐赫文斯基回忆说这次会上认识了拉铁摩尔和费正清.实际拉铁摩尔和费正清未参加这次会议,齐氏是在1955年莱顿会议上认识这两位美国学者的..齐赫文斯基说青年汉学家组织是为了和俄国学者阿列克谢耶夫争高低,未免夸大了阿列克谢耶夫的地位,这也算是苏联学术民族主义心态的一种表现.他的晚年回忆似有误,当时并没有什么组织,而是当时英国和荷兰青年学者的联谊会.这次会议上美苏学者参与人数较少,也没有很强的政治背景,所以当时还没有爆发特别明显的意识形态冲突.这次会议上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苏联、美国和英国15所大学的代表通过一项决议,支持龙彼得组织编纂欧洲图书馆所藏汉文丛书联合目录,这可能是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法国青年学者、法共党员谢诺则在会上讨论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问题,并介绍了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近代史资料整理工作.龙彼得认为研究中国必须多角度,并对中国学方法进行了反思.白乐日则从经济社会史角度提出了他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并介绍了宋史研究计划,提议组织国际合作项目,编辑宋史研究手册.这次会议上杜希德已被任命为伦敦亚非学院远东史讲师.此前,日本学者榎一雄在该校担任访问教授一年,而随着榎一雄离去,伯克利列文森将来伦敦担任访问教授.这一年伦敦亚非学院也出版了田汝康在该院完成的博士论文《砂拉越华人社区的社会结构》VII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 Aug. 28Sept. 2, 1954,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Durham..
第八次会议在莱顿举行,首次邀请了中国大陆代表,中国政府派出了翦伯赞和周一良两位周一良1985年重访日本,回国后写了《扶桑四周》一文,写到自己曾在莱顿会议上首次见到山本达郎；见《周一良集》第四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03页..这次会议非常重要,除了中国大陆代表之外,一些美国知名学者如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人也克服了麦卡锡主义引起的麻烦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外学者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冷战后的首次接触,既有斗争,也有友谊.傅吾康认为,“当时正值中国谨慎的对外开放时期,但这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白乐日给傅吾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白乐日受过全面的辩论训练,口才极好,而且无论法文、德文、英文都没问题.“白乐日清晰的阐释和锐利的评论是建立在渊博的知识、深刻的洞察和辩证的方法论基础上的,总是令人留下强烈的印象.白乐日与当时北京来的代表进行了非常尖锐的辩论,这场辩论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也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他们似乎并未对那些批评性的评论耿耿于怀.”［德］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第286页.傅吾康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事实上,在1956年巴黎会议上,白乐日作为主要组织者,对中国代表团相当热情,并提供了许多具体帮助.傅吾康称第九次巴黎会议在佛维举行,北京四位代表都是知名学者而非机关的行政干部.尽管傅吾康对这四位与会者的判断是对的,但在会议中北京代表却因为意识形态分歧与政治立场迥异,和其他与会者之间发生激烈争论.
傅吾康也介绍了第十次马堡会议.这次会议有来自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内15个国家一百多人参加,许多人来自美国和东亚,如香港饶宗颐、罗香林,台湾方豪,傅吾康的老朋友张贵永以及哥大富路特,但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困难在于——不仅仅是这次会议的困难——中国学者出国必须通过政治部门的审批,这些部门通常只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参加某个国际会议,而我们只是以个人身份参加.有时候中国方面尝试以没有来自台湾的汉学家作为出席会议的必要条件,但我们对此持反对的立场.我们不能因为国籍和居住地而拒绝任何一位汉学家.台湾当局也偶尔试图阻止来自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到会.”傅吾康接着指出,1958年第十一次意大利帕多瓦、威尼斯会议、1959年第十二次剑桥会议,中国都未参加.中国代表团因为签证过迟的原因没有参加剑桥会议《第12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1960年第4期,见第85页注⑥..关于第十二次会议,傅吾康说：“在苏联同行的邀请下,下次会议将紧接着国际东方学者大会之后在莫斯科举行,时间是1960年8月.但是,这次会议因为中苏关系紧张而被临时取消.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学术服从政治的需要,这一点严格地主导着当地的学术界.”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第284288页.1961年第十三次会议由傅吾康组织在汉堡附近的“里森之家”举行.苏联、捷克、东德临时拒绝参加,中国没有回应他的邀请,匈牙利来了两名代表,波兰来了一位,美国则是费维恺,时在伦敦的马来亚大学王赓武也参加了会议.
简单而言,随着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规模的扩大,组织会议的城市从西欧扩展到东欧和苏联,与会学者也来自世界各地,这使得会议看上去更像是世界中国学大会现在欧洲汉学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有每两年一度轮流在欧洲各国举行的双年会,参加的学者主要以欧洲为主,但也有来自美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学者,规模上可以称作世界中国学大会,第21届大会将于2016年8月在俄国圣彼得堡举行.而中国人民大学也在近年组织了若干次世界汉学大会,参会者虽然主要以海外中国学者为主,但并不侧重某一个地区,比欧洲汉学协会要更少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而美国的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也每年举行年会,参加的学者以美国为主,也有大量其他地区学者参加,但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中,汉学相关主题只占一部分.,而参与会议的学者能在会上会下交换各种意见,似乎一个全球中国学学术共同体也在形成和发展之中.无论是欧美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当时都很期待参与青年中国学家会议.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大陆学者仅有两次机会通过在国际上发表论文、参与讨论、交换意见,参与这一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二、欧美中国学界热盼与中国大陆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参与者来源地区扩大到亚洲,邀请中国大陆、港台、日本、韩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学者也是相当自然的.那么当时欧美学者对邀请中国大陆学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当时留下来的材料和后来学者的回顾都提供了不少线索.虽然随着冷战开始,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政治上对立,但铁幕并未完全阻止两大阵营之间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当时欧美中国学界极其期盼与中国大陆学者交流.不论是当时思想上左倾对苏联、东欧、中国社会主义阵营抱有好感的欧美学者,还是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学者,都非常愿意与中国大陆学者交流.这种交流的期待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欧美学者期待了解中国学术的进展,一方面是希望了解中国大陆的考古学资料和信息,以作为他们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资料.总而言之,无论是第一手文献还是第二手研究,欧美中国学界都对中国学界充满期待.
随着冷战序幕拉开,欧美知识界也出现急剧分化.总体而言,思想界、知识界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主导.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政权在东欧、亚洲广大地区的急速成长,亚非拉各国纷纷摆脱殖义和帝国主义束缚,引起当时欧美知识界的广泛欢呼.欧美学界的亲苏、亲共倾向不仅体现在思想上、学术上,在人事上也对当时世界局势有很大影响,比如当时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便受到法国左翼知识界的影响,在政权败退到台湾之后很快就驱逐了该组织内部的“民国政府”代表,一些职员如张歆海、程其保等人纷纷出走美国张歆海、程其保都是早年清华学校送往美国的留学生,他们离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后,到美国长岛大学投奔早年在清华做交换教授时教过他们的老师沃尔科特(Gregory H. Walcott).见拙撰《沃尔科特与清华》,待刊..尽管当时欧美知识界有少数人如海耶克、波普尔、雷蒙阿隆对亲苏、亲共倾向持批判态度,但总体上欧美知识界仍然极为左倾,这股知识界、思想界的左倾,到60年代随着第三世界开展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发展而达到有关欧洲知识界与冷战的研究,见Nancy Jachec, Europe’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ld War: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ulture, PostWa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 Co., 2015）; Benjamin Tromly, Making the Soviet Intelligentsia: Universities and Intellectual Life under Stalin and Khrushchev（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Lucia Bonfreschi and Marzia Maccaferri, Between Empire and Europe: Intellectuals and the N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during the Cold War （London: Routledge, 2015）; Hilton Kramer, The Twilight of the Intellectual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Chicago: Ivan R. Dee Publisher, 1999）..
当然,这股激进左翼思潮运动在美国也引起了右翼政治势力注意,对共产主义入侵西欧和美国的恐惧一度笼罩着华盛顿政府,国会和政府都介入了争论,最后演变成政治运动与文化战争,公权力也介入了媒体传播领域.美国国务院在40年代的对华政策上深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联邦政府开始检讨所谓“失去中国”的责任,也开始对这些左翼学者在政界的影响进行批判和反思,国会内部争论不断,加上苏联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咄咄逼人的架势,使得麦卡锡主义应运而生Albert Fried, McCarthyi, The Great American Red Scare: A Documentary Hist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Richard M. Fried, Nightmare in Red: The McCarthy Era in Perspectiv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Mary Sperling McAuliff, Crisis on the Left: Cold War Politics and American Liberals, 19471954（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8）; Robert M. Lichtman, The Supreme Court and McCarthyEra Repression: One Hundred Decisions（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2）..美国中情局介入了对左翼学者的调查和迫害,并开展了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秘密行动Frances Stonor Sua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London an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9）; Hugh Wilford, The CIA, the British Left and the Cold War: Calling the Tune（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3）..当时一些活跃在政界和学界的中国学家陆续被政府调查,如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人,甚至护照被吊销,被禁止出国访问.这种状况直到50年代中期才有所缓解.1955年拉铁摩尔刚刚获准得到护照,得以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他也正是在这一年9月莱顿会议上邂逅了翦伯赞和周一良.而有趣的是,这些学者在美国被认为是同情中国大陆政权的左翼学者,在中国大陆学界却正遭到猛烈的批判.费正清、拉铁摩尔都被中国学界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者、帝国主义文化特务.周一良去莱顿之前,在1954年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西洋汉学与胡适》一文,顺带批判了费正清.据夏鼐在日记中说,1956年参加巴黎会议时,8月31日晚上中国会议代表团在翦老领导下商议开会方针,因为周一良“曾写一文骂过西洋汉学家,翦老去年曾与白乐日争辩过.我们这次抱‘求同存异’方针,争取朋友.希望我与张同志取温和态度,但原则上仍要坚持不懈”夏鼐：《夏鼐日记》卷五,1956年8月31日星期五,第251页..翦老在莱顿时对美国学者其实比较克制和友好,这一点可从牟复礼回忆中得到印证.
当时欧美中国学者大致可按照政治与学术之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费正清这类学者,“二战”期间或者战后参与过美国在华政治活动,曾服务美国联邦政府,担任政府或军队秘密职务,有政府雇员经历和背景,也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在学术上有一定表现；还有一类是比较偏重学术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二战”期间为盟军进行破译等技术性、事务性工作,但与政治比较疏离,如牟复礼、蒲立本蒲立本1951年由西门华德指导,在伦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53年即被剑桥聘为汉学讲座教授,1955年出版了《安禄山叛乱之背景》一书.所以1950年代后半期青年汉学家会议召开时,他虽然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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