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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一位活在诗里梅边的现代闺秀
那天在上海的咖啡馆枯坐,周边有人在闲聊,某帅哥说“没编消息”,我以为是某报社的编辑在夸耀自己当日的悠闲呢.当天晚上我就知道我错了.小帅哥所说的“没编消息”原来是潘向黎的一本新书,叫《梅边消息》.
后来看到了新闻,《梅边消息》“收录了著名作家潘向黎近年来潜心研读、品鉴中国古典诗词的散文新作”云.这句话我不能同意,以我对向黎的了解,她断没有“近年来”才“研读”就仓促拿笔的道理；还有一点就更重要了,向黎与诗共生,她在诗歌上无论花费怎样的时间,统统与“潜心研读”无关.
回到南京,用了两天的时间读完向黎的新书,两个字：佩服.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书,“近年来”潜心“研读”的人真写不出.
还是先说说我和向黎的关系吧.我有些夸张,把我和潘向黎的关系命名为“血缘关系”.
向黎的父亲是潘旭澜先生,福建泉州人.而我的老师曾华鹏也是福建泉州人.他们俩在泉州的培元中学就相识了,然后成了复旦中文系的上下级同学.他们论学在一起、出游在一起,连双方的女朋友都要让对方“过过目、把把关”,后来他们干脆一起写起了评论.潘旭澜、曾华鹏是一辈子的至交,两家自然是通家之好.1986年,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开了一门课,课的名字直接就叫“鲁迅”.我估计,在当年的学术背景底下,有条件开这门课的中文系并不多.但是,我们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有,因为我们有曾华鹏.我的“鲁迅”是曾华鹏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这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我就是从曾华鹏那里知道潘旭澜的.
后来,在南京,我终于见到了潘旭澜老师,并陪他喝酒.我叫他“潘先生”.事实上,我是没有资格这样叫的.然而,“我的朋友”王彬彬是潘老师的博士生,潘老师来南京了,王博士专门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来陪他的导师“喝素酒”,“喝素酒”这个词是我生造的,就是光喝不吃.在潘老师面前,王博士用什么称呼,我自然也就用什么称呼,我就是这样叫起了“潘先生”的.
因为曾华鹏教授和王彬彬教授的缘故,我和向黎一见面就成了至交.我们一两年见上一两次,偶尔也通个电话.就这么的,我也四十出头的人了.突然有那么一天,我的脑子里头起了一个念头,写小说也写了这么久了,到南京大学混一个博士去吧.为此,我特地拜访了丁帆教授.我很想当然,以为自己是所谓的“特殊人才”,南京大学也许可以在外语上头放我一马.
我的想当然不限于此,有一天晚上,在展望了读博生涯的美好未来之后,我给向黎打了个电话,我告诉她,丁帆教授这里还有一个名额,“你过来,做我的师妹”.向黎说：“好的.”哪里想到南京大学规规矩矩的,在外语考试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肯通融,到现在也还是这样——这是我格外尊敬南京大学的地方.那好吧,那我就放弃了.
一年之后,我正在家里写作,向黎给我打来了电话.我说你哪儿呢？那头说在南京呢.我说这么大热的天你来南京干啥呀？那头说,报到呀.我说你到哪儿报到啊？那头说南大呀.我说你来南大报什么到？那头说博士生开学了呀.我说你好好的读什么博士呢？那头说不是你让我过来做你师妹的么.
我的脑袋当场就大了.
我像赵本山那样闭上了眼睛,附带着把巴掌伸向了脑袋的上方,我要“捋捋”.是的,我“捋”出头绪来了,有这么一回事.可我就奇了怪了——她是怎么对付外语的呢？那头说,考试呀.——然后呢？——通过了呀.
哦,是这么回事,人家是喊我“报到”去的.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只是想在南京大学“混”一个博士——谁说要“考”了？我没说要“考”.可不管怎么说,我放了向黎的鸽子.
电话里头安静下来了,这安静的味道不对,很不对.
抢在电话线的那一头失火之前,我得在电话线的这一头先灭火.我也不写了,就说：“你等着,我就来,我给你当书童,我送你进学堂.”
放下电话,我匆匆赶到南京大学,一手接过向黎的背包,一手拿过向黎的水壶,说：“哥送你报到去.”我把向黎一直送到丁帆教授的办公室.就在丁帆教授的办公室门口,文学院的姚松书记突然发现了我,“咦”了一声,说：“你怎么有空过来？”丁帆教授欲言又止,对着我笑.“嗨,一样的,向黎来了也一样.”我说.
我觉得,这一路算下来,我把和向黎的关系定义为“血缘关系”,也不算夸张.
回过头来再说《梅边消息》.
首先我想说量,阅读量的量.一个小说家,一定要说有才华,老实说,我也没有那么佩服.能把小说写到一定的层面,才华必不可少.可我想说,才华是上天给予的,那是一个定数.阅读则不同,它完全靠自己去挣.挣得多和挣得少都是自己的事.我对有能力靠自己多挣的人总是喜爱.换句话说,我尊敬素养好的作家.再怎么说,才华是你的,它少不了,更丢不了.才华消失的唯一路径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的放弃.如果你不想放弃,那你的阅读就需要量.量很重要,某种程度上说,阅读的量就是一个作家的体积,或者说,一个作家的质量.
我想说,有关中国古典诗歌,向黎的关切不只是量,还有不同的面.一部分在诗歌本身,另外的一个部分却在诗论.说起中国的诗论,我想它是特殊的,中国的诗论固然是理,却也是文,也是诗.我惊讶于向黎对中国古代诗论的熟稔程度,我等实在不可比拟.
我还想说早.成名要趁早的早,理论上说,一个人要读书,任何时候都不晚,然而,读书早和读书晚的区别是巨大的.我是一个乒乓球的发烧友,童年时代就开始打球了.几十年来,伴随着乒乓技术的革新,我的技术也在革新.但是,我发现,在要紧的比分和要紧的关头,我的得分手段几乎都是童年时代的“老技术”.这个由不得我,几乎就是生理的选择.为什么？对我来说,新技术仅仅是知识,它存在于我的智力范围里头,它们很难沁入我的机体,变成我的动态与行为.
在我阅读《梅边消息》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向黎对某一首诗的“切入”.通常,向黎都是在路途、店铺、饮酒、喝茶、会客——充分参与日常生活的时分联想起某一首诗的.
这里头有它的潜台词：诗歌伴随了向黎的基础生活,尤其是童年与少年.等她真的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她和诗歌早已经彼此嵌入.
对向黎来说,所谓对诗歌的理解、对诗人的理解,说白了就是对生活的理解；反过来,所谓对生活的理解,也就是向黎对诗歌与诗人的理解.这就了不得.
这样的“互文”给《梅边消息》带来了惊人的美感——通,通透的通.“通”的反面是“隔”.“隔”是中国诗论的一个关键词,它是无影刀,可以杀人.多少人和诗被这个字杀得尸骨无存？我想这样说,诗不能隔,谈诗、论诗亦不能隔.向黎在谈诗的时候着实通透,一点冬烘气都没有,说到底,还是和她的“早”有关,和她的“量”有关.向黎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
我想这样说,如果向黎不写小说,不读现当代文学的博士,一门心思去“研读”唐宋,她真的是可以靠唐宋吃饭的.我从来都不敢轻视专业人员,从诗歌出发,专业人员在史学研究、文化研究、思想研究、训诂研究乃至于音韵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小说家潘向黎女士自然是不可比拟的.然而,说起诗歌的审美能力与判断能力,我以为,向黎称得上诗歌的“专职伴侣”.她的可贵不在“科研”,在晃悠,在诗歌的内部晃晃悠悠.她走得进去,也能晃得出来.我想说的是,关于文学,尤其是诗歌,特别是古典诗歌,走进去是不容易的,能晃出来的都是幸运儿.在《梅边消息》里头,每当我看到向黎影影绰绰的步态和身姿,就觉得向黎很美.大家闺秀才有的美.
在我看来,《梅边消息》里头写得最好的还是《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据向黎自己交代,在她人到中年之后,《赠卫八处士》曾经给她带来特别巨大的情感共鸣.我之所以把这件事特别地提出来,和我个人的趣味有点关系——如果你来问我,杜甫最好的诗句是什么？我会说：“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是的,就是这两句.
我估计我会挨骂,老杜的“千古名句”那么多,你无聊吧.我一点也不无聊.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收藏,我所收藏的就是所谓的“千古名句”.写了几十年的小说,我在漫长的写作生涯里头发现了一件事：但凡可以单独地拿出的、类似于“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那一路,都不是绝对好句.那些拎出来普普通通、放在整体里头却能要人命的,才真真算得上好句.我把这样的句子叫做“爆点”,好好的,读到这里,你突然就得崩溃.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就是这样的,和普通人说话一样.作为一个倒霉蛋,杜甫对时光或者说时间格外敏锐,这是很好理解的.我觉得,关于时间,他排名第二的可以是这一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因为欢快,因为想回家,时间在杜甫这里出现了错觉,就是光秃秃的四个地名,一眨眼,嗖——嗖——嗖——到了.就跟坐了导弹一样,近乎科幻了.
同样,还是关于时间的,从没结婚,到孩子一大堆,也是一个眨眼,也跟坐了导弹一样.然而,这次一点也不科幻,是现实,就在眼前——大难过后,老友重逢,自然是高兴的,但是,时光全没了,这就苦涩了.看着一大堆的孩子,仿佛又可以高兴,然而,孩子毕竟不是鞭炮,怎么突然就一串一串冒出这么多呢？还是苦涩.生活的荒谬、存在的魔幻、生命的被动,全在这里了.这还是人生吗？没法说.好吧,杜甫说了,“世事两茫茫”.
在我看来,读不懂杜甫,就等于不知道中国.
《梅边消息》还有一点好,它展示了向黎的洞见.老实说,读《梅边消息》这一类的书,我最害怕的是这一路的作者：动不动就和你“商榷”,到底要说什么,他就是不敢直说.文学是自由的,它实在也不是终极真理,只要言之成理,有根有据,你就说呗.我看到太多的吞吞吐吐和嗫嗫嚅嚅了.在讨论杜甫与刘禹锡的区别时,向黎说,刘禹锡的见识胜过杜甫.这句话拓展了我对杜甫的认知,也拓展了我对刘禹锡的认知.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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