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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雒鼎铭》探究
摘 要：《商雒鼎铭》系北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欧阳修从刘敞处得见.因得之于商州上洛郡,故依此命名之；后郭沫若依铭文所现“下鄀”二字,又命名为《鄀公缄鼎》.通过对铭文内容的考释,该鼎制作于公元前699年或公元前639年的末月晦日,也有可能是祭祀时日；“下鄀”地处丹水下游之商密,与楚国比邻.西周末春秋初,二鄀是并行的.
关键词：商洛；《商雒鼎铭》；下鄀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4-0033（2018）05-0067-04
《商雒鼎铭》,又名《商洛鼎铭》《鄀公缄鼎》（以下简称“商洛鼎”）等.“商洛鼎”形制为“平折沿、 立耳、 鼓腹、 圆底、 三兽蹄足.颈部一周有六个小扉棱, 扉间饰窃曲纹； 腹饰环带纹, 膝部外侧各出一扉棱”[1].“商洛鼎”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北宋欧阳修《集古录》,后宋人赵明诚《金石录》、董逌《广川书跋》等相继著录之.目前对于该鼎的专题研究相对较少,故本文拟以“商洛鼎”的铭文内容、制作时间及“下鄀”国等基本问题为中心,通过对内容的考释并结合现有相关文献,试对《商洛鼎铭》作一梳理,以期有裨益于商洛地方史的研究.
1 《商雒鼎铭》之铭文
笔者现将宋人关于“商洛鼎”的记载录之如下.
宋欧阳修《集古录·商雒鼎铭》：
右《商雒鼎铭》者,原甫在长安时得之上雒.其铭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雍公作尊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气麋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雍公不知为何人.原甫谓古丁、宁通用,盖古字简略,以意求之则得尔.而蔡君谟谓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书[2].
宋赵明诚《金石录·商雒鼎铭》：
古鼎铭,刘原父得于商雒.铭云：“维十有四月.”蔡君谟尝问原父,十又四月者何？原父不能对.吕氏《考古图》云：“古器皿多有是语.或云十三月或云十九月,疑人君即位,居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数.”余尝考之古人即位,明年称元年,盖无踰年不改元之事.又余则藏《牧敦铭》有云：“惟王十年十又三月.”以此知吕氏之说非是.是盖古语有不可晓者阙之可也[3].
宋董逌《广川书跋·商洛鼎铭》：
此鼎制甚大,挍以今太府权量,为斤若干,其容若干.铭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雍公缄作尊鼎.原父以丁为宁,其说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为下宫,所以异宗周也.谯周《古史考》曰：周公营作下都,则今洛阳.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尔或谓周之十四月为夏之二月.元命苞曰：夏以十三月为正.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鲁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二十八月,莱吕之君请复之语.如此,自是古人书时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数计之.刑子才曰：十四月之科,依恒式制、服制,小传尽书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昔人谓时王未改年者,其说得之[4].
通过对比如上三则资料,我们可知,欧阳氏和赵氏将此鼎铭文命名为《商雒鼎铭》,而董氏却命名为《商洛鼎铭》；欧阳氏录入了“商洛鼎”的全文兼杂少许考释,赵氏主要就铭文中的“十又四月”作了辩证,董氏不仅记载了商洛鼎的形制,而且对铭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释；对于商洛鼎的发现者,赵氏和董氏均曰“原父”,独欧阳氏曰“原甫”.尽管上述记载稍有异同,但从史源上说,三则资料所采铭文应来自于欧阳氏的《集古录》.
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收录了该鼎,并收录商雒鼎的图制以及考释.兹录全文如下：
惟十又三月既死霸壬午,下蠚雍公戚乍尊鼎,用追享孝于皇且祖考,用气麋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此鼎《考古图》云：“得于上雒.”故宋人又称之为“商洛鼎”.上雒,今陕西商县地,在春秋末年属晋,则下蠚盖灭于晋者也.蠚字从虫虫,下鄀公戚簋作（虫若）从虫,均有意与上鄀示别.盖下鄀后出,既分上下独嫌混淆,且时亦各有去上下字而单称鄀.故于鄀字之结构亦须示别也.“十又四月”当是“十又三月”之伪,下笔过短,盖是锈纹也[5]174A,175A.
对比欧阳氏的记载并参之篆体原文,郭氏将“商雒鼎”称之为“鄀公缄鼎”；“十又三月”,郭氏“既死霸”后多“壬午”二字；欧阳氏谓之“下都”郭氏认为应是“下蠚”,今从郭氏；“作”原为“乍”,其意应通“作”；“丁”当“孝”解,并非欧阳修所释解为“宁”；“且”字当“祖”解；欧阳氏“气”当作“乞”；“糜”当作“眉”,其后内容相同.对比商洛鼎铭之原文,郭沫若之解当为是.
综上,笔者现将“商雒鼎”的铭文断句隶定如下：
惟十有三月既死霸壬午,下鄀雍公缄作尊鼎,用追享孝于皇祖考,用乞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2 《商雒鼎铭》之铭文释义
对于“商雒鼎铭”的铭文内容,现考释如下：
“十又三月”,即十三月.上文中,赵明诚籍借《考古图》之说,云“古器皿多有是语”,却是如此；后又驳斥了“人君即位,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数”之说；而董逌却认为,十四月当为二月,立足点亦是支持“人君踰年未改元以月数”之说.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较为认可“十三月置闰制”.罗振玉是较早提出此说的学者,认为：“十三月者凡四见,殆皆有闰之年也.”[6]对于闰当置于年中还是年末,一般来说,早期是置于年中,武丁之后则是置于年末[7]221,218.故“十又三月”应该是指“商洛鼎”制作的月份.
“既死霸”,古时记日的方式.“霸”也作“魄”,是指农历23日以后至晦日之间；晦日即每月的最后一天,小月为29日,大月为30日.王国维《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谓：“殷周器物铭纪日.”[8]412因此,它应为“商洛鼎”制作的日子.
“下鄀”,即下鄀国.鄀国,是西周时期活动于丹水流域的方国,与秦、楚国比邻[1].春秋初期,分为上鄀和下鄀[9].对于上鄀和下鄀的地望和析分原因,目前学界有三种观点：一是根据出土铭文,认为上鄀在今湖北宣城,下鄀在商密（今河南淅川一带）[5]174A,175A.二是根据《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杜预之注解,即：“本商密,秦楚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县……商密,别邑,今南乡丹水县.”[10]认为上鄀在今河南西峡以西,商密以北,下鄀在商密[11].三是根据《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杜预之记载与出土器皿,认为商密为鄀之本宗,居汉水上游为上鄀,下游则为下鄀[12],后下鄀南迁湖北宣城.上述观点均认为,下鄀在商密,这当为学界之共识.其地望应是地跨陕西商洛、河南淅川、湖北宣城三地.因此,它应是指“商洛鼎”制作时所在的国度.
“雍公”.据《左传》宣公十一年杜预注“楚县大夫皆僭称公”,下鄀雍公或是指县大夫.
“缄”为作鼎者之名讳.
“原甫”当作“原父”.按《宋史·刘敞传》：“刘敞字原父,临江新喻人.举庆历进士,廷试第一.编排官王尧臣,其内兄也,以亲嫌自列,乃以为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贤院,判尚书考功.”[13]
“商雒”,地名,北宋时隶属于商州上洛郡.上洛,因居于洛水上游而得名,又称“上雒”.治所为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汉代忌水,改“洛”为“雒”,宋后二字通用.
3 《商雒鼎铭》所见之“鄀”国
2016年,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及《续编》出版并刊布了一些列鄀国的青铜器,主要包括河南南阳贵族墓出土文物、南阳博物馆馆藏文物,以及一些私人收藏鄀器,如《鄀公平侯鼎》《鄀公矛人钟》《下鄀唐盘》等.纵观是书所录鄀国器皿,铭文多和《商雒鼎铭》一样都记载了制鼎的时间,如《鄀公平侯鼎》也云“惟鄀八月初吉癸未”[14].很显然,这是对制鼎年代的记述.因而依此可对“商洛鼎”的创制年代作一番蠡测.
“惟十又三月既死霸壬午”中“十又三月”,即十三月,是春秋时期“年末置闰”之表述,时间应为时年的最后一月,即年末月；“既死霸”,应是23日至晦日,也就是23日至29（或30）日；“壬午”一般是纪日或纪年的,因“既死霸”已表明了日子,那么“壬午”理应为纪年.
“下鄀雍公”中“下鄀”为鄀国之一支,与“上鄀”相对.按郭沫若的说法,“下鄀”应是与“上鄀”区分,因而对此鼎的制作时间蠡测须厘清三个关键问题：一是鄀国分上、下鄀的时间；二是“下鄀”南迁和灭亡的时间；三是上鄀的灭亡时间.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鄀国分为上、下“鄀”的时间,大致在“春秋初期”,即公元前770年以后；对于下鄀南迁,南迁时间应在晋文公五年（前622）至晋文公十四年（前613）间,灭亡的时间,应在楚昭王或楚惠王时期,大致时间应在公元前477年以前；上鄀灭亡的时间应在春秋中期,即公元前600年以前[9].
按郭沫若的说法,之所以分出下鄀,是有意区分上鄀,以示鄀国后有分支.因此可以说,“商洛鼎”的制作时间应在上鄀灭亡之前.再按黄锦前的说法,上鄀灭亡于春秋中期,即大约在公元前637年以前.又据《商雒鼎铭》中言“壬午”,可推测出,其制作年份应在公元前770—630年间的某一年.检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可知这一时间段中的“壬午”,仅有前759、前699、前639三个年份.检阅现有研究,包括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和《续编》以及南阳出土的器皿,大都将《商洛鼎铭》的时间定为“春秋早期”.因此,这三个年份均有可能.
再观已经确定为春秋早期的《鄀公平侯鼎》,其云：“惟鄀八月初吉癸未.” “癸未”继连“壬午”而在其后,故“商雒鼎”应与《鄀公平侯鼎》为同一时代.又《鄀公平侯鼎》在“癸未”后云：“鄀公平侯自作盂,用追享于厥皇祖振公,于厥皇考盂公,用锡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14]2771这与《商雒鼎铭》之内容较为相似.用“鄀”而不用“上鄀”或“下鄀”,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上、下鄀之别在春秋早期,就时间来看,“早期”是一个概数,前后相差也有数百年；从铭文所言“鄀公”、“盂公”和“平侯”来看,应为鄀公矛人之后；《上鄀太子平侯也》中言“皇祖哀公、皇考振公”,可知鄀公上三代应为哀公、振公、盂公.《鄀公平侯鼎》即实指可谓“上鄀公平侯鼎”,时间上应该在“春秋早期后段”,也即上、下鄀初分之时.同时,鄀公平侯当属皇族,其言“鄀”亦是当然.而《商雒鼎铭》应是大夫所制,虽为同时代,但等级差序应循之.二是诚如郭沫若所言：“既分上下独嫌混淆,且时亦各有去上下字而单称鄀.”《鄀公平侯鼎》即是如此.因此,笔者大胆臆断“商雒鼎”创制年代应在春秋早期后段,即公元前699年或前639年,月份和日子应在是年末月23日到29（或30）日.
按欧阳修的说法,此鼎是刘敞在长安时得之于上雒,故称之为《商雒鼎铭》.《宋史·地理志四》云：“商州,望,上洛郡,军事.崇宁户七万三千一百二十九,口一十六万二千五百三十四.贡麝香、枳壳实.县五：上洛,中.商洛,中下.洛南,中下.丰阳,中.上津.中下.”[15]可见,欧阳修命名此鼎为《商雒鼎铭》,是基于刘敞得之于商州上洛郡,从而简称为“商洛”,以此作为该鼎的名称.
结合上文,再检现有文献,对于鄀,商朝称“若”,已出土的有青铜器《若癸鼎》《亚若癸尊》《亚若癸卣》《若父己2爵》《亚若父己爵》等,从“若”前有“亚”字来看,“若”应是商之“内服诸侯”.西周时期,方称“鄀”,上、下鄀二部.“鄀”国,西周时或为子爵之封地,如《水经注》《路史·国名纪乙》《禹贡·锥指》等皆有记载.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认为,“鄀”国分为上鄀与下鄀,下鄀原为“蠚”,即其所录《下蠚雝公缄鼎》《下蠚公簠》等为证,而上鄀则有《上鄀公敄人钟》《上鄀公簠》等为证.
郭沫若指出,南郡之鄀为鄀本国,故称为上鄀；而金文中有鄀哀公、鄀晨公、鄀公敄等,皆称鄀公,并依杜预所言,云：“楚县大夫皆僭称公.”[5]174A陈朝霞在《从近处文简再析鄀国历史地理》也认为,“上鄀公”是楚国县公之称,由楚国公族担任,按当时诸侯形势[1].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据《下鄀雝公缄鼎》出于上雒（洛）,上雒即今陕西商洛市.因此,郭沫若认为,下鄀即在今商密,由宜城而迁,而上鄀在上雒（洛）,后被晋所灭,成为晋邑.而陈朝霞《从近处文简再析鄀国历史地理》据西周晚期有上鄀器物《上鄀公敄人钟》、下鄀器物《下蠚雝公缄鼎》,而周共王时期鄀国之物《士山盘》尚只称鄀,到周夷、厉两王始有下鄀、上鄀之分.因此,陈朝霞认为,鄀国分裂为上、下鄀时间在西周中期,夷、厉两王之前,上鄀即今河南西峡县西十五公里丁河古城遗址,下鄀即古商密之地；在楚穆王四年,鄀国叛楚后,楚迁鄀于内地,即今湖北宜城东南的乐乡,两鄀都亡于楚[1].由此可见,郭沫若和陈朝霞都认为,“鄀”国分上鄀、下鄀,而不论是从湖北宜城之鄀迁入还是从河南商密之鄀迁出,可以确定的是,“鄀”国分为上、下二部,当无疑.
但是,细观郭沫若之说,有明显矛盾之处,如“《下鄀雝公缄鼎》出于上雒（洛）,上雒即今陕西商洛市.因此,郭沫若认为,下鄀即在今商密,由宜城而迁,而上鄀在上雒（洛）,后被晋所灭,成为晋邑”.这二句当中,《下鄀雝公缄鼎》发现于今上雒,“下鄀在今商密”而“上鄀在上雒”显然是矛盾的.那么,下鄀鼎本自商密缘何又到了上鄀之上雒？又鄀国二部之治所与商密和上雒究竟如何区楚？囿于现有文字和出土文献,笔者在此只能管窥,具体情况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与深究.
从春秋时期下鄀的地望来看,其在商密,初在丹水下游,后迁往宣城,大致地跨今陕西商洛、河南淅川和湖北宣城.今陕西商洛之一部分应在其辖区内,是下鄀国下辖的行政区划之一.郭沫若将“商洛鼎”鼎命名为“鄀公缄鼎”,显然他是比较赞同该鼎为下鄀公所制,缄应是其名讳,然检鄀国皇室系表,关于其的事迹均不可考,故无法确定,然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该鼎确实发现于今陕西商洛.
4 结语
通过梳理《商雒鼎铭》的铭文、考证铭文内容以及辨析制作时间等,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系北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欧阳修从刘敞处得见一鼎,因得之于当时的商州上洛郡,故欧阳修将其命名为《商雒鼎铭》,“雒”通“洛”.其铭文为：惟十有三月既死霸壬午,下鄀雍公缄作尊鼎,用追享孝于皇祖考,用乞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该鼎约制作于公元前699年或公元前639年,月份和日子应为年末月的23至29（或30）日；因作鼎者缄公的信息今已不可考,故无法确定其与今商洛之关系,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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