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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元素在人物纪录片中的运用
在电视艺术中,纪录片是一种最高级的形式.人物纪录片,与诸多纪录片类型相比,既有个性,也有共性.
在艺术创作中,思想观念往往决定着创作的手法,而手法又影响着效果.归跟结蒂,观念影响着作品.在创作纪录片《朱祖延》的前前后后,笔者力争从观念上站在一个较高的高度,并且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融合.
理性认知：感性元素是关键所在
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经常要反思,纪录片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老同事姚洪磊博士对纪录片作这样的描述：创作者以摄像机的镜头作为“眼睛”,以话筒为“耳朵”,以音像存储设备为“记忆中枢”,“直观”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来面目,然后再以视觉和听觉的形式把这种记忆向观众敞开,以其对视点的选择和对记忆质料的结构性处理,表达自己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揭示‘生活世界”的‘真理”.
这里所说的“真理”,其实不是一个玄奥的概念,简单地说,它就是一个符合事实本身的表达.不同之处,在于这种表达的事实是不是深层的事实,以及其中诗意的多少.
话说到头,对于感性元素巧妙、合理的运用,是纪录片创作中的重中之重.
2016年,湖北省社科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纪录片《湖北省荆楚社科名家》,其中朱祖延教授的一集,我主动请缨担任编导.
说起来,朱老先生和我有着较深的渊源.他是我父亲的老师和同事,从小我就和他有过交往.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组织大家编写厚厚的《汉语大字典》,得了癌症后还在坚持工作.许多年前,我就想拍一部有关他的纪录片,可直到他离世,也未能完成这个心愿.终于,机会来了.
人物纪录片中,人是核心,一定要有许多抓人的、走心的故事,如何梳理和讲好故事.如何将感性元素巧妙地植入这些故事中？成为这部纪录片成败的关键所在.
前期采访,充分挖掘感性质料
过去的观念里,常常将纪录片定格为真实记录,未能与故事很好的关联,更不曾将感性元素的巧妙运用,仅靠慢叙述、长镜头枯燥乏味地表达,难以产生共鸣,更满足不了快节奏生活下观众的口味.上世纪90年代中期,纪录片开始转移到‘讲故事”上来,感性元素的巧妙运用成为讲好纪录片的关键.因此,前期采访至关重要,它决定了人物的命运,让感性元素在跌宕起故事中‘穿针引线”,一下子抓住人的心.在前期采访中,我们抓住了两条线,分别在事业与亲情中体现出的两种虽不相同但一样深沉、真挚的爱.
工作是第一条线,主要讲述者是朱老师的弟子郭康松.作为一个直接的见证者,他详细地回顾了朱祖延先生前的重要事业轨迹：一生编纂过7部大型辞典,为共和国的辞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__从上世纪70年代编第一部《汉语大字典》开始,到多次再版的《汉语成语大辞典》,还有中国唯一的一本《引用语辞典》、专业的古汉语辞典《尔雅诂林》,再到临终前天天惦记着的《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等等,每一部辞典都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他一生都在拿命编撰中华文化典籍.说到动情处,仿佛又看到老先生回到我们身边,一时唏嘘不已.
郭康松自1985年本科毕业考入朱祖延门下读研起,就一直伴随在先生左右,他们之间的感情就像父子,一个眼神、一个小小的动作,双方便能心领神会……这次采访很顺利,基本上了解了朱祖延一生的成就和编典过程中遇到的难以想象的困难
第二条线是亲情线,主要采访对象是朱祖延唯一的女儿朱寄.通过朱寄的讲述,我们了解到朱祖延的另一面：他的家庭生活,他对女儿情感.两次前采,既有清晰可见的矛盾点,又有吸引观众的话题,从而达到引发观众思考的内涵.前两者是感性元素的典型特点,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便可以将这些元素很好的植入其中,并直抵观众的内心.
谋篇布局,感性中升华主题
正如姚洪磊所说,纪录片是艺术大家族中以最‘直观”最感性的方式表现‘存在”之‘真理”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么,感性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它不是概括和论证,它只是呈现.”[1]对于纪录片创作者而言,在“看”的时候,他以感性的方式‘看”,在展现的时候,他以感性的方式展现.艺术创作是感性的行为,所以对‘真理”的发现和展现,都在感性的方式中进行.
前期的采访,得到丰富的感性素材,到了编辑阶段,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丰富表达形式,基于一个良好的结构,使感性的力量得到充分的呈现.
设计一个感人的开篇,从情绪上引导观众.朱祖延生前没能亲眼看到《中华大典》的出版,我们以郭康松带着刚刚出版的辞典去墓地给先生扫墓开篇,快速切入对先生的缅怀与追忆情绪.那是2016年的清明节前后,我们来到墓地,好像和老天约好,那天从中午起雨就一直淅淅沥沥,无疑给了这组镜头最好的渲染,让人立即进入情景,代入感很强.
过往的动人故事,以情景再现还原.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朱祖延为了完成好周恩来总理交给的任务——编撰《汉语大字典》,冒着政治风险,组建编撰班子.在那个年代,夏天没有电扇空调,冬天没有暖气,我们通过情景再现的拍摄手法,请来几位湖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还原了当年编撰班子的艰苦岁月,一下子就将人带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情景感人至深
借助影像资料,让主人公情感直接呈现.前期拍摄时,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朱祖延生前的影像资料,朱寄在清理父亲的书籍时无意中发现两张碟和一盒大二分之一的录像带,可她用普通影碟机根本看不了,于是交给了我.我到处找大二分之一的录像机,最后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事实证明,这些老视频资料非常宝贵,先生生前说过的话,至今还历历在目,非常有分量,“搞这个工作呢,就要安贫乐道,吃老米饭,坐冷板凳.但是大家毫无怨言.”还有一段是“祖国文化传统是一个无尽的宝库,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深入到里面去啊,挖掘一些东西出来,这不仅对我们自己,对后辈人都有好处的,这是一件子孙万福的事业.”这两段生前采访,就是对朱先生为什么要呕心沥血修典的最好回答.
设计一个好的结尾,在共鸣中升华主题.片子结尾部分,我们设想了好几种方案,最后采用了黄鹤楼珍藏的朱先生题写的诗句“飞阁出重霄,环顾三楚风云,顿觉诗情来眼底；名城留胜迹,相迎五洲宾客,常怀友谊话楼头.”我想,能在四大名楼上留下笔墨恰好说明朱先生的成就和精神有目共睹、万古留芳,又起到了升华意境的作用.为了引起观众的共鸣,解说词是这样表达的“驻足黄鹤矶头,我们依稀看到了朱祖延笔耕不止的身影,仿佛听到了他穿越时空的声音.”然后接他生前的一段同期声,如此收尾,起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感到欣慰,也留有遗憾
片子的拍摄过程是顺利的,这主要得益于主人公家人、友人的大力支持.朱老师弟子郭康松给我们推荐了湖北大学的两位教授汪耀楠和王勋敏,他们是《汉语大字典》湖北大学编撰班子成员；汪耀楠推荐了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顾青,《汉语成语大词典》在中华书局出版并再版.郭康松还推荐了武汉大学的资深教授宗福邦,他是武汉大学《汉语大字典》编写组的成员,也是《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主编（朱祖延去世后接任）.宗教授给我们推荐了四川大学的赵振铎教授,他是《汉语大字典》四川省的常务副主编,又是《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朱祖延聘请的顾问.这么多亲历者撑起了强大的采访团队,成就了朱祖延每一部辞典背后的精彩.
有意外的收获,也有深深的遗憾.
第一个遗憾,是因为篇幅有限,不得不砍掉了两大部分内容：一是朱祖延和冯天瑜两位大师在湖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工作的一段.那是朱祖延刚做完直肠癌改道手术后不久,因为怕热,学校图书馆给他和冯天瑜在地下室腾出了两间房,朱先生在地下室完成了《引用语辞典》的审稿,冯先生完成了《中华元典》的创作.两位大师同在地下室,常常就学术观点进行研讨,碰撞出许多火花.冯先生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每一天,他说：‘后来调到武汉大学后,只要回湖北大学,一定要去拜访朱先生,朱先生是他在湖大最敬重的学者.”
第二个遗憾,是删去了‘辞书之家”的内容.湖北大学的“辞书之家”是朱先生生前一手创办起来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湖北大学解散了这个团队.这个团队是他经过多少年奔走,才建立起的一个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文化典籍的编撰中心.朱祖延默默地接受了这样的决定,妥善地安排了后续事宜.
从朱祖延先生身上,我看到的是隐忍,但这种隐忍决不是妥协,而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让更多的辞书问世,为保存传统文化的火种做出更多的奉献.
拍摄制作《朱祖延》的纪录片,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专业的历练,更是一次心灵的升华,从这部人物纪录片里摸索出一条经验,就是巧妙地将运用感性元素来完成人物的塑造和情感的表达
参考文献：
[1]姚洪磊：《纪录片审美经验现象学》,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湖北大学党委宣传部）
纪录片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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