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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和郭沫若自叙传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内容摘 要:郁达夫与郭沫若在“五四”文学革命后,以自身为原型、自身经历为创作题材,呈献了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群像.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都遭逢着爱与性的苦闷,同时还要忍受贫穷的压迫以致有分裂的人格.由于郁达夫与郭沫若的个人气质不同,他们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写作手法也不同.

关键词:郁达夫郭沫若自叙传小说知识分子形象

自叙传是作家根据自身的真实生活经历与际遇为题材进行创作的,郁达夫与郭沫若创作的自叙传小说,自传的成分与小说虚构的成分不分彼此地交融在一起,勾勒出若干带有浓郁的传统文人气息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

一、生的苦闷

晚清其时,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在种种矛盾的交织中,郭沫若和郁达夫踏上了去国留学之路.郁达夫与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都有共同的特点:受人轻视欺辱、渴望爱情.

(一)爱与性的苦闷

郭沫若和郁达夫笔下的青年,受制于古旧的道德文化的压抑,来到了风气大开的日本.在郁达夫的笔下,《沉沦》中的“我”无意撞见青年男女的约会,这让“我”地提心吊胆,“他的面色,一霎时的变了灰色.他的眼睛同也火似的红了起来.”日本男女青年在公园约会的大胆开放大大刺激了“我”的神经.主人公同时对房东的女儿的偷窥、更是自我发泄的表现.更加严重的是,爱情的苦闷与性的苦闷交织在一起.《沉沦》中,“我”于日本妓人,《茫茫夜》中的于质夫用旧针扎脸,把血抹在手帕上,释放了压抑许久的对女性的渴望.

在郭沫若的《十字架》中,他的爱情的苦闷是由于旧婚姻的束缚和新婚姻的不被家庭承认.在《喀尔美萝姑娘》中,“我”怕她知道“我”是中国人,知晓“我”有妻子,连彼此的名字和住址都没有交换过.这两个主人公形象的爱情苦闷是可爱而不可得的悲愤,和不满于维持婚姻现状的心境.

(二)生活的穷困

贫贱,一直贯穿着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的始末.因为贫贱,爱牟忍痛与妻儿生别离,爱牟几乎发狂:“女人哟!你为我而受苦的女人哟!我们是甚么都被人剥夺了,甚么都失掉了,我们还有甚么生存的必要呢!”.读来令人同情这一个不该有家庭的贫贱的知识分子形象.

更多细节描写暗示或明示了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穷困处境,如《银灰色的死》中的“他”穿着破皮鞋;《沉沦》中的“他”“两颊的颧骨很高”、“清瘦的脸”;《秋柳》中的他没有血色、面目苍白.郁达夫几乎每一篇以自己为原型的自叙传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瘦弱、易伤感落泪的形象.这些都在暗示作者笔下的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低下导致的身体的病态和心理的敏感脆弱.

金钱的压力对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实在是致命的打击,它能让一个决意与家庭决裂的“浪子”放弃理想与爱情、回归家庭,也能压迫得他自己寸步难行.《行路难》中的爱牟一家,搬家时因为中国人的身份遭到了房主的苛刻对待.他在日记中写到:“节省,节省,节省!万事都是钱.钱就是命!”为争取自由的爱情、理想、职业,不停地搬到房租和物价更低的住处,忍受着日本人的轻视与非难.爱牟恨金钱的压迫,“突然把那一千两的汇票,和着信封把来投在地板上,狠狠地走去踏了几脚”.类似的事郁达夫的《还乡记》中的主人公也做过,他把钱踩在脚下,因为受钱压迫太多了,所以他要反过来压迫它.

二、分裂的人格

纵观郭沫若与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几乎每一位主人公都具有双重或多重人格.他们的多重人格在撕扯着他们本身,使得本来物质上就已贫乏的知识分子精神上更加愤懑与悲观.

(一)幻想与现实

新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与世俗的碰撞,开始总难免失败.郁达夫笔下的知识分子就以佯狂的姿态变相抗争.可以说,传统士大夫的落寞、轻狂与现代知识人的沉郁、激愤这两种格调成为郁达夫与郭沫若笔下人物的共通思想面影.①但很多时候,郁达夫笔下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平凡甚至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每每于自己幻想的世界是位勇士,于现实处境中又不免唯唯诺诺.《沉沦》中的“我”做了坏事决定洗心革面下次却又恢复原态;《秋柳》中的于质夫被要求留宿在海棠住处时的犹疑不决,学校闹学潮搬出去自保时内心的纠结,一边骂着社会上有权势的阶级,恨不得把他们斩草除根,一边渴求名誉、金钱、妇女……思想的游离与内心的纠结充斥着他笔下主人公的每一个阶段.

郭沫若笔下的爱牟的内心更是敏感.他在向日本房主打听租房时恭恭敬敬,但在内心大喊“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是在说这‘支那人’三个字的时候已经表示尽了你们极端的恶意.”爱牟和于质夫们在内心早已把欺侮他们的日本人报复了千万遍,现实中却只能强颜欢笑.这种巨大的落差只能在幻想中得到片刻的满足,幻化成精神的病态斗争、游离.

(二)“叛徒”与“隐士”

“五四”时代很多知识分子身上都兼有“叛徒”和“隐士”的双重人格.他们生于成长于封建社会,濡染旧文学和旧文化,而后接受日本及欧美各国新的思想文化,深知革命巨变的必然.虽然现实不尽人意,但是理想的彼岸永远在那里诱惑着他们前往.郁达夫和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人公都是时代的叛逆者.这些知识分子因为各种原因:逃婚、出国求学、追求自由等各种直接间接的原因踏上了漂泊之路.

于质夫在日本待了八年才返国,这期间从医科改到文科,回国后自己寻到了教员的职业.对待社会上的“道德之士”他似乎故意想要反抗、打击他们,于质夫说:“那些想以道德来攻击我们的反对党,你若仔细去调查调查,恐怕更的事情,他们也在那里干哟!”他的放浪形骸、为师不尊,是对社会上伪道德的反、对压迫他的虚伪的道德沦丧社会的反击.郭沫若笔下的爱牟或者“我”有着长达十年的漂泊经历,出国一开始多半是为了躲避封建包办的婚姻,直至寻找到自己的爱情后也有家不得归、不敢归.

碰巧的是这些主人公不约而同地有了归隐自然的想法.郁达夫笔下的众多人物,颓废的外表下面总有一颗热爱自由的心,因为厌恶尘世的污浊,常常躲进自然的怀抱.《沉沦》中的“他”还需要外在凭借,是拿着华兹华斯、黄仲则两人的诗集走入野地,《采石矶》中的黄仲则则本人两手空空走向郊野,与面前的一带秋山“相看两不厌”.正如上文所讲,郁达夫笔下的知识分子时刻处于矛盾之中,在他们想做隐士的同时,还是心存希望出世做一番事业的.郭沫若笔下的主人公们也热爱自然.爱牟在《歧路》中到无锡游玩,幻想一家人隐居于世外桃源中的情景,又回忆起日本博多湾上的海景.

其实这可以认为是一种趋势而不是巧合.当反抗封建旧文化旧道德打出去的炮弹似乎毫无回响、当个人在社会上失意了以后,回归自然学古人做隐士,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归宿.而且亲近自然而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以此为基础发展、完善个性,是“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一个拓展思路.这种思路受到卢梭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文学领域.

三.描写的手法的不同

可以说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不像小说.它是一种突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封闭式结构、以人物情绪变化为主要行文线索的新式小说体式.“五四”作家的一个很大贡献在于,叙述不再着眼于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跌宕起伏,而是着眼于情绪.”②

郁达夫以后,创作以抒发个人苦闷和感伤情绪为主的“自我抒情”小说蔚然成风.纵观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行文多是“意识流化”的,主人公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常有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很少有逻辑可循.主人公的忧郁形象赫然在目,主要靠人物的情绪感人.如《空虚》,开篇就是一大段于质夫的个人内心独白,接下来大部分的篇幅是写于质夫的心理活动;《沉沦》中主人公的心里活动则更多.

如果说古典小说和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中间变革太剧烈,那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应当可以算作一个缓冲.同样是描写知识分子的边缘处境,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常将故事背景暗合于人物语言、行动、回忆甚至梦境中,或者一开篇就直接交代故事背景、人物.结尾多是封闭式的结局,或是事情告一段落,很有传统小说的痕迹.

行文线索的安排上,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除了以人物情感的变化为线索,还会以景物的变换为线索.作者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有大量的景物描写:《残春》中的博多湾、门司市,《未央》中的古庙、寓所附近,《月蚀》中的月色、四川山水,《喀尔美萝姑娘》中的公园、海边……主人公先是因为某种原因,置身这些景色之中,然后展开心理活动,类似于新小说家写见闻录的方法.当周围的景物变换时,情节就向前发展.最典型的当属郭沫若的《红瓜》.全文以主人公“我”从古汤到熊川的归家途中的所见之景的移动,抒写“我”心中的感情波动,可谓“景移情动”.

“五四”时代是个激昂的时代,打破一切,重塑一切.我们今天无法得见“五四”时期的时代风貌,好在郁达夫和郭沫若将自身经历作为创作素材为我们展现了时代剧变的风潮.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在中华大地千疮百孔时留学日本,处于经济和爱情的双重压力之下,苦闷彷徨.他们因中国人的身份被异族人轻视,或不得恋爱,或性压抑,或生存艰难.但他们的存在是新旧知识分子代际更替的重要一环,很多时候他们身上还受着旧文化的牵制,个人的精神处于分裂的状态,痛苦挣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痛诉社会的无情.

参考文献

[1]郁达夫.郁达夫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李蓉南.试论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1).

[6]王青.在困顿与漂泊的途中——论郭沫若前期创作小说中的漂泊者形象[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

[7]章志平.论五四文学中知识者的形象[J].江西社会科学,2001(10).

注释

①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76页.

②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作者介绍:王明洁,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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