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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长陈佳洱：北大的灵魂是爱国
老校长陈佳洱：北大的灵魂是爱国
文/余驰疆
今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在这所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里,陈佳洱度过了63年,84岁的他说：“我亲眼见证了北大的‘半辈子’.”
陈佳洱曾是北京大学最有地位的人物之一,任副校长12年,校长3年；他也曾是北大脑子最好使的人物之一,中国加速器物理的领军人物,手握诸多“第一台”“第一个”.
陈佳洱今年84岁,身体很硬朗,记忆力却有些下降.所以,一想到什么马上去做,免得忘了.“不过,对于那些很久以前的事儿,现在反而记得越来越清楚了.”他笑言.
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北大
物理学院一楼是一条很长的走廊,尽头是科研事务办公室,陈佳洱出现在走廊的另一头.狭长的走廊突然变得极富纵深感,深得仿佛一条时光隧道.他慢慢走来,像是穿越而来,两侧的办公室门变成了两卷黑白胶片.
50米的走道,他走了将近3分钟.“90后”的博士生们已经不认识这位老校长了,手里拿着书和资料匆匆超过；几位老师见陈佳洱来了,纷纷走上前去,热情地寒暄一番,他们不喊“校长”“院士”或“教授”,他们称他“陈先生”.
虽然是物理学院的教授,但陈佳洱平时很少到这主楼来.他的主要工作都在东边300米处的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如今,陈佳洱仍坚持给3名博士上课,每周两次.
说是上课,其实更像是“交流”,多听学生的想法,甚至可以互相争论.上世纪60年代初,陈佳洱到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时间里印象最深的就是英国人做研究时的“交流”.一开始,陈佳洱总觉得英国人太懒,上午下午都要茶歇.后来他发现英国人其实是拿茶歇时间做头脑风暴,寻找新思路.
“英国人搞研究,把寻找新的思路放第一位,做任何研究,首先要idea（想法）.他们最看不起的就是没有新思路、文章一大堆的人.他们把那叫作paper machine（论文机器）.”陈佳洱也看不上那些“paper machine”,比起疯狂写论文,倒不如多喝几杯茶,多聊几次天.
他和学生正在做的激光加速器就是“聊天”的成果.是一种让粒子加速、碰撞的新方式,也是观察粒子的新思路.今年2月,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代表总书记和党来陈佳洱家中探望,陈佳洱便把这个新思路讲给王沪宁听.末了,他对王沪宁说：“我们很多科学家,一直希望国家能多支持基础研究,因为现在好多高新技术的成果,源头都在基础研究,而我们支持基础研究的投入跟发达国家比,还是低了很多.”
听完后,王沪宁对他说：“谢谢您.”
不在实验室的时候,陈佳洱也没闲下来.他是许多国家、民间奖项的评委,既要评论文,也得写报告,常常是一坐下看资料就是几个小时.科技界很多人都知道陈佳洱是个惜才、爱才的人,愿意多为年轻的科学家做点事儿,晚辈也总记得他的好.
若真有闲暇,陈佳洱就在北大散散步,看看未名湖和博雅塔,思念起许多旧人往事来.他说：“我的一生,90%都在北大,都奉献给了北大.”
“我用铅笔捅出了一个北大校长”
陈佳洱成为北大人,是一个姗姗来迟的故事.
他出生在战乱中的上海,父亲是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陈伯吹将一家老小安置到租界,只身前往四川,到国立编译馆编写教科书.童年的黑暗记忆到现在依然清晰,日本兵要抓因病住院的母亲,母亲从二楼窗户跳下去,摔到吐血.护士问她为何被抓,她在纸条上写了3个字：“爱国罪.”
于是,医院就以肺结核为由把母亲隔离起来——当时肺结核是无药可治的传染病.陈佳洱上小学时,被日本人逼着用汪伪政府的教科书,还得学日语.他和老师、同学就把原来的教科书抄下来,等到日本学监离开后或者放学后偷偷上课.
那段经历对陈佳洱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有记者问过陈佳洱3个跟品格有关的问题：您觉得自己最好的品质是什么？您的家风是什么？北大精神最重要的是什么？他都脱口而出：“爱国.”
陈佳洱儿时想和父亲一样做个作家,但父亲对他说了4个字：科技救国.所以,陈佳洱中学读的是上海位育中学.校长李楚材是陶行知的学生,十分重视科学教育.在中学,陈佳洱就翻译《大众科学》等外刊的文章,编了本杂志名叫《创造》.杂志上的文章还被《大公报》转载.
陈佳洱的后桌田长霖是个调皮鬼,天天拿铅笔捅他后背,但陈佳洱依然对他佩服不已,“数学总考第一,特别聪明”.后来,调皮鬼成了热物理研究泰斗,还成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位华裔校长.上世纪90年代,这两位前后桌分别主管两所世界名校,田长霖逗趣说：“我用铅笔捅出了一个北大校长.”
考大学时,陈佳洱想去北大,“因为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父亲一些党员朋友给他建议,应该去老解放区的大学,为共和国的工业做贡献.陈佳洱听后充满,填下了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佳洱又随整个物理系调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在东北人民大学,陈佳洱的论文导师是朱光亚,系主任是余瑞璜,都是全国物理学大师.读研时,陈佳洱准备去北大,可余瑞璜舍不得,好说歹说把他留在了东北.
1955年,决定建立核工业,发展和原子能,教育部就把朱光亚调到了北京大学.没过多久,陈佳洱也被要求调往北大.余瑞璜气得不行,撂挑子说：“把陈佳洱调走,我就辞职.”僵持了几个月后,中组部直接发来调函,余瑞璜只能放人.1955年6月,陈佳洱正式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研究所.
“546信箱”
陈佳洱原以为终于能进北大了,到了北京才知道,得先做个“地下人员”.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研究所是个保密机构,是为了培养核科技人才设立的,所里的人只能跟北大校领导单线联系.研究所建立之初一共6人,除了21岁的陈佳洱,其他全是大名鼎鼎的人：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韩增敏、卢鹤绂.6个人的草台班子,连办公室也没有,“两弹一星”负责人之一的钱三强便把自己在中科院的办公室让出来.北大外面的实验大楼建好后,由于邮址是546,他们就自称“546信箱”.接着,陈佳洱又受命到北大、复旦、武大等校招生,选调了一批人才,“546”才渐渐热闹起来.
在“546”,陈佳洱分到的任务是带着几个刚毕业的助教,8个月之内筹建出原子核物理教学的实验室,排出教学实验来.陈佳洱在东北排过专门化实验,有点基础,但真正做核物理教学实验,还得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实验室,钱三强又把中科院化学所的一层房间腾出来给他们；搞不明白原理,虞福春就给一本英文的《实验原子核物理》；测量宇宙射线需要核乳胶,钱三强夫人何泽慧,这位中国最先做出核乳胶的科学家,就手把手教他们制作过程；朱光亚更是全程“待命”指导……回想当时,陈佳洱说：“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北大的物理大家们抱着满腔干事业,夜以继夜日“546”的常态.陈佳洱在实验室里放张床,干到凌晨三四点,累了就躺一会儿,坚持半年多,终于准备出了8个实验和实验所需的所有材料,他还专门建了一个小车间生产核子计数管.一次,陈佳洱正在做核子计数管工作性能的实验,荧光屏上出现了预期的波形,身后传来一句：“真漂亮！”原来朱光亚已经在后面站了许久.“这句肯定,让所有疲惫一消而散.”
3年里,陈佳洱每天待在实验室,甚至没好好逛过北大.1957年,“546”正式“解禁”,被命名为北京大学原子能系,他这才有了一些时间.他买了辆自行车,时不时在北大转一圈,异常兴奋,“从来没享受过这么漂亮的校园”.
那一排的科学家都哭了
做核研究,加速器是重要工具——加速器产生的高能量粒子可用来轰击原子核、变革原子核.1957年,北京大学只有一台从苏联进口的25兆电子伏电子感应加速器,但主要功能是无损探伤,不适合研究核物理.陈佳洱便开始研制加速器.一年时间里,他和几位年轻教师把学生组织起来照猫画虎,建成了中国第一台30兆电子伏的电子感应加速器.时任副主席刘少奇还特地偕夫人王光美前来视察,由陈佳洱做讲解.王光美是物理学出身,就不断用更简单的语言向刘少奇解释.有记者给他们拍下照片,第二天登上了报纸.
“在加速器里,能看到很多新的现象,发现新的核数和反应,甚至可能看见新的粒子.每次看,我都觉得特别美,那是未来的能源、未来的材料.”1963年,陈佳洱被公派至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师从物理学家丹尼尔·威尔金森,后来又去了著名的卢瑟福高能研究所.1966年学成归国,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
因为那张和刘少奇夫妇的合照,以及留学生的身份,陈佳洱被扣上了五顶帽子：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漏网和特务嫌疑.他和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一起被关在印刷厂里打杂,两年后被下放到汉中,种田、养猪、修路.离开北京前,他卖掉了所有关于加速器的书,心想：这辈子再也不搞加速器了.
1976年,“”结束,在钱三强的努力下,陈佳洱从汉中回到北京,协助制定原子核物理和加速设施的规划.1978年3月18日,组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陈佳洱与周培源等人在一个小组参加讨论.在会上,说：“科学家是脑力劳动者,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听到这句话,陈佳洱那一排的科学家都哭了.“此前,我们都是‘臭老九’,现在作为劳动者受到肯定,我感觉到我的科研生命恢复了.”
科学大会后,陈佳洱回到北大,担任技术物理系教研室主任.1984年,陈佳洱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小平你好”的故事
做北大副校长,陈佳洱负责三件事：外事、研究和方正集团.上任第一年,就碰上了国庆35周年.“十一”那天,陈佳洱坐在观礼台上,台下是人山人海的庆典游行队伍.看到北京大学学生方队时,他冒出了一身冷汗——学生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小平你好”.按照规定,国庆游行时是不能随便带东西进去的,“当时讲好,除了带一面北大校旗外,不能带任何东西”.结果,北京大学的学生竟然直接亮出了这么大一个“违规物”.
“小平你好”4个字,就这样从天安门前经过.看见后,笑着带头鼓掌,随后便是全场雷动的掌声.
陈佳洱后来才知道,这横幅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精心准备的,本来写的是“小平同志你好”,最后考虑到字数少、横幅小,更容易带进广场,就把“同志”二字删掉了.恰恰是因为少了两个字,北大学生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
“我在台上,一方面觉得我们北大学生了不起,这实际上就是拥护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觉得小平同志了不起,他理解北大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陈佳洱眼中,北大的学生从来是最富有和理想的那批人.北大的老师也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北大投资创办方正集团,陈佳洱是分管的副校长,北大教授、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王选负责技术研发.王选身上有北大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他从上世纪70年代起研究汉字精密照排系统,十几年间,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立志要打造中国人自己的排版系统,让沿用了上百年的铅字印刷得到彻底改造.1981年,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样机面世.
“当时王选是第二代系统,他说要跨过第三代,直接进入第四代,我觉得很不简单,也不容易,一定要支持他.”为了做方正激光照排,陈佳洱动员了5个系的师生,文科搞文字,理工科搞激光,一共花了近4年.陈佳洱往各大报社来回跑,希望能有单位用这个系统.但几年下来,只有《经济日报》等报社订了系统.
“有一次,有个讲话,当天晚上要看大样,其他报纸都拿不出来,《经济日报》轻松拿了出来.没过多久,其他一些报社也来买系统了.”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1996年,陈佳洱当选北大校长,在全校数百名教职员工的推荐名单上,他排名第一.当年北大有个他的轶闻.一次学校内某实验室停了电,他知道后很着急,嫌别人去办太慢,就自己跑去配电室找工友.工友问他是谁,他自报家门,对方想了半天,说：“陈佳洱？不认识.”
学生都说“陈校长”太低调,事实上他的活都在背后.上任伊始,他就天天骑着个自行车在学校里跑,去各个院系调查研究.学生偶尔看见一个60多岁的老头撅着屁股在路上给自行车打气,谁都想不到这是他们的校长.
当时,陈佳洱定下了两条规定：第一,水平高的教授一定要到一线讲课,要把学生的基础打好；第二,文科学生要学理科的至少4个学分,理科学生也必须学文科的4个学分.他同样要求自己,必须定期抽空去讲课、实验.“你要做校长,就得跟教师有共同语言,要知道学生在想什么.”
1998年5月4日,北大在人民大会堂庆祝百年校庆,5位政治局常委出席.为了这天,陈佳洱忙了一年,3次在不同场合“拦”住时任国家主席,写了长长的报告,还有一页改了又改的致辞.
致辞前,叫住陈佳洱,问：“你为什么在报告里写‘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不能和牛津、剑桥、哈佛比吗？”
“能比啊.”
“既然能比,你加了‘社会主义’就不明确了.”说.
就这样,在北大的百年校庆上,正式提出：我国要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校庆一个多月后,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并演讲,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直播美国总统的高校演讲.陈佳洱见到克林顿,是在北大学生秘书接电话的办公室,他正满头大汗地修改演讲稿——这个办公室没有窗户,最安全.克林顿问陈佳洱：“为什么北京大学不叫‘Beijing University’,而叫‘Peking University’？”
陈佳洱回答：“因为北大是尊重传统的学校,我们希望保留传统的英文名.”
演讲时,北大办公楼的礼堂内座无虚席,学生、记者、摄影师到处都是.过半,克林顿说：“你们的校长胡适说,个人自由不能因为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场内开始议论,觉得总统的话是话外有话.
等到演讲结束开始提问,一位北大学生站起来说：“总统先生,您刚引用了胡适先生的话,我也想说一句老校长蔡元培的话,他说,‘大道相行,而不相悖,万物相育,而不相害’,只有尊重别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懂得自由的,您说对不对？”
克林顿听后,沉默数秒,点了点头.
后,克林顿对陈佳洱说：“我去过那么多国家,我从来没有批评过美国政治,今天是第一次.你应该为你的学生感到骄傲.”
1999年,65岁的陈佳洱卸任北大校长,但依然坚持在北大授课教书,直到今天已整整19年.有人问他“北京大学的灵魂是什么？”
“爱国.”陈佳洱说,“我永远记得1981年,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全北大的学生在校园里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整个燕园都在震动.”
那个场景,直到今天,也常在陈佳洱的脑海里浮现,他说：“愿北大学子继承北大的光荣传统,让北大领航世界,更加闪亮.”
（崔伯荐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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