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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文学中的偏远经验和独立小屋韩子勇文艺思想概述
王敏
韩子勇先生作为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评论奖得主,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更是我从事新疆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引路人,平日里与作为学生的我交流最多的,无非是读书人的读书著文心得,先生总是批评我,年轻后辈,心浮气躁,偏爱热闹,对热点现象一拥而上,未能就荒僻知识沉心写作,荒废大好年华,其理正,辞严,不假辞色,每每听训于心,便点头如捣蒜,愧由心生.韩先生著述不多,却见解精辟,观点独到,一本是一本的分量,少见有自我的重复,早年即便偏居新疆一隅,却仍怀有世界视野.韩先生的著作自1998年《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出版以来,陆续著有《当代的耐心》（1998）、《边疆的目光》（2001）、《文学的风土》（2004）、《木卡姆：巨灵如风吹过》（2006）、《木卡姆》（2008）、《鄯善之书》（2008）、《浓颜的新疆》（2008）、《深处的人群》（2009）、《大声说话》（2013）等,他的研究,似以2004年为分界,由文学理论研究倏尔转向大文化批评,自此换了一番研究的天地.然而,在韩先生的诸多著述中,我读的最多、对我影响最深的仍是他的这本《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在这部书中,韩先生形象地概括出有关西部文学审美的两个重要范畴：偏远的经验与独立的小屋.
偏远的经验
偏远之感对新疆而言,既是西极之地地理方位上的一种客观描摹,也是有感于社会化、历史化以及组织化的旁落之后的一种主体认知.记得韩先生给我们上课时,有几次状似不经意地说过,不能因为偏远而止于偏远,一句话概括出他面对“偏远”的态度,似乎无意间也照应了他在《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中的立场.在新疆生活、成长的作家、艺术家以及评论人们的确存在一种矛盾复杂的心理情态,或失之于远,一方面有感于西极之地较之于中心城市的偏远,难免生出几分被边缘化的自怜怨怼；或失之于近,一方面又有感于几许籍属身份的不可变更,而生出几分“存在”重压下的自恋反弹.
当然,二者从共名为“西部文学”群落的写作主体来看,均不可避免,于情于理也都能够理解,并在任何一个城市底层人群的自觉表述中都能够得到共鸣,韩先生将其总结为一种创作主体有感于中心城市离散身份的“漂泊感”,这种漂泊感无疑是一种针对偏远经验的间接表述,但是“漂泊甚至不是个标志空间的概念,它更多地指向时间,指向一种精神的寿命”.[1]他由此例举张承志小说、散文中的漂泊感,认为他的漂泊感的“塑造”,体现在其对民间性、边疆性的认可,以及对城市文明的警惕与怀疑之中.这种体察以及对类似文本的分析引人入胜.无独有偶,新疆作家的笔下针对“偏远经验”也都有志一同地在不同文体中加以呈现.董立勃写兵团那些相互隔绝又分离的团场,刘亮程写一个人的村庄,沈苇写无人的桦树林,李娟写人迹罕见的羊道,卢一萍写帕米尔高原的流浪,王族写孤旅之中与狼的相处,等等.
“偏远”作为一种主体创作的“特殊”经验,在亮相之初确然有许多令人称许的价值,也由于其孕育而生的独特审美范畴,能在一个子女成群的文学大家庭中脱颖而出.譬如,韩先生据此所分析的新疆汉诗创作,“传统汉族诗的叙述人在西部出现时,仿佛被孤独地流放于旷野,叙述人的距离被无限放大,以至完全抛离了‘受体’和‘听者’,在不管不顾地独行和歌.‘室内写作’的叙述人摇身一变,漂泊于旷野,这个过程就像是印象画派革命性地走出画室,把创作直接放在自然的色彩面前,去追逐流动的光影.”[2]文本的荒芜借偏远之光,得以废墟重建,并被审美烛照,获得了一种占据“稀有资源”的文本自信.
而偏远之感往往与荒原旷野的地理/空间体悟相伴相生,较之东部作家与国家主张城镇化发展战略语境一致的城市书写,大多数西部作家有感于西部处于国家城镇发展的偏远之地,不得不通过对荒原旷野的移情表述,建立自身的写作归属,对此,韩先生立足西部诗群的文本进行分析归纳,得出结论,认为西部诗歌的审美内核在于其拥有的“旷野性质”,“在比较传统的诗歌创造领域,或者说那个西部经典的抒情营垒,无论是古代‘边塞诗’,还是当代的西部诗群,都具备着一种‘旷野性质’,如同高地上的民歌和广场的舞蹈,在西部的抒情领域里,叙述者特别追求一种视野和空间上的效果,而多少放弃了对‘读者’和‘听众’应处位置的测定和要求”.[3]
需要指出的是,在生态保护的文化语境中,对旷野的抒情表述,对单一禁闭在“广袤都市”的读者而言,除却带有一些“往昔与远方”的想象,一丝主动疏离、漂泊文人的自矜自傲之外,还多少颇一些城市书写逆向叙述的况味,因而,某种意义上,在读者共识层面也能引起东西部文学间一种微妙的对话与交流,进而赋予“偏远经验”以某种公开性,从而在对城市文学反思的意义上获得某种分享与理解.如韩先生所言,“写作的‘公开性’立场毋庸置疑,否则就是纯粹的缄默”.[4]
此外,因为身居偏远,反而更心念历史,为“自我作传”的写作冲动始终作用于新疆作家的文本内核,像家长外出后的当家作主.“新边塞诗”便是为“自我作传”抒情的结果,周涛早期诗歌创作的“新历史主义”倾向便是最为典型的文本案例.历史化的抒情同样存在于西部小说的叙事冲动里,使得西部小说往往将个人故事、家族故事上升为“历史故事”,叙事的个人属性总会辗转为一种文化语词.韩先生认为,作为面对道路打开的讲述者,作为物态与现代化相对贫弱的讲述者,总是难免一致地会追溯更为原生态的故事讲述,我以为,这种讲述是有感于偏远经验的西部作家群体不舍抛弃的一种经验素材,像不善交际的人,离群索居,为求生存,却又不得不把它变作一种处世的姿态.
时间不属于作家,作家却不得不属于时间.对于西部作家群体身上集中叙述的这种偏远经验,韩先生在书中还有一个形象的比方——认为他们是一群“时间的移民”,后来也有评论者提到这种脱序于主流时间序列的边远时间书写,是一种“时间的他者”.“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与大国中心区域和沿海地区的文学写作的差异,从创作者的情况看,就在生存体验上的差异.……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者都像是时间的移民,处在人们所熟悉的环境之外,被置放在这册漫长巨著的末页.……它们甚至不是正文,仅仅作为注释而存在,是被省略和简化的一部分,有待确证和辨认.”[5]的确,西部、新疆与东部、内地间的差距,与其说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主次空间差,不如说是一个时态上的时间差.当我们面对这种差距,不做任何价值判断时,固然会有几许特殊经验的沾沾自喜：新疆的日升日落总要比内地省份晚两个钟头,夏日里最长的一天日照能从早晨六点照到晚上十一点,全中国只有新疆有平行于“北京时间”的“新疆时间”的表述.然而,在文本较量层面,一旦想要拉平这此时仍然存在着的、客观固有的时间鸿沟,却意味着如何将一个“时间的移民”的时间体验“翻译”给原住民或原乡人懂得,便突然变得工序复杂、思绪艰难起来,“翻译”得太好或不好,似乎都会左右落空.
与此同时,面对西部创作者所体悟到的“偏远经验”自然而然所采取的书写策略与书写对象,对其不约而同所表现出的美学风格,韩先生反思道：“西部文学才不是一个狭隘的、守旧的、区域性的、自给自足的文学观念.我不是反对‘西部’,我是反对仅仅匍匐于此,把‘西部’当成‘文学特产’中的一种来兜售.”我想,这也便是韩先生在给我们上课时,屡次不经意提及的“居于偏远却又不止于偏远”的道理吧,偏远却不至偏狭,因为偏远,则更需要开阔,其中暗含着从自我中“解放”而出的勇气.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选择向偏远之地漂泊或忍住诱惑,固守偏远一隅,本身就需要很多的勇气,新疆是许多汉族作家年轻时选择的创作之地,这似乎与张骞出使、玄奘西行以及公主和亲间有一种微弱的使命相连、命运共振、孤勇共鸣.但是,比这种勇气更值得肯定的是敢于承认自身的有限.在韩先生的文章中,我多次见证到这种正视偏远,坦然承认偏僻的封闭是自身经验的一部分,并最终能够从容超越自身所处偏狭环境的勇气来.支撑这种勇气的能力,来自于他对文学的信念、地域的反思以及面向未来的坚持.
也因此,当韩先生年届五十,却选择离开故土,逆流而行,赴京就职时,我再一次感到了他笔下随着岁月流失不曾衰减的勇气,他在《大声说话》后记中写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限制一方人.你是这样,就不能那样；你是这个,就不能再是那个.特别是当你感到沉闷之气郁结、消沉之心渐生的时候,你要努力突围,获得新的力量.我注定不能终老故乡,就像所有稀世的动物那样,最有尊严的消失,就是不让故乡、不让你的亲人或对手,看到你狼狈不堪的老态.”他的写作、理论建构以及生活选择,自始至终,从来都是针对未来的努力,是对个体尊严的肯定.
韩先生离开了新疆,他的文字中叙述这种离开,却仍然带着鼓舞人心的迹象,面对人生的逆旅宛如收获一种生命的逆生长.果然,我们都需承认,勇气并不是最强大的,比勇气更强大的往往是命运或者偶然性.偏远的经验之于西部作家、新疆作家而言,即便是一种写作的命运或曰写作的偶然性,也可以不必向这种命运或者偶然示弱,像韩先生一样.
独立的小屋
恩师韩子勇先生喜欢颜色浅淡、结构简单、框架结实、空间独立的屋体.他不喜欢跳跃的颜色、繁复的线条,这些都是对独立审美的打扰,或者说是妨碍审美主体进行判断的干扰.他曾给西部文学提炼过一个典型的形象符号,称其为“独立的房子”,这个比喻为我形容先生作为“荒野筑居者”提供了论据,“独立的房子”似乎正是荒野筑居的一个必然结果.“独立的房子”,不唯有外观上的独门独院,前后不相往来,还需有精神上的独立自觉以及人际间的保持距离.独立与勇气无关,却与纯洁相连,尤其与文化的纯洁相关.张承志的散文中多见这种对文化纯洁性的吁求,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散文中也有这种精神纯洁性的体现.当然,西部、新疆的许多作家由于其宗教背景与迥异于城镇的生产生活经验,使得他们在叙述精神纯洁方面占有天机,他们在叙述绿洲地表“遗世独立”的小屋之外,还拥有各自精神独立的“小屋”.由于文化地理、宗教心理、社群结构等外在质素对作家主体所形成的规约,围绕着“独立的小屋”所进行的叙述便成了文学创作中不自觉的叙述诉求.
就像韩先生形容的,“在西部广袤的高地上,大片大片的不毛之地围困着星星点点的绿地,人文的分布孤立、零散和稀薄.孤村、孤镇、孤城以及三五成群或单门独院的‘独立’房子,如同在一张巨大的棋盘上不规则散落的点点棋子,联系松散、交流稀缺,他们与自然对话的时间要远比与同类对话的时间多.”[6]孤零零裸露于外的屋宇,与内地稠密的村镇大相径庭,别有风貌,容易标识.叙述独立房子主人的故事,因而成了西部小说普遍的故事内容.因为有了在这个“热闹、忙碌而又单纯的荒野”[7]上这些形单影只、形影相吊的独立小屋,出走与回归才都有了起点和终点,出走与抵达才能实现一种共生关系.“行走”在西部文学、新疆文学的叙述中才具备象征意义与戏剧功能,使得一个/一群离开“独立的小屋”的人或者一个/一群回归“独立的小屋”的人的命运成为了叙述的主题,行走本身也成为一种叙述形式.没有什么比叙述一个独自出走或回归的人,更能简单明了地建立与周遭世界联系的了.他们的行走,或者缓和了与绿洲以外世界的种种疏离,或者对其所拥有的疏离更加加以合法化.阿拉提·阿斯木、董立勃、帕蒂古丽、南子笔下的人物都有离家出走,从偏远到中心,行旅出行,辗转抵达的经历.离家出走作为故事主角发现自我的“成人之礼”被安排在故事情节之中,回不回来则取决于作者对人生的判断以及对人物性格塑造时的设计.正是围绕着荒野筑居的独立小屋,韩子勇提出“天边外·在路上”“独立房子·入侵者”等西部叙事独有的叙事模式.出走、离开、“路上的行走”催生了精神的无根状态,并提供了沉思的可能,成人之礼又像是朝圣之旅、智慧之旅.行走者的形象寂寞、主动、顽强、充满勇气,因而变得有力又让人印象深刻.
“独立的小屋”使得人与人之间不若东部人口密集城镇里的人际紧密,人际的疏离使得个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远远大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自然的在意程度也远远高于对人际交往的在意程度.出行于小屋之外,行走于风景之间,也当然被视为人与自然间的一种交流状态.身在荒野,靠天吃饭.也因此,韩先生指出,西部文学中还有另外一种出没于荒野,停留在旷野崇拜与自然阶段的叙事模式,它扎根于西部民间深厚的叙事土壤,以“异闻异象”间离人际间的距离,建构人与自然间更亲密的关系内涵.“这种西部中国的文化与自然的格局,传达到文学的叙事中,就可能是一种浪漫的、立于旷野的、在天边踽踽独行的、惊异于自然界的叙事格局,一种史诗性、寓言性、象征性的冲动往往跃然纸上,构成叙事活动的内驱力”.[8]
这些西部荒野上“独立的小屋”里所生产出的文学作品,也使得习惯了东部省份文学作品的读者们的阅读趣味与共享经验发生了变异.在对简约、纯粹、随性、懒散、孤独生活的渴望与对现代、高效、密集、快速生活的渴望之间,隔着价值观迥然不同的文本叙述.一如韩先生书中所分析的：“一直到资本主义工业化确立之前,社会所共享的东西不是物,不是产品,不是五花八门的流行色和品牌世界,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一种体系和思想,一种箴言、劝喻、禁忌、习俗和心理方式.在那时,一个京畿之地的秀才和穷乡僻壤的乡绅在获得知识、观念、精神、信息的机会方面虽不能说是完全一样的,但差异绝不会比今天更大.因为他们终其一生所对付的可能就是几十册书……”[9]而这种价值认同间的差异弥合,只有在荒野生存被作为风景把握或者城镇生活被作为谋生出路时,方可以实现.这种弥合,我们在近两年东西部作家的城乡叙述中,或隐或现地都能看到.
对于这些西部荒野上“独立的小屋”所划分出来的世界、差异的经验,韩先生则建议,西部作家们的叙述,完全可以越过物质体验千差万别的浅表不同,寻找心灵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实现价值观间的理解与共鸣,也因此,他把文学的成功归结于心灵的成功：“正确地使用这里的经验、想象和细节,在更广大和更深远的精神空间考虑问题,深究源于此地的文化根性和它真正的价值,可能是正确的写作途径.五十年的时间可以彻底改变一个地方的物质风貌,但文化精神与性格的嬗变要缓慢得多……偏僻省份文学写作不应被‘偏僻省份’所定义,偏僻省份文学写作后滞的原因,除了非文学的因素外,更多地应在写作自身中寻找,偏僻不应成为一个逃遁性的托词和借口,不应成为照顾和保护落后的理由——文学不会自动地‘向西倾斜’,文学写作是最彻底的‘自然经济’,是灵魂的‘手工作坊’和心灵的‘刀耕火种’,不管生活性质和外部条件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文学最终的成功是心灵的成功.”[10]
除了荒野以及荒野上的小屋,韩先生从不排斥看到更多,他并不会让眼前看似独立的小屋,打扰到他打探远方的视线,也不会让暂时的歇脚妨碍他继续行走的判断.大部分西部小说中主人公的行走,多是为了抵达,先生的“行走”,却是为了“不遇”,像唐诗中那些访某某人而“不遇”的诗题表述一样,充满等待的兴奋,因为那幢荒野上的“独立小屋”,恰恰建筑在他的心里.
注释：
[1][2][3][4][5][6][8][9][10]韩子勇.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M].长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05,47-48,47,第88页46,177,51,67,189,201.
[7]王蒙.这边风景（上）[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246.
王敏：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影视文学系主任、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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