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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外贸之供给侧改革
当前, 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 “实业兴邦” 成为了各国摆脱危机阴影的共识,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相较于以往简单传统的制造业发展老路, 此轮发达国家“再工业化” 战略可以看作是各国力争在供给侧结构性变化中谋求全球分工新地位、占据全球产业链分工制高点的重要战略依托.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着新一轮的国际竞争,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外贸在此轮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 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途径.可通常情况下, 作为“需求侧三驾马车” 重要组成部分的外贸被理解为“需求侧” 问题,那么, 在正式展开外贸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 需要我们对外贸进行重新的认识和理解.
事实上, 随着国际分工形态的变化, 外贸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形态下, 一国外贸的内涵已不再简单的是“需求侧”, 其更多的意义是该国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后呈现出的“外在流转”.相应地,外贸发展问题的本质也转变成该国或地区参与全球生产的“供给侧”
问题.中国要实现外贸发展的“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 本质上还是要创新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 提升其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能力, 以实现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为更好地把握外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外贸的转型发展, 我们需要在准确理解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外贸供给侧内涵的基础上, 明确改革方向, 夯实改革措施.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外贸供给侧的内涵
外贸是产品跨越国界“交换”的一种现象, 它源于社会分工由国内向国际的伸展, 外贸的内涵也会随着国际社会分工形态的演变而变化.在传统国际分工形态下, 各国参与社会分工的边界是“最终产品”, 这些“最终产品” 在出口国内部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后被“交换” 至国外市场并被直接用于消费.这种情况下, 外贸只是一国或地区为实现产品价值而展开的国际交换, 本质上属于纯粹的流通过程, 连接着国内生产和国外消费,且相对于国内的生产过程（供给侧） 和国外的消费过程（需求侧）完全独立.因此, 在以“最终产品” 为边界的传统国际分工形态下, 外贸可以完全被理解为“需求侧” 问题.然而, 随着国际分工形态的演进和变化, 以“产品价值增值” 为边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以“最终产品” 为边界的国际分工模式, 外贸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下, “最终产品” 的全部生产过程不再由一国独立完成, 而是被切割成若干个“产品价值增值” 环节,各国根据自身禀赋, 完成产品价值链条上最具有比较优势的某个环节.这种社会分工的演变, 让产品生产过程开始由国内向国际延伸,也让各国在“最终产品” 生产过程中的角色从生产者转变成了生产参与者.此时, 外贸不再是纯粹的流通过程, 其更多的意义是全球价值链中创造部分价值的一个增值过程,是连接全球生产不同环节和阶段的纽带.可见,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下, “最终产品” 的生产过程是多国生产要素跨境配置和整合的过程,需要多国参与并共同完成.跨国公司的出现, 加速了这种国际分工模式的演变, 也加快推进了产品生产全球化网络布局的进程.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输出自身优势要素, 并与东道国的优势要素相结合完成阶段性生产, 也可以通过承接生产外包的方式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外贸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各个价值增值环节都演变成了各国生产要素组合的结果.
从另一视角来看, 在国际货物贸易结构中, “最终产品” 贸易的比重逐渐下降, 而“中间产品” 贸易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联合国贸发会议（ＵＮＣＴＡＤ） 公布数据显示, ２０１５年“中间产品” 贸易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量的比重已经超过７０％.“中间产品” 贸易是国际分工形态演化的重要外在表现, 是传统国际分工模式转向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必然结果.与“最终产品” 进行跨国“交易” 是为了实现产品价值有所不同的是, “中间产品” 跨国“交易”则主要是为了生产的顺利推进.“中间产品” 贸易是“最终产品” 完成生产链中各个价值增值环节所呈现出的一种必要跨境流转.如果说“最终产品” 的跨国“交易” 存在着明显的生产与流通界限, 那么, “中间产品” 的跨国“交易” 则是流通过程向生产过程一次融合.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 外贸不再是“从商品到货币那惊险的一跃” 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 而是产品生产链中各价值增值环节的连接, 其内涵也演化成为了为产品价值增值而进行的跨国流动, 具有明显的“供给侧” 属性.
显然,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下, 产品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不再完全相互独立, 流通过程融入了生产过程中价值增值的各个环节,生产过程也融入了流通过程中的跨境“交易”, 两者之间相互融合.社会分工形态的演进令外贸的内涵具有了更多的“供给侧” 属性,对外贸的理解也不可以再简单地认为是“ 需求侧” 问题, 外贸的“需求侧” 和“供给侧” 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尤其是对于某一中间产品来说, 它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可能都是在同一家跨国公司内部完成, 外贸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也逐渐融为一体, 无法区分.ＷＴＯ 公布资料显示,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量的比重已经超过８０％.跨国公司的出现加速并主导了当前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演进,这不仅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网络的重要表现形式, 也是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整合和优化生产要素的重要结果.
总而言之, 当以“最终产品”为边界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逐渐演化为以“产品价值增值” 为边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后, 外贸的内涵被赋予了更多的“供给侧”元素.对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 发展外贸不再简单的是为满足国际市场消费需求而实现产品价值, 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该国或地区凭借自身优势要素主动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 参与全球产品生产链并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增值.这是外贸的供给侧内涵, 也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外贸的内涵所在.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外贸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
在前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中,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重要机遇, 通过融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了外贸的快速增长, 进而为中国经济创造三十多年增长“奇迹”带来动力.但不容否认的是, 这种长期粗放式外贸发展模式给中国带来全球化红利的同时, 也因其附加值低、利润低等固有特征而备受诟病.用足国内低端要素和国际需求市场是中国前一轮外贸高速增长的本质所在.金融危机后, 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 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以“三期叠加” 为重要表征的“新常态”,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实现外贸快速发展所依托的两个重要条件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即：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速度逐步趋缓,甚至出现停滞和倒退； 中国国内要素禀赋优势正在发生转变.这两个重要条件的深刻变化, 使得中国在新一轮开放型经济建设中无法再通过传统方式简单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通过外贸粗放式发展获得经济增长.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统计数据中得以反映,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间, 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跌破了长期以来的两位数增长高速, 连续五年进出口增长速度低于当年经济增长速度.值得强调的是, 在中国外贸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内外因素的同时, 全球价值链发展逐渐呈现出了一些新特征和新趋势, 这为中国外贸带来了新一轮的转型发展机遇.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所带来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机遇,中国需要有效推进外贸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培育并形成新的优势要素,并凭借新优势要素的有效供给和高效利用, 创新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方式, 主动适应并努力引领全球价值链的变化.
外贸起源于社会分工跨越国境的国际化延伸, 而社会分工的国际扩张则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这两个关键因素.技术进步为生产链的全球网络化布局提供重要的硬件支撑.凭借生产分割技术以及通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产品生产链上的各价值增值环节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无间断衔接.而制度变革可以为各生产要素以及各类“中间产品” 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提供重要的制度框架和制度保障.前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价值链的快速演变也正是得益于这两个关键因素, 如电子计算机及通信网络在各个产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各类国际性和区域性多边组织机构的成功建立.而当前,上一轮科技革命为生产分工体系继续深化所能提供的动能逐渐趋弱,国际及区域性经贸规则所带来的制度红利也几近衰竭, 新一轮科技革命尚不能为产业变革带来足够的技术支撑, 国际经贸新规则也尚未进入实质性的推行阶段.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演化已经进入新旧动能的转换期, 这也是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产业发展呈现疲乏状态的实质性原因.新旧动能的转换预示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演化存在着两大潜在趋势： 其一, 各国为力求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占据制高点而努力探寻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 其二, 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也将成形, 并为新科技革命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度演进提供制度保障.面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演化的两大潜在趋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参与全球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竞争以及争夺全球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的重要战略支撑.由此可见, 技术革新和制度规则制定也将是中国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
虽然全球价值链面临着新旧动能转换, 演进步伐趋缓甚至倒退等问题, 但国际社会分工模式仍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 且全球价值链仍以“产品价值增值” 为分工边界,这些全球价值链的本质并不会发生变化.更进一步, 以制造业为发展基础的价值链全球化布局开始不断地向服务业领域延伸, 这意味全球价值链开始由“制造业生产价值链” 向“服务业创新链” 深化拓展.服务业全球化将会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 实现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平衡发展也是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建设和高水平外贸发展的客观要求.首先, 中国此轮开放型经济建设需要创新为其提供动力机制.积极融入全球“服务业创新链” 是中国整合和充分利用国际优质创新资源, 实现创新驱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其次, 中国此轮开放型经济建设需要高端服务业为其提供产业支撑.鼓励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中创新环节引至国内, 形成规模化的高端服务业经济和总部经济, 为高层次融入全球价值链, 实现中国经济全域开放奠定产业基础.最后, 中国此轮开放型经济建设需要“创新链”为其提供战略机遇.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期, 既是“制造业生产价值链”向“服务业创新链” 的深化拓展期,也是中国改“被动融入” 为“主动引领” 的战略机遇期.依托全球“服务业创新链” 建设契机, 中国应努力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演变中成为掌控者, 主动引领并积极构建“新” 价值链, 为实现外贸跨越式“升级” 打下根基.总之, 无论是制造业领域还是服务业领域, 中国外贸要夯实转型发展的基础, 关键还在生产和产业等供给侧层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中国外贸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 否则, 在新一轮国际分工调整中中国将会被边缘化.
三、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外贸供给侧改革的方向
在传统分工形态下, 外贸仅仅是纯粹的流通过程, 其范畴也仅仅包括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下, 外贸的概念和内涵早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跨境交易”, 外贸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进口和出口, 还包括了要素的跨境流动, 以及随分工领域深化而出现的新开放领域, 形成了所谓的“ 大外贸” 范畴.为此,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下的外贸供给侧改革就应该包括以下四个重点方向.
（ 一） 进口贸易方面
单从贸易流向来看, 外贸可以分为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 在传统社会分工形态下, 国际分工以“最终产品” 为边界, 进口贸易是本国市场对“最终产品” 消费需求的外在表现, 这很难将进口贸易与供给侧改革联系在一起.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下, 进口贸易中包含了大量的“中间产品”, 进口贸易是国内生产对国际优质要素的需求, 进口贸易具备了“供给侧”的本质内涵.进口中间品与本国国内要素禀赋和生产技术水平一样,共同决定着一国或地区的生产、供给以及其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当一国或地区内部所固有的要素禀赋和生产技术水平不变时, 低成本、高质量、多元化的进口中间产品投入可以大幅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益.国内外已有众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角度论证了此观点, 通过高质量进口中间产品的投入, 一国或地区可以提升其出口产品品质, 进而可以提高本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显然,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进口中间品的投入是一国或地区产出和出口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进口贸易也成为了该国或地区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重要环节, 进口贸易改革将会是外贸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和领域.
（二） 出口贸易方面
按照传统需求理论, 决定出口贸易的最主要因素是国际市场对出口品的需求, 出口贸易完全可以被理解为“需求侧” 问题.但深究贸易和产业之间的关系, 可以发现, 贸易不过是“表象”, 而产业才是贸易的“实质”.无论是在传统的国际分工条件下还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下, 国内产业发展状况才是一国或地区出口贸易的基础, 这是出口贸易的“供给侧”内涵, 也是出口贸易的本质.在传统的国际分工形态下, 即便国际市场需求既定, 一国或地区也可以通过发展国内产业水平, 提高其出口产品品质来提升本国或地区的出口竞争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下, 出口贸易体现为一国或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所呈现出的“外在流转”, 出口贸易的发展问题也深化为该国或地区是否融入、怎样融入以及融入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位置等问题.出口贸易本质上就属于“供给侧” 问题,外贸领域供给侧改革也必然不能缺少出口贸易这一方向.
（三） 企业“走出去” 方面
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 存在着两种基本方向： 一是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 将外国企业“引进来”,令国外优质要素与国内优势要素相结合, 共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二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 引导本国企业“走出去”, 与东道国优势要素相结合.无论是以哪种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外贸都早已超出传统的进出口范畴.但有区别的是, 当外国企业“引进来” 与国内优势要素相结合, 参与产品生产链中的某一环节后再出口时, 外贸数据留在了中国, 而实质利益却属于外国企业.相反, 如果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东道国优势要素相结合, 共同参与全球产品生产分工, 外贸数据虽然不属于中国, 但外贸实质利益却归属于中国企业, 这是外贸的实质性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 中国企业“走出去” 对中国外贸发展更具有实质性意义.完整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需要“引进来” 和“走出去” 共同为其搭建一个健康的双向循环经济系统.在此前的开放型经济建设中, “引进来” 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常以“被整合者”身份被动地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 失去了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中, 中国需要扭转这一局面, 主动地“走出去”, 以“整合者” 身份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这是“走出去” 的供给侧内涵.从“引进来” 到“走出去”, 意味着外贸发展由被动式发展转向主动式发展, 实现这一实质性转变需要供给侧改革来为其提供动能.因此,“走出去” 也是外贸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四） 开放领域方面
在前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主要以参与制造业价值链国际分工为主, 这使得中国制造业领域开放程度要远远地超过服务业领域的开放程度.而当前, 全球贸易中服务业贸易比重逐渐加大,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也逐渐倚重对服务业领域的投资, 同时, 由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拓展也是全球价值链深化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在此背景下, 融入服务业全球化和碎片化的国际分工体系将是中国新一轮开放型经济建设的重点方向和重要任务.与制造业的开放不同, 服务业领域的开放重点在境内开放措施的实施, 这些境内开放措施比关税和非关税等边境开放措施更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 服务业的开放也是中国外贸的供给侧改革重要方向之一.
四、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外贸供给侧改革的措施
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改变以往粗放型外贸发展方式, 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激活外贸企业的创新活力, 提升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从本质上说, 外贸供给侧改革就是在“大外贸”范畴内, 沿着“既要创造新供给,又要调整供给结构” 的思路, 从生产和产业层面, 改革外贸的供给内容和供给方式.为此,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中国外贸供给侧改革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第一, 强调技术进步, 实施更加开放的创新发展战略.在前一轮开放型经济建设中, 中国外贸发展中的创新以模仿为主, 即以开放的姿态主动接受和积极融合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转移, 以“被整合者”的身份融入全球价值分工体系并为本国产业和外贸发展提供驱动力.在全球价值链向全球创新链演变的新阶段, 创新驱动外贸发展, 不能再简单地将创新理解为增加研发投入或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而是要更加强调利用全球智慧和科技资源等创新要素, 增强协同创新的能力.实施更加开放的创新发展战略, 意味着将以往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创新发展战略升级为“主动融入并引领全球创新链” 这一更加开放的创新发展战略, 将以往简单的“研发” 创新模式升级为“全球联发” 协同创新模式.实现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外贸发展, 需要以市场为主导, 让市场在全球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应担当“服务者” 的角色, 为创新驱动外贸发展提供服务, 如努力破除一切制约创新驱动外贸发展的制度障碍, 建立公平、竞争、有序、法治的市场环境, 让微观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成为创新实践活动主体, 并努力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外贸发展提供驱动力.
第二, 培养工匠精神, 增强差异化产品供给能力.工匠精神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 是精致化生产的要求, 是外贸供给侧改革的精神动力.十九大报告更是突出强调了工匠精神, “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中国制造需要工匠精神, 中国智造也需要工匠精神, 中国精造更需要工匠精神.中国外贸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不仅需要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来创造新供给, 更需要凭借产品精致化生产和产品品质提升来巩固和强化传统比较优势.可以说, 外贸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就是提高产品供给品质和效率, 挖掘并占领国际市场中的中高端需求, 以夯实外贸的平稳发展,而这也正是工匠精神的内涵所在.日本、德国等工业强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了工匠精神在产品品质升级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强调工匠精神的培养, 用工匠精神来提升产品供给的效率和质量, 增强中国产品差异化供给的能力, 降低中国产品的可替代性, 从而实现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这是中国外贸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路径选择.
第三, 注重制度保障, 破除供给侧改革的体制机制束缚.推进外贸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并非简单的宣传就能自然而然地获得实质性进步, 无论是技术的进步还是工匠精神的培养都需要适宜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从某种程度上说, 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技术创新活力不足以及工匠精神缺乏等现实问题都是体制机制约束问题的外在表现.技术动力不足和创新活力不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没有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 良好的创新体制机制环境会促进优质资源向新兴领域、创新领域转移.同样地, 强调工匠精神的培养也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工匠精神背后的制度逻辑.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终身雇佣制度、强有力的工会等深层次的制度因素才是培养工匠精神的基础和文化背景所在.通过制度创新, 完善相关体制机制, 为中国外贸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为全球创新要素集聚、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制度保障； 努力形成高效的外贸管理体制, 为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全球分工体系演进提供制度保障； 构建更加开放、公平和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 为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在竞争中创造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 创新供给模式, 释放外贸增长新动能.外贸供给侧改革不仅要改革供给产品, 还需要改革供给方式, 创新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 形成一些新型贸易业态.相对于技术进步和培养工匠精神等长效措施来说, 创新供给模式不仅具有长期效应, 而且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创造出外贸增长量, 为外贸增长提供新动能.目前, 一些新型贸易业态的成功实践已经证实了贸易供给模式的创新对外贸增长的积极作用, 如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等.中国外贸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应进一步扩大在外贸供给模式方面的创新力度, 大胆尝试并形成新的贸易业态.在跨境电商方面, 进一步创新适合跨境电商特征的海关通关模式, 制定跨境电商产品检验检疫特殊通道； 在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方面, 继续深化已试点区域的开放力度, 并将成功经验努力复制推广至更多区域； 在海外仓方面, 建成并完善海外仓数据化、可视化运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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