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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守志上将回忆怎样在动乱年代创建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和苏联已研制出高精度、多型号的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为了国家的安全,免受核战争灾难,和、军委决定加强地地战略导弹部队的建设.曾两任司令的向守志将军回忆了如何在特殊岁月里建设战略导弹部队.
莫须有的“罪名”
1966 年6 月6 日,、军委做出了“以原中国人民队领导机关为基础和现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和人员合并,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兵领导机关”的决定.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里增添了一支实施战略核反击的新兵种.第兵奉命组建之际,“”已经开始.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一时难于组成第兵领导班子.直至1967年7 月4 日,经主席批准,军委才任命我( 向守志) 为第兵司令员,任命中国人民队第二政治委员李天焕为政治委员.
然而,任命我为司令员的命令下达已经好些天了,也没有人向我传达.我被任命为第兵司令员的第43 天,林彪的妻子叶群以林办主任的身份给负责人打来电话说：“向守志不是林总的人！”一直到挨批斗时,造反派高呼“打倒司令员向守志”时,我才知道自己已被任命为首任司令员.后来,我才一点一点地了解到林彪、叶群一伙“打倒”我的一些内幕：叶群先打电话找到李天焕,要他提供材料.李天焕为人正直,敢说真话,他实事求是地回答说：过去我和向守志同志不在一个系统工作,对他的情况不了解,这次一起组建领导机关,仅在一起开过几次会议.研究工作能说到一起,配合得很好.叶群就把电话挂了.
接着,她调头又去找军委炮兵当时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在叶群的指使下,他们临时纠集的一伙人编造了一个关于我在炮兵工作期间的情况报告,送上去后,林彪没有批,说理由不充分.接着,他们又打了第二个报告,给我编造了五六条罪状,其中之一是在当炮兵技术学院院长期间,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对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还有一条是所谓“里通外国”,说我当院长期间,炮兵技术学院有几个干部在苏联学习,也算我的一条罪状.
最重要的还有反对《五·一六通知》精神,对抗“文化大革命”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两件事,我想再细说一下.1967 年5 月的一天傍晚,我刚从外地的基层部队调查研究回来,接到通知要我去军委炮兵礼堂观看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演出的由总政治部萧华主任作词的长征组歌.所有来观看节目的人谁也不知道林彪一伙是反对搞这台晚会的,就因为观看了这样一场无任何政治问题的晚会,落在我和吴克华、苏进、刘何、欧阳毅、谢良等人头上的却是一顶骇人的帽子：支持保守派,支持“五·一六”分子,和林彪唱对台戏.
另一个祸根更是“莫须有”的罪名：我们炮兵机关有三个干部因看不惯林彪一伙搞阴谋诡计的行为.给主席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这封信落在了林彪一伙的手里,尽管我和吴克华压根就不知道三个干部写信的事.但这也成为我们反对林彪的重要罪状.当叶群指使炮制的第二份补充报告送上去后,林彪立即批了下来,一夜之间我被“打倒”了.
磨难见真情
刚开始,我被关在军委炮兵机关大院的一座空楼里,虽然和家只有一墙之隔,但有一年多时间,我没看见过妻子和儿女.批过来,斗过去,我就是软硬不吃,对他们给我头上扣的一顶顶所谓“反革命分子”、“五·一六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等黑帽子,都有理有据地进行驳斥.后来,他们了解到我家庭出身贫雇农,苦大仇深,参军后一直带兵打仗,几十年都在军队工作,历史清白,没有污点,实在“逼”不出什么名堂,进而又从身体上迫害我,整天要我打扫卫生,干重体力活,想把我整垮、整死.
到了1969 年夏天,他们把我押到军委炮兵所属的临津口农场参加抢收抢种,一干就是几个月.每天都是高强度的劳动,人虽然辛苦,但我能看到蓝天白云,闻到泥土的气息,心情比关在黑屋子里好受多了.夏收夏种3 个月结束后,我又被押送回到了北京的军委炮兵机关,1969 年9 月30 日,林彪下达了“1 号命令”,北京所有的“走资派”及其家属,包括老帅们在内都要“疏散”出北京.我也在这个时候被他们“清除”出了北京.
这次疏散,第一站是把我送到郑州炮兵的一个干休所,叫我喂猪,打扫猪圈.我养了几个月的猪后,又到河南汝南县的炮兵农场劳动一年,任务是种菜.到1971 年下半年,我感到外面形势有点变化.我劳动的农场是炮兵部队的农场,里面有部队,他们突然进行紧急战备,整天荷实弹打背包,经常进行紧急集合.这时,我还看见原来贴在墙上的林彪语录被撕掉了.凭我多年政治生涯的经验,我猜想可能是林彪出事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林彪会叛党叛国外逃.
大约1971 年11 月,我又被送到河南驻马店农场,这是我“发配”劳动的第5 个农场.看押我的战士人数只剩一个人,态度也明显好了,看管也松多了.1972 年1 月5 日,军委炮兵专案组派人到农场当面宣布对我的四条决定：第一,免除在农场的劳动；第二,恢复党的生活；第三,工资照发；第四,回郑州集中学习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我到了郑州后,才知道林彪反党叛国仓惶出逃,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
第二天,我自己买了,回到了久别的北京.妻子张玲得到消息后,也带着孩子从湖北干校赶回北京.从此,张玲为我平反的事开始奔波.一天又一天过去了,直到1972 年10 月,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多次向军委炮兵查问我的情况,没有结果.叶帅亲笔在一封信上批示：“向守志到哪里去了？要把问题查清,尽快平反,落实政策.”我的“问题”才有了转机.
再任司令
“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负责主持军委工作,军队建设才开始逐步走上正常的轨道.1974 年11月,叶剑英元帅让办公室打电话到军委炮兵通知我说.叶帅在西山家里要接见我.放下电话,我就乘车直奔西山.劫后重逢,自有一种激动涌上心头……“现在可是成了重灾区！”寒暄过后,叶帅愤慨地说道,“派性严重,折腾过来,折腾过去.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居然在京西宾馆里开了七八个月,吵来争去,互不服气,我去拍了桌子才散会的,但是问题仍未解决.军委考虑再三,准备派你回部队,仍然担任司令员.今天把你请来,一是想告诉我们的想法,二是想听听你对重新分配工作的意见.”我一听要让自己重新出任司令员,顿时愣住了,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便推辞说：“叶帅,我目前对新知识、新技术也不甚了解,恐难担当此重任,辜负了军委首长的厚望.不过我的身体还可以,要不让我到当个副职吧,协助主官做好工作.”
“可我们觉得做的军事主官,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叶帅又重申了自己的想法.1975 年3 月25 日晚,副总参谋长兼军委主任胡炜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说：叶帅说了,明天你就去报到上班.军委已经决定了,你就执行吧！ 上级的口气没有一点余地,自然不容我再考虑了.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了8 年前就应该到位的岗位,成为唯一的两任司令员.
我与神秘的导弹打交道,一直是起步艰难,第一次担任技术学院院长时,正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当第一任司令员时,又遇上了“”.我这次重新走马上任,看来又遇上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1975 年,正是共和国政治风云变幻的年头.进入了多病的晚年,周恩来重病住在医院,一面艰难地主持工作,一面和猖獗的“”一伙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就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军委扩大会议冲破“”重重阻力和干扰,1975 年6 月24 日至7 月16 日在北京召开.叶剑英和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派性在军队里存在是很危险的”.我在会议结束后回到机关.立即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认真传达了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我们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大力从思想整顿入手,树立党性,消除派性.通过整顿,部队从上到下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组织纪律性大为增强,部队逐步趋于稳定.
与“”的斗争
然而,小平同志领导军队及全国进行整顿出现的成效,极大地触动了“”的要害.11 月3 日,“”先在清华大学,尔后在全国开始搞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机关也有少数人对此天生敏感,听见风就是雨.当时我正率领机关和部队在京外进行野营拉练,有人就急于抢风头,闹着要回北京搞运动.我心里十分明白,军队不能再搞运动！ 我坚决制止中断拉练.尽量将部队滞留在外地时间长一点.
就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时,而我却大唱反调,在机关干部大会上仍然宣读和讲解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件事,传到“”的耳朵里,对我更加不满,他们来了个老账新账一起算.一次,在总政治部举行的汇报会上,当我汇报机关和部队开展整顿的情况时,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一直沉着脸,突然,他拍着桌子说：“你停下,别讲啦！ 你们不‘批邓’,还汇报什么？ ！”我坦然说：“违心的事我是不做的,大不了再进农场劳动.”这以后,我和部队成为每次总部或军委召开的会议上的“重灾区”,都要经过他们一番“敲打”才能散会.
那时,的妹妹邓先群、妹夫栗前明在科技部任职.他们都是大学生,搞技术工作的.在“”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有人要批斗他们夫妻俩,我对他们予以保护.派人到,调查他们是怎么调到机关的,逼我把他俩人抓起来.我对调查的人说：“株连九族的事我决不干.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太多了,我们是不能忘记的.”这件事,再次引起对我的不满,总是想方设法给我穿“小鞋”.当时,首都北京每逢重大节日或重要集会,明文规定部队大单位的主要领导都上主席台就坐,而唯独不准我上主席台,只发给我一般的看台票.这样的事情多了,我知道后也只是一笑了之.
1976 年1 月8 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到清明节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了.机关的官兵们出于对周总理的无比崇敬和深切怀念,花圈做的最大,送的最早,挂的最高,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最显眼的地方.这一下更加激怒了“”一伙,清明节以后,他们派一个清查组坐镇机关,要我抓人.我们硬是顶住了压力,保护了指战员们,这使“”一伙大为恼火.于是,我成了抵制“运动”、搞“复辟”的“罪魁祸首”.他们把我们党委说成是“复辟势力”、“还乡团”.一时间,机关上上下下又被“”一伙插手闹得终日人心惶惶,不得安宁.
1976 年10 月6 日,当“”被粉碎的喜讯传到机关和部队后,我领导机关和部队开展了对“”的揭批查活动,同时,抓紧领导导弹部队的建设.1982 年,我接替聂凤智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1988 年,成为人民解放军在新时期第一批授予上将军衔的将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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