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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批评视角下的《狂人日记》

  内容摘 要:《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型短篇白话小说,其叙事别出心裁,却又暗含深意.首先,从叙事主体来看,“余”不仅是“我”日记的编撰者,更是“我”的呐喊助威者;其次,从叙事空间来看,狂人日记中所营造的“铁皮屋子”其实是现实复杂网状世界的投射,现实中冲破“铁皮屋子”的战斗更为艰巨;最后,从叙事模式来看,狂人的内心独白取代了以往以动作行为的变化来带动情节发展的模式,狂人的独白越痛苦,对社会的抨击更有力,鲁迅的呐喊便更为振聋发聩.《狂人日记》的叙事背后是真实鲁迅的匠心独运,也是他生命精华的积淀.

  关键词:《狂人日记》叙事批评鲁迅生命精华

  到《狂人日记》,周树人的“文学自觉”时期已经结束,“鲁迅”开始诞生,进入了生命的第二个阶段——小说自觉.当时的鲁迅刚走出S会馆的绝望时期,或者还未完全走出,总之他还不想以完全真实的自己面对大众.而小说作为一种现代文体,具有非常强的整合功能,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将作者的经历融入小说虚构的故事中,并且不被人所知.于是鲁迅选择了小说这一文体,躲在小说的虚构背后,将自己想表达的一部分内隐在小说里,而将自己藏起来.因此,狂人狂语的背后隐藏着沉默的鲁迅自己,打开《狂人日记》,就是打开真实鲁迅.鲁迅以他的生命精华写就了《狂人日记》,这就使得《狂人日记》的叙事别出心裁,而又暗含深意.

  一.“余”和“我”

  在叙事学研究中,“作者”指实际生活中写作品的那个真人,他与作品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与作品联系密切的是“隐含作者”,即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1]隐含作者诞生于真实作者的创作状态之中,他的功能是沉默地设计和安排作品的各种要素和相互关系.[2]“叙述者”通常指一部作品中的“我”,它与隐含作者有时等同,但更多的是不一致,[3]与叙述者相比,隐含作者没有声音、没有直接的交流手段,也就是说他未体现为语言符号.一部作品中可能有多个叙述者,他们活跃在作品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场合.[4]

  《狂人日记》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用文言写成的“小序”,介绍了“我”读到这篇“狂人日记”的原因,叙述者是隐含作者“我”;另一部分是用白话创作的“狂人日记”,即“我”患“迫害狂”之病时所写的日记,叙述者是狂人“我”.这里引用裴争的称谓,借鉴结构主义的经典术语——文本,从叙述者的视角将文言部分称为“余文本”,相应地,白话部分称为“我文本”.[5]

  《狂人日记》被称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型短篇白话小说,那么,为什么要有“余文本”的存在呢?或者说,介绍“我”读到这篇“狂人日记”的原因为什么不用白话还要用文言来写呢?这难道不是打破了文本统一而完整的结构吗?显然,文学家鲁迅并不是一时糊涂犯了个错误,也不是随心所欲不顾文本的统一,而是有意为之.他是想通过叙述角度的变换营造两个对立的世界,表面上,“余”所处的现实世界是正常的,而狂人所处的虚幻世界是不正常的,这两个世界形成了对立,这象征了鲁迅“肉身”所处的现实世界和思想所处的战斗世界的对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狂人“我”就是早期战斗的“余”,“余”和狂人的战线是统一的,这可以从对“余文本”中狂人“赴某地候补”的推敲中看出来.

  对于狂人“赴某地候补”,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狂人最终妥协了,“最可悲的是‘狂人’狂病愈后,就范做官去了,彻底背弃了自己曾经全力为之奋斗的自由,躬行自己先前反对过的一切,将自己的良知与灵魂交给了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体系,永远堕入了失败与悔恨的黑暗深渊,从此变成一具行尸一块走肉,这是何等深切的悲剧啊!”[6]而如果我们从叙事学理论对其进行推理,或许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狂人“赴某地候补”的言论是出自狂人大哥之口,“余”只是转述,这句话的真正叙述者为大哥.

  叙事学理论认为,在叙事作品中,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可以有各自的声音,对读者而言,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叙述可靠性.叙述可靠性主要指叙述者的可靠性,当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一致时,叙述者是可靠的,反之,则是不可靠的.[7]对于《狂人日记》的创作意图,鲁迅后来曾明确表示过“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端”[8],虽然这不足以完全表达《狂人日记》的复杂内涵,但隐含作者的观点起码不会与之相背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和狂人“我”是可靠叙述者,而作为与“我文本”中的“我”处于尖锐对立的大哥则是不可靠叙述者,那么在“余文本”中所说的狂人“赴某地候补”一说便不值一信.

  而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作者鲁迅,经历了《新生》计划的失败、《域外小说集》的惨淡、文言论文“立人”主张的无反响,感到“寂寞”“无聊”“悲哀”,作为启蒙者,对启蒙对象的可启蒙性绝望,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他陷入了对自我的反省,这就是鲁迅S会馆时期的第一次绝望.而当钱玄同游说他加入《新青年》,说了一句“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9]”时,鲁迅意识到他虽然对绝望确信,但却不能对希望否定,因为绝望之“确信”来自于过去,而希望之“可有”在将来,鲁迅有意用前者压制后者,因为理性和经历告诉他“绝望是确信的”,但后者却在潜滋暗长.从绝望到希望,关键在于现在的行动,于是鲁迅打破了沉默,《呐喊》便是开始.从鲁迅的战斗到失败后的沉默(第一次绝望)到再战斗,再到第二次绝望,一直到最后的反抗,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倒的战士形象,一直在启蒙的路上.狂人不正沿着他的路走过来吗?

  因此,从叙事功能上来说,“余”不仅是“我”的发现者和讲述者,“余”也参与了狂人“我”日记的编撰——“撮录”,在这个过程中,“余”并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和呐喊助威者.正如前面所说,鲁迅的理性和经历一直提醒着他绝望的“确信”,现实世界中启蒙失败的必然,正如“余文本”中保持着的清醒,但是他又期冀着那一点希望的“可有”,于是便将这点“可有”的希望寄托在“我文本”中.“余”和“我”叙述视角的变换,其实反映了鲁迅内心的挣扎彷徨.

  二.“铁皮房子”与复杂网状世界

  《狂人日记》的“余”和“我”所在的叙事空间彼此独立,“余”所在的是一个正常、开放的空间,而“我”所在的空间则显得格外得封闭、狭小,甚至逼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日记”这种形式就将狂人“我”的活动限于已经过去并且不会再发展的封闭时间内,它不像一般的叙事作品,即使故事叙述结束,读者仍有无限的想象空间,特别是小说.而“日记”结束,狂人“我”的故事就到此终结了,人们又回到了“余文本”中揭示的狂人已病愈的结果,“我”的故事仅限于此,这是一个封闭的时间段,同样,在空间上也是如此,是固定而不会有发展的.其次,“我”所在的物理空间也是狭小的,一开始“我”在路上,还能出门,但也没有脱离自己所居住的村子,后来“我”就被拖回了家,并且自那以后被关在了房间里,活动的范围也仅限于那个房间,最多也不会出家门.第三,“我”的心理空间也是极其封闭的.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我”将所有人与自己对立起来,也就是说,“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因此,不管是从“日记”这种形式来看,还是从“我”所处的物理和心理空间来看,“我”所在的叙事空间是极为封闭、狭小的,这不正像鲁迅所说的“铁皮房子”吗?里面封闭、孤独、令人窒息.

  而“铁皮房子”外面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和里面截然不同的开放、光明、令人向往的世界吗?答案是否定的,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好到哪里去,相反,它更为黑暗,它是一个“吃人”的世界,一个复杂的网状世界.这个复杂网状世界具体来说又是什么样的呢?首先,统观狂人的日记,我们发现:吃人者,既有权势者,也有底层人;既有大人,也有小孩;既有男人,也有女人……吃人极为普遍,平常而不自知.其次,狂人的第九则日记中写道:“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10]……”说明了这个吃人的生态系统的第二个特点,即吃人者也会被吃,而被吃者同样也吃人,他们处于一个网络状的生物链中.只是不同于一般生物界,这里吃人者和被吃者并不是绝对的,但有绝对的吃和被吃的位置.吃人者能意识到被吃,但是被吃者往往意识不到自己也吃人,所以“牢骚很多”,越是处于网络边缘的人,越意识不到自己吃人.而“我”意识到自己“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11]”,是出于“我”强烈的自省意识,这一点正和鲁迅相同.最后,在这个吃人的世界中,吃人往往隐藏在“仁义道德”背后.这就意味着你攻击吃人者是一件非正义的事情,而那些真正非正义的道貌岸然者却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铁皮房子”外面的世界更加黑暗,但是一直待在“铁皮房子”里势必会“闷死”,是否要从“铁皮房子”里出来,以及是否要战斗,就成了“我”的问题.

  这就如同《野草》中的“死火”,死火被冰封在山谷中,本来是要冰冻致死,可是“我”掉入了这山谷中,“我”的温热惊醒了它,它开始燃烧,最终烧完死亡,无论如何,它的结局注定是死亡.“我”也是一样,即使被死火带出冰谷后,也被大石车碾死,仍然逃脱不了死亡.“这样的战士”更是如此,投刺中了敌人的心脏,可是倒下的却是无物之物.无论是“死火”,还是“我”,亦或是“这样的战士”,所作的战斗都是徒劳.而《野草》作为鲁迅记录第二次绝望的心路历程的“日记”,正反映了鲁迅当时战斗与否的彷徨心理.

  鲁迅有一套“铁屋”理论: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12]这正是他基于绝望之“确信”以及战斗之徒劳性所发出的声音,即“铁皮房子”是逃不出的,所作的战斗也只是“困兽之斗”.而在“狂人日记”中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假设,即使“我”能逃出这“铁皮房子”,逃出后的世界也并不会好到哪里去,相反,会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网状世界,是一个吃人更甚、更需拯救的世界.鲁迅正是认清了这一点,他固然知道“铁皮房子”会闷死人,也知道黑暗的复杂网状世界会吃人,这就更加深了他绝望之“确信”.

  因此,从叙事空间上来说,鲁迅有意将狂人“我”所在的空间创造成封闭、狭小的“铁皮房子”,来引导 读者产生逃脱“铁皮房子”的强烈想法,可是当读者意识到“铁皮房子”之外的世界是一个更加虚伪、更加黑暗、更加无奈的世界之后,鲁迅内心的彷徨与挣扎,读者便能领略一二分.这是从叙事空间上来映射真实作者鲁迅所处的世界及其心理,这样,作为“呐喊”第一篇的《狂人日记》便首先解释了这种战斗的艰难性.

  三.独白与呐喊

  中国传统的小说主要是以动作行为的变化带动情节的发展,而《狂人日记》的主体则是独白式的心理描绘,它用人物的内心独白来带动情节的发展.回到鲁迅写这篇《狂人日记》的目的,他是为了“呐喊”,那么他为什么要借狂人的独白来进行“呐喊”呢?前面我们说到,“日记”这种形式在时间上表示已经过去并且不会再发展的封闭时间段,在空间上也是如此,鲁迅借此投射一个更为复杂的现实网状世界,而鲁迅的用意不只如此.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鲁迅的文学创作历程,它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1912年之前的留日时期,我们将之称为“文学自觉”时期,也就是说鲁迅在这时产生了“文学救国”的意识;第二个是1918年至1925年,为“小说自觉”时期,即鲁迅开始投入小说的创作,也是他创作情绪最为高昂的时期;1925年开始,鲁迅进入了他的第三个时期——“杂文自觉”时期.经过第二次绝望与《野草》的冲决,鲁迅在日本时期的“文学自觉”和“五四”时期的“小说自觉”后,终于形成了“杂文自觉”,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文学行动——杂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真正的鲁迅,不是在第一次绝望(S会馆时期)之后,而是在第二次绝望(1923年)之后,才得以诞生,[13]也就是说,鲁迅真正的文学是杂文.

  而杂文的本质和日记相同,都是叙述者对内心的探索,对社会人生的透视,在这种形式里,叙述者不断地陈述自己的想法见解,也在为所有的问题寻找解答,关于生死、关于命运、关于传统等一连串的困惑.《狂人日记》是鲁迅成为文学者的原点,《野草》这部杂文集是鲁迅经历两次绝望之后的“新生”,而竹内好曾说过“鲁迅的文学……几乎是一种回心的状态”.从《狂人日记》到《野草》,从“日记”中来,又回到“杂文”去,不正是体现了竹内好所说的“回心”吗?

  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狂人日记》仍是小说,创作于鲁迅文学的第二个时期.上面我们将日记与杂文进行比较,其实是将“日记”这种形式与“杂文”这种文体进行比较,它们的本质都是叙述者对内心的探索、对社会人生的透视.“日记”只是作为狂人“我”叙事的形式,也是隐含作者“我”的有意安排,《狂人日记》的文体并没有混淆,仍属于小说.这里,我们将“日记”这种形式划分到小说叙事模式的范畴里,与以动作行为的变化来带动情节发展的叙事模式相区分,“日记”则是以叙述者的内心独白来带动情节的发展.

  因此,《狂人日记》打破了以往以动作行为的变化来带动情节发展的传统叙事模式,以狂人“我”独白式的心理分析为小说的主体展开.以“日记”这种形式来叙事,可以将人物的内心毫无顾忌地展示出来,这里的人物同时也是叙事者,他的内心独白其实就是自我剖析,而这种自我剖析不仅是对自己的反省,更是对社会问题的针砭.比起传统的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叙事,这种对社会问题的抨击来得更猛烈,当人物自述的内心越痛苦,其所暗讽的社会越黑暗,也越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对问题的反思,也便越能达到鲁迅呐喊的目的.虽然鲁迅说是“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14]”,可是这几声呐喊并不是随意的呐喊,相反,它是鲁迅精心设计之后的呐喊.实际上,鲁迅是有着强烈的野心使这呐喊达到最为振聋发聩的效果的,因此,狂人的日记不仅是真正适合鲁迅的文学行动,更是鲁迅用来有效呐喊的最佳工具.

  四.小结

  《狂人日记》的叙事背后是真实鲁迅的匠心独运.首先从叙事主体来看,“余”不仅是“我”日记的编撰者,更是“我”的呐喊助威者;其次,从叙事空间来看,狂人日记中所营造的“铁皮屋子”其实是现实复杂网状世界的投射,现实中冲破“铁皮屋子”的战斗更为艰巨;最后,从叙事模式来看,狂人的内心独白取代了以往以动作行为的变化来带动情节发展的模式,狂人的内心越痛苦,对社会的抨击更有力,鲁迅的呐喊便更为振聋发聩.

  《狂人日记》的背后,也是鲁迅生命精华的积淀.《狂人日记》,不仅是革命家鲁迅“呐喊”的号角,它也是文学家鲁迅诞生的原点,是周树人成为鲁迅的开始.当时经历了一系列启蒙运动失败的鲁迅,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其陷入了对自我的反省,钱玄同的游说,使他重新投入了创作.鲁迅是投入了生命的精华,他不仅是重拾了战斗的武器进行“呐喊”,更是通过文学通过创作走出自我内心的绝望,他实际上是用他的生命精华在说狂人狂语.因此,我们说,《狂人日记》的叙事背后不仅是真实鲁迅的匠心独运,也是他生命精华的积淀.

  参考文献

  [1]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刘锋杰.文学批评学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鲁迅.《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W·C·布斯著,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7]裴争.“余文本”的叙事功能与结构意义——《狂人日记》的文言段落解读[J].枣庄学院学报.2017,34(1).

  [8]李靖国.《狂人日记》重探[J].文学评论.2002,(4).

  [9]宋剑华.人的“病愈”与鲁迅的“绝望”——《狂人日记》的反讽“叙事”与文本释义[J].学术月刊.2008,40(10).

  [10]温儒敏,旷新年.《狂人日记》:反讽的迷宫——对该小说“序”在全篇中结构意义的探讨[J].鲁迅研究月刊.1990,(8).

  [11]于小值,雷亚平.启蒙旗帜下的反启蒙运动——《狂人日记》叙述形式中显现的意图谬误[J].鲁迅研究月刊.2017,(8).

  注释

  [1]刘锋杰.文学批评学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2.

  [2]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8.

  [3]W·C·布斯著,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82.

  [4]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8.

  [5]裴争.“余文本”的叙事功能与结构意义——《狂人日记》的文言段落解读[J].枣庄学院学报,2017,34(1):85.

  [6]李靖国.《狂人日记》重探[J].文学评论,2002,(4):27.

  [7]刘锋杰.文学批评学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3.

  [8]鲁迅.《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9.

  [9]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9.

  [10]鲁迅.《呐喊》·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23.

  [11]鲁迅.《呐喊》·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74.

  [12]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9.

  [13]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8.

  [14]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9.

  (作者介绍:黎月,苏州大学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语文学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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