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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接受史的力作
编者按：学者们对方长安教授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进行评价,认为：它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新诗接受历史的论著,不仅梳理、描绘出中国现代新诗一百年来传播接受的历史面貌,揭示出新诗传播接受的特点、规律,而且对传播接受的语境、内在动力、话语机制等进行了论述,从读者阅读反应层面对中国新诗创作演变史、审美艺术生成特点和诗学建构等进行了重新审视与评说；不仅建构出以诗人和文本为单位的新诗接受史框架,反映了新诗百年接受的真实情形,而且以批评、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三重向度研究新诗接受与经典化关系,体现了论者对新诗历史的深刻把握；对新诗百年接受史料的发掘、考辨与运用,则使该著具有一种历史厚重感,真正做到了论从史出,立论可靠；该著为新诗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为新诗接受史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范式,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有助于新诗研究学科的发展.
新诗接受史研究的力作
洪子诚
一
接受史研究,在近一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已经颇为热门,有不少成果发表.包括古代和现代的作家、作品,以及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的研究.不过,新诗接受史研究的专门论著还不多见.虽然一些诗人论和诗歌史著作已局部引入这一视角,但综合、整体性的研究此前尚未出现,方长安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以下简称《接受史研究》）应该是第一部.正如於可训教授在本书序言中说的,“在新诗研究领域,这应该是首创之作”.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将文学史研究区分为“创作史”和“接受史”的两翼,所谓“创作史”,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颇大的差异.首先是观念上的.依文学接受史的认识,文本并非固化、稳定的主体,它们具有“多层的主体性”,处于不断挪移变动的过程之中.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意义,并非单纯由文本自身给出,而是在与接受者对话中产生的效应.在研究领域上,传统意义的文学史关注的是作家的写作及其成果,而接受史将重点转移到作品诞生之后的传播情况,研究作家在不同时空里的图像、文本“旅行”的轨迹、变异.在接受史研究中,传播接受的手段、方式,接收者的处境身份,环绕接受行为的社会、文化、经济的种种影响制约因素,成为分析的重点.这必然导致在研究方法上的相应调整.由于接受研究对象的立体、多层的性质,和对相关的多方面资料的依赖,相比起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来,接受史研究具有另一层面的难度.
方长安的著作,不是某一诗人、流派、作品的接受史,研究对象是新诗的整体.不过,由于是“首创”,是“无前例可循”（於可训语）,如何把握和切入是个难题.针对研究面临的困难,全书在涉及的诗人的范围上,缩小在新诗诞生到1949年的30年,即文学史意义的“现代”部分（传播、接受的时间跨度则延伸到2015年前后）.书名不是“新诗接受史”,而是“新诗接受史研究”,可能也包含有收缩的意味.整体性地处理新诗接受史,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把握这个“整体”,选择怎样的切入角度,和以怎样的方式展开.从一般的理解上看,存在着多种选择的可能.譬如,在研究的落脚点上,可以侧重从接受行为中来观察诗人、诗歌,可以侧重讨论新诗接受自身问题（新诗传播的特殊手段、方式；接受者的身份；“经验读者”与“普通读者”的关系；新诗功能与接受；接受行为中政治、经济的条件等）,也可以从接受研究中揭示社会文化的时代变迁的征象.在展开方式上,可以选择以诗人、文本为单位,也可以以接受中的一组问题作为结构单元.在接受史的时间处理上,可以将时间内化在诗人与问题之中,也可以划分若干时段来考察某一时期的接受出现的状况……总之,存在着诸多可供选择的取向.
《接受史研究》确立了以诗人、文本为单位的展开方式,这与传统诗歌史处理的方式有更多的衔接.因为不是以现象、问题作为研究的基点,《接受史研究》提出了“重要诗人”的概念,将评述限定在一组诗人的范围内,并将这些诗人及其“代表作”的经典化问题,作为观察、讨论的主轴.在这部著作中,被置于“重要诗人”行列的,有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置于“七月派”名目下）、冯至、穆旦（置于“中国新诗派”名目下）,这是当前新诗研究界对现代时期“重要诗人”的带普遍性的认定.这样,《接受史研究》在逻辑上呈现了“内在循环”的性质,也就是对当前认定的“重要诗人”之所以成为“重要诗人”所作的历史考察.
虽说这一展开方式带有“封闭”的特征,但如果从新诗历史处境看,这一论述结构也表现了它的开放性.以“重要诗人”作为研究单元,以经典化作为评述主轴,一方面是在新诗接受研究尚无充足经验积累的情况下,在研究的可操作性上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这一选择对新诗合法性,也即新诗是否确立自身传统的无休止的质疑再次作出回应.考虑到这种老旧、霉变的质疑仍喋喋不休,且仍存在一定的影响力,这一以实证性资料为基础的接受史梳理,便是它的批判意识和“当代性”的鲜明体现.
二
将整体分解为若干单元的分析方法,如何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避免“碎片化”是遇到的另一问题.《接受史研究》做了这样的处理：导论和最后两章中,集中讨论新诗接受的若干全局性问题,如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新诗经典化的关系,批评论著与选本在接受和经典化中的位置等,同时,也将个案的细致考察,放置在新诗整体的观照下进行,尽量让各局部之间,个别诗人与新诗发展过程的整体问题之间,取得有机的关联.这样的处理,建立在研究者对新诗史事实与问题有坚实把握的基础之上.
这部著作在新诗接受研究上提供的经验,作出的贡献,还表现在资料蒐集、处理的工作上.在这方面,方长安的劳动令人感叹.不夸张地说,没有长时间下的苦功,难以达到目前这样的成果.通常意义的文学史和接受史,由于撰述动机、涉及领域和方法上的不同,材料的性质和使用方式也有别.在一般文学史研究中,一些现象、材料的了解或许有益,但并非必须,而这些材料,却可能为接受史研究所必备.另外,即使同一材料,提取的方面和解析的角度也会出现转移.接受者身份,传播手段、条件、方式,诗人和文本在不同时间、地域的生存状况等资料,在接受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同样涉及经典化问题,文学史更多是在提供历史、美学依据的情况下作出判断,接受史重视的则是什么因素参与了经典的建构,以及经典形成、变异的条件和复杂过程.这样,环绕经典化运动的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包括政治形势、教育、出版、经济条件、阅读方式等,都是难以或缺的资料.
《接受史研究》资料的蒐集、整理,最突出的是两个部分.一是新诗评论、研究论著,另一是各个时期的新诗选本.选本在接受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对诗歌来说更是这样.正如方长安说的,选本是新诗作品“得以存留、传播接受的主要载体”；“一个作品何时进入选本,与哪些作家作品为伍,历史上进入选本的频次多少,进入何种类型的选本等,是一个作品传播接受程度、性质的反映”.在诗歌史上,通过选本做出的描述、评价,不仅型构了主流诗坛的标准、秩序,也为抗拒、颠覆这一秩序提供了必要工具.基于这样的理解,这部著作对自上世纪20年代到2015年的新诗选本（主要是中国大陆的部分）,尽力蒐求不让遗漏,它们涵盖某一时段,某一流派,某一主题；涵盖自编与他选,别集和总集；既有“社会性选本”,也有各级学校教学和学生阅读的“学校选本”,总数达到二三百部.无论是在选本的整理上,还是在研究中如何处理选本的经验上,这部著作都为今后的新诗接受史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地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
《接受史研究》的意义,也体现在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上.首先是新诗接受研究的空间.系统、整体性的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个案——个别诗人、诗集或具体文本、流派的研究,其价值也不容忽视.由于论题的集中,可以辐射的广度和挖掘的深度或许得到了拓展,有时候是整体研究难以做到的.“重要诗人”的关注自然十分必要,他们是新诗得以成立的依据.不过,某些连结着重要诗歌现象和社会文化问题的“非重要诗人”,在接受史研究上也有它的价值.诗人、文本接受之外,通过诗人和诗歌文本接受研究,来聚焦诗歌史、社会文化史的重要问题（诗歌与政治,抒情传统,叙事性,晦涩……）——这一思路也值得实践；它有可能与观念史的研究相遇.还有就是,在方长安的《接受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处理的若干20世纪诗歌现象、创作派别（政治诗,左翼诗歌,解放区诗歌）的传播接受,它们在历史上的浮沉起伏,有必要做专门的梳理.它们在新诗史上既有其难以忽视的重要性,也与另外的诗歌流派的存在和发展,在接受研究上处于难以剥离的交织状态中.
其实,接受史研究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不将接受研究当作相关资料的汇编,这里首要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批判意识和社会文化视野的获得,以及将其注入具体的研究实践之中.另一个让研究者困惑的地方,恐怕是在如何把握由写作者、文本、媒介、读者,以及环绕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种因素所织成的立体的网,剖析各个层面错综复杂的等级、权力关系,而努力避免将复杂的立体关系做平面化的处理.但是这个难题,即使对有成就的接受研究者来说,都很难完美、一劳永逸地克服.在这一方面,研究者永远是“在路上”.这也是接受研究的魅力所在.
作者简介：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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