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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四期》印象记
李建军
终于读完了.
有一种如释重负而又怅然若失的感觉.
仿佛一夜秋风过,万木摇落千山空.
似乎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一句话都说不出.
然而,又作过说话的承诺,负着说话的责任,因而,也就没有了“予欲无言”的自由.
说些什么呢？又该怎么说呢？如此凝重的题材,如此悲惨的人生,如此吊诡的历史,该从哪里说起呢？该照着什么样的“谱儿”来说呢？
唉！不好说,太难了,戛戛乎其难哉.
那么,照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样子,把自己的印象,先简单地写下来,粗陈其梗概如何？
唔,就这样吧.
一
人们总喜欢研究写小说的技巧.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核心不在“技巧”和形式,而在它的背后,在他所写的内容和叙事的态度.小说要面对残缺的现实和破碎的历史.小说是解蔽和还原,是对抗谎言和遗忘的手段.
伟大的小说关注重要的问题和重大的事件.现在的危机不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写小说,而是我们没有勇气选择应该写的题材内容.作家们的主要问题,还不在于不熟悉写小说的具体技巧,而在于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和历史.要知道,小说在内容上的吸引力,即便不是大过所谓的技巧,至少也是一样大.
我们有太多的叙事题材被弃置一旁.我们不在辽阔的大地上种植乔木,却在小小的花盆里种植惨弱的花草.这样的小说既不能感动同时代人,也不可能感动将来的读者.它,注定是速朽的.
二
何顿选择了一个有价值的题材.选择这种颇显特殊的题材,既需要眼光,也需要勇气.此前,从未见过如此叙写这一题材的小说.
“黄埔军校”实在太重要了！一部中国的现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杆子里面出政权”,现代中国的命运,实悬于军人之手.而那时中国的“杆子”,有相当一部分是由“黄埔人”掌握着.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那些军人的黄埔身份,都被遮蔽了,甚至,被抹掉了.就像一棵树,我们看见了它的枝叶和花朵,却看不见它的树干和树根,更看不见它的果实.很大程度上,那些“黄埔人”就是“无本之木”,是一群没有历史和来路不明的人.
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显然是不诚实的.这不是从人的切实的“感性活动”,不是从有血有肉的人们的“实践”来客观地叙述历史,来客观地评价人在历史中的活动.因而,这样的叙述和理解,就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批评的那样,“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动”.
真实的人被抽掉了,于是便只剩下空洞的历史与虚假的形式.历史成了主观主义的幻象,成了一些人任意讲述的浪漫故事.
三
一个好的小说家要有怜悯心和悲剧感,要能看得见人们的眼泪和伤痕,感受得到弱者和“苦人”的悲哀和不幸.汪曾祺先生说：“我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可以说是这样：‘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那个“静观”可以没有,但“须知”却不能没有.
灾难和不幸,痛苦和眼泪,何顿不仅看见了,感受到了,而且还写出来了.“杨凤月于一年前,嫁给了一名工人.那工人姓李,比她小两岁,一直未婚.杨凤月很害怕黑夜,一到晚上,她就恐惧,有时候一个晚上都无法入眠,风声从屋顶经过都能吓醒她.她瘦了,由于她长期处在一种惊恐中,时常被惊醒,睡眠不足,眼袋变大了,目光也疲惫.”迫于生存压力,杨凤月也想改变国民党旧军人姨太太的卑贱身份,不得不嫁给自己不爱的人,又舍不下自己心爱的人.她受尽了“无产者”丈夫的,被他用铁链子锁在家里,浑身是被咬伤的痕迹.到最后,她终于杀死了这个压迫她的家庭内部的“暴君”,而她自己也付出了被毙的代价.她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是所有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们命运的象征.
四
那些在历史的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军人,却在现实的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陷入了巨大的恐惧,茫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什么都怕,曾经的血性几乎荡然无存.贺百丁回到家里,脸色十分难看,“他心情很糟,觉得自己不像个男人,而像只可怜虫,勇气、胆量,并非与日俱增,而是年龄越大反而越小了.过去,面对凶残的日军重重包围、堵截,他都没含糊过,现如今,一顶‘’帽子就让他吓成这样,可见他的心理承受能力降到了冰点.”他曾率众起义,却被人取笑和羞辱,就连儿子贺强也骂他“叛徒”.对一个军人来讲,这是最伤尊严的侮辱.他们弃暗投明,结果发现自己已经成了黑暗永远的奴隶,无论如何都挣脱不出来.不仅他,儿子一代也一样运交华盖,一直走背字.这部小说的主题,其实就是叙述一群走了背字的职业军人动辄得咎的艰难处境和无路可走的悲剧命运.他们在民族战争中出生入死所建立的勋业,也被遗落和埋葬在历史幽暗的深渊里.
五
从叙事的结构安排,这部小说就像一道关于一群人命运的证明题.一开始,他们怀着热切的期待,努力改造自己,想做全新的人,想过全新的生活.然而,却全都一个个落入彀中,跌到了灾难的深谷.于是,接下来,作者便开始回溯,追叙他们作为军人出生入死、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作者的叙事语调里含着一种愤愤不平的幽怨.这固然显示了他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但是,也多多少少削弱了叙事的客观性.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刻意.用最自然的方式来写就好.按故事本来的自然顺序,从头到尾渐次写来,效果一定更好.马尔克斯说,托尔斯泰那种一丝不苟的顺叙是最难的,也是最好的.
六
叙事太满,太急,太紧.事件纷至沓来,冲突一件连着一件,压得人气都喘不匀.要有闲笔,有空白,有停顿.可以写一写四季景色,花鸟虫鱼,以及日常生活中细小而有趣的事象.这有助于调整叙事的节奏,可以使读者的神经不至于绷得那么紧,心不至于被搞得那么累.急处慢写,紧处缓写,重处轻写,浓处淡写.处理好小说叙事和描写的辩证法.
七
几乎那段历史时期的所有重要事件和重要战役,全都涉及到了.然而,很多时候,这些事件和战斗却始终停留在表层和外部,而无所附丽和归依.情节要附丽于人物,要紧紧贴着人物写.人物才是小说的绝对中心,小说中的一切都要围绕塑造人物展开.要进入到小说的内部,要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层面.然而,在这部小说里,在叙事的河流上,漂满了装着故事和细节的船只,却佷少看见人的影子.是的,皇皇几十万字的小说,如果没有塑造出几个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使人想忘也忘不掉,这怎么说,都是一个问题唦.
八
人物是最难写的.难在口吻毕肖.说话和行动只不过是他这一个人气质和性格的绝对外化,也就是说,他只能说这句话,不能说别的话；只能这样反应,不能那样行动.
何顿在小说中这样写道：“一天,杨虎城的秘书把谢乃常叫到杨虎城面前,他见杨虎城面容沮丧,便感觉一定出了什么事,果然,杨虎城告诉他：‘第七军军长冯钦哉率军背叛了我.’杨虎城将军脸色阴郁,用低沉的陕西话又说：‘我对冯钦哉不薄,他怎么可以背叛我？’”唉！话不可以这样说的.杨虎城者,陕西人也.他不会说“他怎么可以背叛我”,而会说“他咋能背叛我哩！”前一句是现在人的时髦腔调,后一句才是一辈子只会讲关中方言的人物说的话.
作者这样写道：“杜聿明用陕西话说：‘荫国,我只佩服粟裕,我在他面前输得心服口服.’”我看不出这与陕西话有啥关系.宋代的陕西话中,“我”是“洒家”,据说是“傻家”的转音；现代陕西人自称是“咱”.所以,杜聿明的这句陕西话,就该这样说：“咱就服人家粟裕,咱在人家面前输得没话说么.”
还有,小说中屡屡出现的“某某君”的称呼,也是不大合乎中国人的习惯的.中国古人和民国时期人,要么称兄,要么道弟,而不会像日本人或书面语那样称呼人.动辄称“同志”则是后来的事情.
小说家写人物,就要做到芥豆之微的地方都不马虎.似是而非、模模糊糊的描写,不仅不真实,还是一种浪费,是对作者笔墨和读者时间的双重浪费.
九
陈忠实去世了,但他的经验活着.他的最可宝贵的经验是什么呢？大处说,就是敢写出历史背面的真相,用他所引用的巴尔扎克的话说,就是要写出“民族的秘史”；小处说,就是一笔一划,老老实实地写,用准确、真实、典型的细节描写说话,即便这描写显得笨拙也不要紧.
质木无文的陈忠实竟然写出了《白鹿原》！这怎么可能？的确,这让很多人既震惊又困惑.然而,这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如果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那么,小说就是笨人的艺术.如果是一个专会耍聪明、抖机灵的人写出了《白鹿原》,那才真正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怪事情.
何顿是诚实的,而且内心充满勇气.期待他写出《白鹿原》那样的显得笨笨的伟大小说.
十
小说其实是一种讲的艺术.它的“宪法”的第一条,就是要限制作者的权力.小说不是作者显示自大和聪明的地方,更不是允许他像暴君一样任性妄为的地方.如果一个小说家自认为自己有随意处置人物生死的权力,“想叫谁活谁就活,想叫谁死谁就死”,那么,他注定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的.他必然会成为“文本领域内的暴君”.
当代的小说家大都写得太任性,太恣睢.很多小说家简直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对生活施暴,在对人物施暴.施暴者竟然能收获到掌声和赞美,这是文学的灾难和不幸.
希望何顿离这样的作家远些,远些,再远些.
十一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小说家们只是希望写出受到欢迎和赢得奖赏的小说,而问题在于能不能、怎样写出有力量感、现实感和疼痛感的小说.小说应该是一道尖锐的光芒,一道穿透幽暗的历史和混沌的现实的强光.
然而,我们要等多久才能等到下一部《白鹿原》的诞生？
我于何顿先生有所望焉.
2017年2曰22日再改,北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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