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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脱开王小波后的房伟
一
在苏州大学任教的房伟,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在2016年年初,他以“特殊人才”的方式从山东师范大学出发,向南、再向南,犹如孔雀东南飞,最后栖落在了树木翠绿、安静优雅的苏州大学文学院.
房伟是教授,也是评论家.多年前他是以“王小波研究专家”的身份登陆中国文坛的,也是至今以专论的方式——《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以下简称《王小波传》）——成为研究王小波的70后评论家中的第一人.
与房伟联系不是很多,但他在我工作、写作经历中却有着重要标识：我现在供职的天津作协文学院与《小说月报》联合召开的第一个作家新作发布会,就是房伟研究王小波新作的会议；我在两年多前开始写书评,接着写评论,至今已经写了数十篇,其中第一个书评就是写房伟的作品.这两个“第一次”,注定我的“70年代作家印象系列”中必定要有房伟.
回想两年多前初识房伟,还有阅读他的《王小波传》时的情境,似乎依旧历历在目.那就让读者看一看当时的房伟是怎样的写作状态,以及房伟当时的“王小波研究”.因为不说王小波、不说房伟对王小波的研究,肯定不能全面认识当下的房伟.
二
我还清晰记得,当时正是突然的北方5月,从月初到月中,我的阅读兴趣始终停留在一本书上.那本书就是房伟研究王小波生平、创作和精神轨迹的传记文学《王小波传》.
我在阅读这部23万字的大作时,仿佛在沉重地翻阅着“听说有个文学圈,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的一位文学天才生前局促不安,但死后却又绽放夺目的“人生考勤簿”.如今想来,传记由评论家来“操作”的不多,这不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么评论家笔下的传主该如何呈现？与作家的写作又有怎样的差异？况且书写王小波这样在读者和大众眼中“顽主式”的传主,定会给写作者带来极大的挑战.我记得当时和房伟通话时,我说这是你具有难度的一次写作.
让人惊奇的是,房伟并没有因为传主“斜睨人生”,他也顺水推舟地采用同样的腔调,他没有.憨厚的房伟“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依照传主的风格为其作传,而是用严肃谨慎的语调讲述、评述,他在把握总体风格统一的情况下,偶尔又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地“诙谐一把”,于是文本与传主自身风格达成了默契的吻合,读来不仅引人入胜、轻松愉悦,又能令人掩卷思考.
之所以产生这样契合的阅读效果,原因在于房伟对传主倾注了太多的情感,同时在情感喷涌之下,又不失学者的理智和严谨.记得当时在电话中他告诉我,他用了17年的时间研究、记录自己的研究对象,曾经采访众多与王小波有关的人和事,还查阅了浩如烟海的文档资料.老实人用笨办法,于是一部可圈可点的《王小波传》诞生了.可以说在我有限的传记阅读范围里,中国当下70后青年学者中秉持如此认真严谨的传记写作风格者,房伟应该属于第一人.
房伟没有偷懒,没有耍小聪明.他在动笔之前,在与自己的传主“亲近”之前,做了大量的与王小波亲人有关的资料收集工作.他以时间为中轴,从王小波祖父、父亲写起,特别是对王小波的父亲做了一次详尽的“人生盘查”,试图在他身上找到王小波性格、精神形成的原因,在“血缘检验”中,找出王小波写作风格、精神走向的内在基因.当然还有对王小波妻子李银河以及王小波众多生前好友的采访.假如没有诚实的态度,不可能收集到如此繁杂琐碎的第一手资料.
《王小波传》让人体味到了房伟与王小波内心有着一种“心心相印”的感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从一个熟悉房伟的朋友那里,听到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大概是在1997年吧,那时候房伟还在山东一家肉联厂当工人.有一天,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当他无意中翻到王小波作品中“你坐在屋檐下,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生命被剥夺了,我害怕这样活下去”时,忽然激动不已,好像在那一刻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教父,于是心潮澎湃的房伟开始去书店寻找王小波更多的作品.他通读、细读、研读,用心倾听那位早已逝去的“脸色黄黑,嘴唇发紫,上身颀长,坐在凳子上,比他身旁的班长高出一大截”的骑士怪才的内心世界.
写作《王小波传》时,房伟已经把自己化作了一架纸张粉碎机,他几乎把王小波所有作品逐字逐句地进行分析研究,在所有作为例证“拎”出来的王小波片段的作品中,无不有着作者房伟自己的美学追求与人生向往.
比如《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中,房伟如此地欣赏王小波这样的描述——“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太阳初升时,忽然有十万只金喇叭齐鸣,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在暗蓝色的天空飞过.在黑暗尚未退去的海面上燃烧着十万支蜡烛.我听见天地之间钟声响了,然后十万只喇叭又一次齐鸣.我忽然泪下如雨……”
房伟欣赏王小波这样的文学描述,那一刻他一定想到了自己在肉联厂的场景,想到了当年自己的追求与憧憬.房伟与自己的传主一样,都是“在生人面前很腼腆”,但他们又都拥有“一个人只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作者与传主如此相像、贴近,写出如此精彩之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假如你没有看过《王小波传》,我在这里极力推荐你应该去看一看.因为无论是叙述还是语言都极为精妙,没有一些评论家惯有的套话、行话,不枯燥、不乏味,相反妙趣横生,有时又会掠过一种空灵之感,在颇具张力的语言的衬托下,《王小波传》似乎更像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
王小波是个狂妄的写作者,他曾经在1996年时就讲过,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只发对了两个人,一个是罗素,一个是伯尔.身材高大的王小波讲出的话也很高大生猛,但在这种狂妄不羁中,他又用自己独特的作品,为“狂妄不羁”做了谦虚的注解,道理也很明了,他拥有如此讲话的力量.
王小波是一个需要漫长时间才能读懂的作家.多少年之后,王小波会被后人不断地解读（现在已经被不断解读）,并且会不断地呈现独特的新鲜的风貌,到那时,房伟的《王小波传》也许会成为“王氏风貌”的解说词.王小波当年不知道在哪儿的“那个文学圈”,将会伸出无数双热情的手臂邀请他——他已经气宇轩昂地极不情愿地“被”加入了——相信王小波会蠕动着厚厚的大嘴唇,那一刻,谁都不知道他会讲出怎样惊世骇俗的言语.
这就是房伟写作《王小波传》带给我的真实感受.
三
任何事情似乎都是一把“双刃剑”.通过研究王小波走上文坛并被文坛广为熟知,这也注定了房伟将要被王小波“幸福”地“桎梏”.是被王小波一辈子套牢,做一个“王小波专家”,还是重新开辟一片文学新天地？我猜想,这个选择始终考验着这位山东滨州青年.
两年前,我第一次在天津见到房伟,留下很好的印象.
那时的房伟,脸膛红黑,身材健硕,谈话淳朴.他曾经的工厂经历、曾经遭受的不公正,我都有过同样的经历与感受,所以那天晚上吃饭时,别人喝啤酒,我和房伟喝白酒；晚上到了咖啡厅,别人开始喝咖啡,我和他改喝啤酒.我们同样喜欢热烈.和其他没有在工厂经历过的人相比,我和房伟可能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他在回忆当年肉联厂的工作时,似乎并不在意身体的艰辛,而是更看重精神上的绞痛.那会儿我看着他,无论怎样敞开思维,都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将手里的一把剔肉刀磨成一支钢笔的.在那“磨刀成笔”的背后,肯定留给房伟太多的生命思考.显然用这样的钢笔写作,会比其他作家用力更深,更会饱蘸深情.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这位后来的文学博士、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开始发表作品,不仅有评论,也有诗歌和长篇小说.但无法否认,“王小波研究专家”的身份始终没有脱离开房伟,就像标签一样粘贴在他的身上,既照耀他,又笼罩他.
房伟匆忙离开天津后,我们没有更多的联系,但能在微信里看见他的行踪.后来才知道他调到苏州大学,并在2016年的下半年在台湾东吴大学做为期半年的研究学者.
我从一些媒体里知晓,房伟在台湾期间,与台湾学界经常展开深入的交流,同时还参加了很多学术会议和文学活动.在台期间,他先后受邀在淡江大学、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佛光大学、东吴大学、文讯杂志社等高校、学术和文学机构,做过多场演讲与讲座,介绍大陆当下的文学创作情况和学术研究状况,沟通两岸情感与友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除了学术研究,房伟在台期间,还在网络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在台湾生活的短文与照片,看得出来,那段时间他是全身心地投入.而且他也比两年前瘦了,似乎也变得白净了,显得更加年轻帅气,且又透着一股沉稳劲.
当然,房伟所有的变化都不及他在写作上的变化.现在他除了继续教学、写评论之外,又开始了中短篇小说创作.就像当年评论家写传记不多一样,现在评论家写小说的也还是少数.房伟,又成为了“少数”.
我特别想探究,现在写小说的房伟,是否意味着已经“挣脱开了王小波”,真正开始踏上了另一条崭新的文学之路？
四
尽管过去房伟写过小说,还曾出版过长篇小说,但因为各种原因,他以前的小说并没有引起文坛更多的关注.但这次不同了,他的抗战系列短篇小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下子“抛”出来十几篇,不仅发表在诸如《花城》等重要文学期刊上,而且篇篇都会引起一些关注和影响,几乎大部分都得到了转载.特别是短篇小说《中国野人》在《青年文学》发表后,迅即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转载,随后入选《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6短篇小说卷》,紧接着又入选了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6年度小说排行榜,位列短篇小说第5名.
在我读到的房伟抗战系列短篇小说中,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发表在《天涯》2017年第1期,并被《小说选刊》第2期转载的《杀胡》.我觉得这篇小说无论是叙事还是叙述似乎都更有韵味,更加具有某种探索性.相信到了年底,各种选本也会“蜂拥而上”.
《杀胡》的故事是由梁漱溟的一篇二百余字的日记引发而来.梁漱溟在1939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记载了在一个叫“胡家楼”的小山村,看见国军俘获日寇6人,一名叫佐藤的士兵原是医生,梁与其在谈话中感觉他有厌战情绪.后来梁晚饭后散步,在夕阳下感叹战争的错误与人类的愚蠢.
就是这样一篇看似普通的日记,房伟要把它改造成为叙事发酵剂,重新将其组装,还要呈现出新的叙事姿态：
战俘佐藤因为疾病原因暂留在胡家楼,还有一个叫三桥的战俘愿意留下来陪伴他.因为胡家楼太过偏僻,两个日军战俘被外界遗忘.佐藤救了村中一位少女母亲的性命,族长挽留佐藤和三桥,让他们与村中两个少女成婚并受宗族保护.三桥答应了.佐藤虽不答应,但却和那个少女有了肌肤之亲.后来日军讨伐队来到胡家楼,此时佐藤感觉自己中了山间瘴毒,与少女亲热时被咬伤的左臂开始腐烂,并且臀部长出了尾巴.小说最后又回到梁漱溟,不仅讲了梁在“”中的遭遇,还讲了梁的墓地周围盛产狐狸.这篇建立在貌似真实基础上的小说,结尾却陡然翻转,有着神话一般的归笔.
初读《杀胡》,总觉得结尾有些突兀,但是再读很快发现,房伟早就为非同一般的结尾设置了诸多伏笔.比如在叙述中始终没有离开过“雾”.
“雾”始终弥漫在叙事的进程中,比如“梁先生离去后,白色的山雾一直聚集不散”,“整个山村都湮没在浓雾中”,“在雾气中也看不真切”,“再出去看,人影却倏地不见了,只有浓雾还弥漫在山村”,“山雾很浓,远处野物的嚎叫,如泣如诉”等等.
在这些亦真亦幻的浓雾中,那个被救村妇的女儿,在与佐藤亲昵后,终于讲出“胡氏一族,本为东海狐族,明末大乱……胡家避祸山中,得到异人传授,皆吸食月华为延命,至今已三百多年”.
胡氏一族拥有如此绵延的历史,且还“吸食月华为延命”,日本人如何能够“杀胡”呢？显然,房伟在《杀胡》中的追问,不仅停留在人性层面,他还要继续上升,在更高处发出无声的质问.
《杀胡》浮现在文本层面的仅是冰山一角,巨大的冰山都隐藏在浩渺的冰水之下.这样的叙事策略并非独创,但在真实历史背景下,糅杂神话传说,并且用来书写抗战题材的小说,这样“三点结合”式的叙事好像不多.
从评论家房伟到小说家房伟,他没有任何不适应,并且很快就能精准到位.比如他让《杀胡》拥有了神秘色彩,但在叙述进程中却没有故弄玄虚,完全就是水到渠成.就像我最近读到的翁贝托·埃科的小说《试刊号》,埃科并没有过多描写秘传、谜题,却在极为诡异的文字铺排中,显示了独特的神秘色彩.原因何在？就是营造了神秘的氛围,从而呈现出了新的叙事格局.
“挣脱开王小波”之后的房伟,气势并没有被王小波所局限,而是越发显得阔大,看上去也更加安然、沉静.苏州的忧郁还有淡淡的惆怅,可能会让来自北方的房伟感受更多的反差,而对作家来说,反差的生活,更是一份难得的经历.
即使说上更多的话语,似乎也不能完全清晰地呈现出房伟的全貌,干脆就去读他小说吧.这不,《当代》刚刚刊发了他最新的中篇小说《猎舌师》,相信会带给我们新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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