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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自行车
历史是飘渺的,你无法触及到它,甚至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历史是真实的,它以天地为纸、时间为笔、万物为墨,书写出一部经典传奇.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说：“读史可以明智,这是先人早就说过的”.
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
最早的自行车学校
1819年,英国和德国先后成立了自行车运动历史上最早的自行车学校,教人如何骑玩具马——Hobby Horse.在当时没有汽车、火车的时代,以马车为交通工具的法国、英国和美国形成了争相骑玩具马的风气,人们跨上了玩具马用力蹬,速度越快,车子就越稳,这个骑玩具马的风气在欧美持续了约十年的时间.
前后各一轮,上坐一人,足动首摇
“自行车”一词出现在我国,不过百余年历史.最早被称为“脚踏车”,而第一个将其称为“自行车”的是清末人士张德彝.张德彝,又名张德明,满族人,祖籍盛京铁岭（今辽宁铁岭河西蔡牛乡）,清初编入汉军镶黄旗.他一生多次出国,在国外度过数十春秋.每次出国,他都写下详细的日记,记录下在国外的所见所闻.
清同治七年（1868年）,张德彝受清朝廷委派,赴欧洲观光考察.回国后,他撰写的《欧美环游记》 记述了在英国伦敦街头第一次看到自行车时的情景：
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尺,小者尺半,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曳,左右顾视,甚趣.
此后他又在法国巴黎见到了自行车：
见游人有骑两轮自行车者,西名曰“威娄希兆达”,造以钢铁,前后轮小,上横一梁.大轮上放横舵,轴藏关键,人坐梁上,两手扶舵,足踏轴端,机动驰行,疾于奔马.梁尾有放小箱以盛行李者也.出租此车,每一点钟用法方（法郎）若干,另有铁房,为演习乘车之所.
可见,当时自行车在法国巴黎已经很多了,还出现了自行车的租赁行业和学习骑车的场所.这是中国“自行车”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此后被广泛使用,直至今日.
近代文献中可以查到的有关自行车进入中国最早的记述,是在1868年11月24日出版的《上海新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开篇写道：
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
自行车商品化量产在法国的实现,大致是在19世纪60年代,1868年自行车现身上海滩的这篇文章,或许可以看作是自行车引入中国最早的证据.
之后的1883年,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也有写道：“从前上海有脚踏车,虽然行走如飞,但草软沙平尚有翻车之虞,一遇砖石瓦砾,便无法行走.因其不便,近已不见.”这些记载也反映出,自行车虽然很早就传入中国,但并未迅速流行,也有其客观原因.其一是自行车本身性能不佳,骑车人不经过长时间的练习不能掌握骑行技能,骑行中也容易摔倒.其二,作为交通工具的车辆未与道路相配套,彼时的道路状况尚且欠佳,自行车轮子又比马车小得多,故难以适应.在宽阔平坦的铺装路普及之前,自行车在任何地区都是难以流行的.
一朝之主当稳定,
岂能以“转轮”为乐
有史料记载,清同治七年(1868年）11月,上海首次由欧洲运来几辆自行车,是一种人坐车上,两脚踮地引车而走的代步工具.而自行车到底最早于何时出现在北京,却难以找到确切的记载.据说,北京最早的自行车是出现在西交民巷的租界里,还有人说,北京的第一辆自行车是19世纪70年代由外国人进贡给光绪皇帝的.
当时的自行车还没有采用链条传动,而是脚踏与前轮轴心相连,用前轮转动带动后轮前进,是“前驱”车,并在前轮的上面安装一根横木,作为“车把”.据说这样的车骑起来很吃力,当时只是被人们当成一种新鲜又刺激的高级玩物,并不及后世的自行车作为生产工具存在的重大意义.据说光绪皇帝对自行车备感新奇,在外国人的“指导”下,试着骑了几回,觉得很有意思,但却受到慈禧太后的干涉,称之“一朝之主当稳定,岂能以‘转轮’为乐,成何体统？”
光绪年间后期,在京城街头已偶有自行车出现,当时有一首《竹枝词》写道：臂高肩耸目无斜,大似鞠躬敬有加.嘎叭一声人急避,后边来了自行车.
自行车从军记
从19世纪70年始,各国陆军都热衷于军用自行车的研制和自行车部队的组建,但对如何深入挖掘自行车的战斗力都处于摸索状态.所以,各国纷纷通过演习或远距离的自行车行军来探索自行车可能的军事用途.
当时正处于发明家辈出的时代,军用自行车的新奇设计层出不穷,甚至连接成蜈蚣那样能够搭载若干名士兵和的十四轮车都有.可是,真正吸引军队注意的还是小型折叠式自行车和配备有机或轻型火炮的二人乘自行车.自行车专用的装车箱和拖挂车等配套装备也生产了出来,其中前置物品箱和悬挂在前后车轮两侧的物品箱是从骑马用品简单转换过来的,它们很快被推广到了各个国家.
厂家在设计军用自行车和配套装备的同时,军队的教官也在研究自行车部队的训练和使用方式.自行车在传令和侦察中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任务原来是由骑兵部队所担任,所以大多数国家自行车部队,其战术和训练内容也都承袭了骑兵部队的一贯传统.甚至说,自行车部队可看作是骑兵的变种,并作为骑兵部队的辅助力量发挥作用.
英国对自行车部队的乘车突袭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设计出了一边骑行一边用射击目标等训练科目.对抗敌骑兵部队的战术也研究出来,英国的教学范例里还有诸如为了惊吓敌人的坐骑,把自行车倒置让车轮旋转这样奇特的想法.有骑着车或两脚撑地坐在车上射击的训练,还有背着折叠式自行车行军和射击的训练.当然官兵为了熟悉自行车的使用和维修,都很热心地进行分解和组装训练.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被寄予厚望设计出来的各种军用自行车完全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特别是引人注目的三轮车类,以及前后或并列乘坐的双人自行车,也都让人们的期待落空.一次世界大战后,有菱形车架和直车把的“road star”型自行车和一部分折叠式自行车作为军事用途保留下来,而三轮车及双人自行车则完全退出了军事舞台.
如在布尔战争表现的那样,自行车在执行侦察、联络、警戒、小规模袭击、运送伤员等任务时是极为有效的工具,自行车部队每天移动数十公里的设想在战争中得到了实现,乘车突袭或转动车轮以威吓敌战马也很实用.自行车部队因此从大队改编成了规模较小的中队,更适合快速的游击战.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尤其是在后期,德军因汽油紧缺,骡马损失太多,毅然使用自行车部队作为战力补充.在那个时候,自行车部队是不会到前线作战的,自行车部队通常是负责小规模侦察、传令通讯、后勤服务、打扫战场之用.此时的军用自行车一部分来自征用民用自行车,也有从敌方部队中缴获,不过最多的还是由专门的军用自行车厂生产,这类军用自行车在1943和1944两年生产得最多.
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使用的TR—FA型自行车,可以搭载机、火箭筒、观测用的望远镜和三脚架、轻型迫击炮等装备,在三角架上可以安装储藏箱、机箱、防毒面具箱、杂用箱等.由于军人基本上都是穿着长筒皮靴或绑腿骑车,且为了维修便捷,所以军用自行车普遍不配备链罩.
二次世界大战后,军队的机械化进程发展迅速,很多自行车部队被改编入摩托化部队、汽车化步兵或机械化部队.但是,在以游击战为主的非正规战斗中,自行车仍然是重要的运输手段.在越南抗法战争的奠边府战役中,就有大量的自行车运输队向山区运送武器和,在“胡志明小道”上就活跃着许多自行车运输队.当然,这些都是把自行车作为运输工具使用,而不是用于战斗,所以有人说这与三国时期木牛流马用法如出一辙.
申江胜景图
1884年,中国出版的《申江胜景图》亦记述了中国开始出现自行车骑行的情景：
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里走路.不独一人见之,相见者多矣.
当时自行车数量极少,寥寥可数,骑行者也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按自行车发展史来看,此时自行车在欧洲也是新创,仅几年后就已传入中国,可见其引进速度之快.
最早的按揭购车和自行车租赁
清末自行车昂贵,无论南方的上海还是北方的天津,车价始终在80元上下浮动,相当于今天一辆中档汽车的.1900年初上海的一则销售广告说：“今有外洋精造脚踏车公司专托本公司在中国广为销售.该厂欲扬其名于天下,故价值廉之尤廉,所有车上大小物件,亦可零售.现因来货无多,凡有追风逐电之好者,速来尝试.是价目列下：头等,价洋八十五元；二等,价洋七十八元.灯、铃全备.”可见当年自行车的有85元和78元两种.
在随后的几年间,自行车略有下降,但降价的幅度亦十分有限.1906年上海《时报》所登的一则广告称：“本行自运英国头等脚踏飞车,价廉物固,每〈辆〉计洋七十五元,可保用二三年.”
1907年,在天津的日本商人新开设的加藤洋行为了推销自行车,首次采取了分期付款的方式,每辆自行车报价80元,如果采取一次付清全款的方式,减价为75元.其广告称：
“敝商会现在天津设立分号,专售英国克比多利市之盛货野司会社制造各样新式宝星牌自行车,与众不同.此车真乃货实价廉,且鲜明华丽无比,又兼非常坚固,敝行并可能保长久不坏.共运到五十辆.出售分期交价,以三个月内为限.头一月付洋三十元,第二月三十元,第三月二十元.若付现洋,每辆七十五元.”
这则广告说明了三个问题：
◎自行车因属贵重物品,已采取分期付款的销售方式,分期付款的期限是3个月.
◎一家商户一次到货50辆,说明天津自行车市场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
◎一些自行车品牌已经出现.
20世纪最初的10年间,自行车在中国的居高不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使用自行车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市场远未达到饱和的程度.1908年来自山东的报道说：“历下各街,坐脚踏车者络绎不绝,车价为之骤涨.”就很能说明这一现象.
自行车售价昂贵,愿骑车的老百姓很多,所以在民国时期出现了许多专门租赁自行车的车行.在上海,平均每条马路有一、二家这样的车行.因车价贵,租费也同样很贵：头等新车每小时租费0.30元,全天2元；次等车每小时0.20元,全天1.50元；旧车每小时0.10元,全天0.80元.这种租车业务直至20世纪60年代在各城市中仍不罕见,70年代后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行车购买力的增强才自然消失.
最早的交通法规
为了加强自行车的管理,早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政府就颁行了《违警律》,其中的第27条规定：“乘自行车不设铃（铃铛）号（牌）者,处五日以下一日以上拘留,或五元以下一角以上之罚金.”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后自行车的检验、登记、核发号牌由市公用局管理,并规定：“自行车要车件应求完备,车上应安置手铃,一车不准两人共乘,前后轮至少须装设一制动器,其制动力以能于车下坡时制止车之下行为标准,于日落后黎明前行驶,须于车前悬白光灯一盏,车后装置红色反光石一块.”当时巡警的职责之一,就是对自行车进行检查.如果有人骑自行车不遵守以上法规,被巡警发现后,可随时处罚.
在民国的三十多年里,京城的自行车数量不断增加.据《北京志·市政卷·道路交通管理志》记载：到1948年,全市有自行车176970辆,成为北京人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
自行车在重庆
1911年上海邮政局从英国购买了100辆自行车,开始用自行车投递邮件.这是自行车首次作为交通工具被使用,自行车从此时开始有了公用和私用之分.其他大城市纷纷效仿,包括重庆.自那时,重庆街头开始不时地出现零星一二辆自行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重庆作为当时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国民政府迁都于重庆,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纷纷迁驻重庆,还有二百多家工厂和灾荒流民也大量迁移到重庆.
那时的重庆,路窄阴雨多,出门就爬坡.公共汽车少,一般市民出行全靠两条腿.一切日用生活必需品,像柴、煤、米、面,包括各种建筑材料,全靠肩挑背扛.
为解决城市发展的工作效率,不仅是邮差骑着自行车进行投递工作,各大银行、工厂、机关部门也都置办了数辆自行车作为单位用车.还有不少富裕的家庭购置私家自行车.骑自行车在山城的大街小巷成为一种时尚,到1950年,重庆市的私用自行车和公用自行车多达数千辆.
溥仪大婚获赠自行车
中国的皇帝喜欢上了来自于西方的自行车,为了骑行的方便而下令锯掉了数百年来横卧在紫禁城门下的门槛,这几乎算是中国人与自行车相遇中最为传奇,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如此富有戏剧张力和象征意义,以至于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在拍摄清朝最后一代君主爱新觉罗·溥仪的传记性电影《末代皇帝》时,在影片中专门设置这一情节,并重点渲染了英籍老师庄士敦（Sir ReginaldFleming Johnston）赠送并教会溥仪骑行自行车的故事桥段.
电影《末代皇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7年这部电影一举拿下了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的九项大奖.庄士敦送予溥仪自行车的故事也随着电影的影响力,成为末代皇帝拥有第一辆自行车之缘由的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而电影毕竟是电影,它是一种艺术创作,而非历史真实.紫禁城里有确切记载的,溥仪最早是在1922年大婚之际,从堂弟溥佳手中获赠一辆自行车作为礼物.溥佳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回忆道：“我送溥仪的礼物是一辆自行车.因他从未骑过自行车,看了十分高兴,就开始练习起来,不料陈宝琛得知后,把我狠狠申斥了一顿：“皇上是万乘之尊,如果摔坏了,那还了得.以后不要把这些危险之物进呈皇上.”但正值贪玩年龄的溥仪却大为开心,他在太监的保驾之下,几天工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从此常带着侍从在宫中骑车玩乐.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御前侍从周金奎回忆,当时宫中还曾以100元月薪,聘请飞车小李三当自行车教习.据清宫档案记载,溥仪留在宫里骑着玩的自行车达20余辆,都存放在御花园内的绛雪轩.绛雪轩以前是乾隆皇帝吟诗赏花的地方,那时便成了溥仪“御用” 的自行车库.
最早的“国产”自行车
中国最早的自行车工业制造,是从自行车零件的制造开始.在上海,一批国人主导的自行车零配件制造厂和商办工场逐步创办.最早于1926年,由大兴车行开始聘请2名日籍技工,购入进口钢管和接头,正式进行自行车车架的组合、焊接和油漆,配以部分进口零部件组装成红马、白马牌自行车销向市场.这是最早的国产自行车.1927年,润大车行也在自制部分零部件的基础上,配以进口零部件组装成飞龙牌自行车.
“红马”、“白马”、“飞龙”牌自行车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是拼装的国货.大部分关键零件的生产和所用的原料还是需要从国外进口,并未完全摆脱对于国外自行车工业的依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事导致了大规模欧美自行车货源的停止供应,这也就迫使华商的自行车车行不得不进行独立的技术研发,1941年,合利工具厂和得利车行合作,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辆全部由中国生产研制的自行车在此时推向市场.
自行车与女性解放
自行车与女性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深入探讨的世界性话题.在西方社会,19世纪中后期爆发的“自行车热潮”与女性解放运动息息相关.在此冲击下,年长的监护人、长窄裙、紧身束腹、端庄的长发、黑、粗厚的足踝、大帽子、假正经和怕晒黑都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多彩多姿的周末生活、开朗的心境、健壮的大腿、直截了当的语言、扎口短裤、凸显的女性身形、森林田野的欢乐、平等、教育良好和职业生活.用四个字简言之,就是“女性解放”.
中国最早骑车的女性群体,一是教会学校里面的女学生,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蔼龄了.美国记者、女作家EmilyHahn在《宋美龄传》中写道：“宋耀如喜欢骑脚踏车,也是上海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人.在蔼龄十岁生日（1899年）那天,他送给她一辆脚踏车,宋蔼龄,她是当时中国所有女孩当中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女孩.她经常与父亲骑车出游,且不听劝告,骑车作弄环绕街上的而不肯罢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多女性群体加入到骑行的队列当中.这一时期,骑自行车的中国女性群体涉及的社会阶层相当广泛,其中既有为健康体魄、游娱身心而骑车的女中学生和女大学生,也有奔波街头,为生计糊口而骑车的女报贩、女职员.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电影女明星群体.1941年,轰动一时的“周璇、严华婚变案”后,周璇搬进了寄父柳中浩的公馆中居住.因为暂时没有新作,很是空闲,她在每日学唱京剧之余,兴起了学习自行车的念头.周璇学车绝非什么个案,据当时电影周刊的记者估计,“大小明星、导演等等,差不多有车者占三分之二.” 可见自行车在当时中国电影界的流行程度.
潘德明骑游奖
你听过“潘德明骑游奖”吗？这是中国自行车旅游者协会的最高奖项,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环球骑行者&爱国志士而设立.
1930年,潘德明带着他的英制“兰玲牌”自行车从南京出发了,历经7年行程数万公里,走过40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希特勒、甘地、尼赫鲁、泰戈尔、罗斯福等名人的接见.
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之下,潘德明前辈尚且环球骑行,足够说明我们国人对于自行车的热爱. 民国时期自行车是奢侈品
民国初期,自行车在京城街头已时有出现,但只有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以及少数留洋归来的人家才有.自行车被视为一种奢侈品,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自行车才成为一种新兴的代步工具普遍出现在北京街头.当时市面儿上的自行车都是西洋货,牌子叫得最响的当属英、德两国的“凤头”、“蓝牌”、“”等.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深入,京城街头的自行车大多为日本货（俗称东洋货）,最有名的是“富士”、“僧帽”、“铁锚”、“菊花”.相对来说,英国车漂亮、轻巧,而日本车显得笨重,但结实、耐用.当时,在西单、王府井、前门一带还出现了专门租赁自行车的车行.
自行车车型有男车和坤车之分.男车有横梁,坤车是弯梁,为的是女士穿旗袍、裙子方便上下车.骑自行车还有两个约定俗成的“讲究”：骑男车的要穿着休闲式西服,不能打领带.骑坤车要穿毛料子长衫,底下是西服裤子、皮鞋,女士多讲究穿短款裙子.
那一时期,京城还出现过“玩车一族”,也就是把自行车饬得非常漂亮.有的在车把上装上反光镜,有的给车把配上颜色鲜艳且带长穗儿的把套儿.有的给车安上双响的铃铛,一按铃铛把儿,铃声清脆悦耳.那时京城的街巷里大多没有路灯,所以不少车主都给自行车安上磨电灯.到了晚上天黑时,一掰把手,电滚子就和车轮子摩擦生电,骑得越快,那车灯就越亮,可谓胡同里的一大“亮点”.
“三转一响”之首,凭票供应,欲购买先“抓阄”
所谓“三转一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庭生活中的“奢侈品”,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而自行车居首位.当时自行车还是较为稀少,人们谈论“飞鸽”、“永久”、“凤凰”,不逊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谈论“捷达”、“富康”、“桑塔纳”.由于实行计划经济,购买自行车必须凭票,特别是那些要结婚的年轻人,自行车成了结婚时必需的“三大件”之一,但要想买上一辆,可谓“一票难求”.
自行车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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