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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学文献的重要创获评王新芳、孙微《杜诗文献学史》

王新芳、孙微新著《杜诗文献学史研究》2 018年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杜诗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创获,兹不揣谫陋,试对其成就及特色进行简要总结.

一、首次对杜诗文献学史进行勾勒梳理

杜诗学史的发展波澜壮阔,宋代就曾有过“千家注杜”的辉煌,历代涌现的杜诗文献数量众多,目前学界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成果虽已有不少,然从文献学史的角度进行详细梳理的专著尚不多见.《杜诗文献学史研究》一书首次对杜诗文献学史进行了勾勒,试图通过对历代杜诗文献的整理研究,详细梳理杜诗文献学的发展历程,对杜诗学的历史嬗变形态作出整体观照.全书分为唐宋、元明、清代、民国四个历史时段,对每个时段最具代表性的杜诗文献进行了梳理、考论,对每种文献的体例特色、成就和缺陷、流传及影响等方面的内容进行细致研讨.鉴于学界对各个历史时段杜诗学文献的研究现状,该书对每个历史时段中存在问题较多或需要继续进行清理的文献进行了重点研究考述;而对那些学界研究已较为深透的文献,则不再论及.相反,对于那些学界不甚关注,又极具文献价值的文献;或者学界虽有所关注,但认识尚未清晰、讨论尚未充分的文献,该书则重点进行论析.如此一来,该书对杜诗文献学史的研究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虽不能做到面面俱到,但对于促进杜诗文献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仍有重要的开拓与参考意义.该书第五章是杜诗文献学史的个案研究,即使是个案研究,其中仍贯注了清晰的文献学史意识.著者敏锐地选取了杜诗学史上争议较大的几个疑难问题,通过环环紧扣的文献梳理,理清了杜诗学文献前后递嬗的脉络关系,从而较为圆满合理地解决了这些疑难问题.

二、文献辨伪中的诸多创获

通过细致人微的考辨对文献进行辨伪,厘清文献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及其原因,是本书的另一重要创获.在杜诗学史上,出现过许多伪书和伪注,如伪王注、伪苏注、伪托王状元的百家注、伪托虞集的《杜律演义》等,程千帆<杜诗伪书考》、洪业<杜诗引得序》中对此已多有论及.除了这些名声较著之伪书伪注外,明清以降还涌现出大量的杜诗评点本,这些评点本作者被张冠李戴、鱼目混珠的情况极为多见,然而学界对此类评点者混淆的现象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一直缺乏较为系统的梳理,尚存在不少错误认识.在<杜诗文献学史研究》一书中,著者便针对这一现象着力进行了考辨,力图通过不同文献中相似杜诗评语的厘定与区分,以期正本清源,确定杜诗评点的真正作者.该书中<郑善夫与王慎中杜诗评语的厘定与区分》《朱琦(杜诗精华)与邵长蘅杜诗评语的厘定与区分》《(朱竹坨先生杜诗评本)中朱彝尊与李因笃评语的厘定与区分》等节均重点对明清杜诗评点中的作者混淆问题进行了考辨.著者经过详细校核比对后指出,王慎中的杜诗评点基本上是将郑善夫的杜诗评语包裹其中的,所谓王慎中评是在郑善夫评杜的基础上丰富完善而成的,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情况却一直不为学界所洞悉.著作进一步指出,这是由于胡震亨《杜诗通》流传极罕,其中收录的郑善夫杜诗评语一直不易被学界见到,而王慎中杜诗评语却随着许自昌《集千家注杜工部集》、卢坤“五家评本”《杜工部集》的广泛流传而为人所熟知.故而该书对郑善夫、王慎中二人杜诗评语的厘定与区分,有正本清源的意义,对学界正确认识以郑善夫、王慎中二人为代表的明代驳杜论的发生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著者还指出,经与“诸名家评定本”和“五家评本”《杜工部集》逐一对勘后发现,《朱竹坨先生杜诗评本》中所谓的朱彝尊杜诗评语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实乃清初李因笃所评,另有少量评语系邵长蘅之评,而有学者以《朱竹坨先生杜诗评本》为文献依据,论析朱彝尊杜诗评本的学术价值和诗学理论,其结论实不能成立.这种细致的文献考辨,为判定《朱竹坨先生杜诗评本》为伪托之本奠定了基础,也为澄清目前学界对明清杜诗评点者的混乱认识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文献个案研究中的精微考证

该书还以杜甫《行次昭陵》《哀王孙》《示獠奴阿段》等诗为个案,从杜诗文献学的角度,对其中用典、注释等疑难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学术史考察.例如对《示獠奴阿段》“陶侃胡奴异”到底使用何典的问题,历代杜诗注家进行了长期争论,本书著者则通过逐次辨析赵次公、薛梦符、师古、吴曾、陈之壎、刘敬叔、陈廷敬、顾炎武等人的不同说法,对该句的注释史进行了详尽的总结与反思.在层层深入的论析中,逐步揭开隐藏在杜诗注释后面的深刻内涵,其所涉及的问题已经不仅限于杜诗注释史本身,甚至触及到了伪苏注在宋代文献中的辗转传播等复杂问题,这充分显示出杜诗文化学厚重的魅力.此外,著者又指出,历代注家对《哀王孙》“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二句的解释颇存疑问.这二句的原意其实是慨叹同罗部族叛唐从逆之短视与愚蠢,但是由于对历史真相的隔膜,历代注家多辗转沿袭宋人望文生义之说,以为“朔方健儿”是指哥舒翰领导的朔方军而未察其误.虽然清初金圣叹曾破除成说,另出新解,然未暇申论,其说一直隐而不彰.直到陈寅恪先生最终窥破玄机,对诗中“朔方健儿”的解读才终于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因此《哀王孙》“朔方健儿”的解读史,正好可以作为杜诗注释史上一个由误到正的标本.而陈寅恪先生《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中所使用的“以史证诗”研究方法以及对文本反复研读的细致精神,都特别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反思.从中可见,只有做到对史实深入细致的了解,最大限度地还原诗人当时的创作情境,才能真正做到正确地解读诗歌的本意,而不是望文生义地随意附会或肆意歪曲.这些论析都既深刻又精警,颇能切中历代注杜之流弊.再如《(行次昭陵)“铁马汗常趋”用典考》对杜诗“铁马汗常趋”句的用典及注释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对钱谦益等注家的误说也分别加以驳正.本书通过详细考辨后指出,“铁马汗常趋”的典故出处应是《隋书·李景传》和《隋书·五行志》中井龙幻化为铁马甲士之事,这个出处无疑比《安禄山事迹》和《南史·萧猷传》的相关事迹更为合理和贴切,此论不仅澄清了旧注之误,而且从学术史的宏大视角,通过严谨细腻的考证,颠覆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对于解决杜诗学史上某些疑难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总之,王新芳、孙微《杜诗文献学史研究》一书不仅初步勾勒了杜诗学史的发展历程,而且能够以缜密细致的文献学方法对许多杜诗学文献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辨,通过贯通杜诗文献学史的宏大视角关注杜诗学史上某些疑难问题,并为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取得了许多创新和突破.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将深化学界对杜诗学史的认识,从而促进和推动当代杜诗学的深入发展.

责任编辑 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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