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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三制原则在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与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将人民政府与剥削政府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还关系着党和政府是否能够带领广大群众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关乎党的事业的成败.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对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扩大党的影响,带领根据地军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巨大的保证和推动作用,而所采用的“三三制”原则则对陕甘宁边区取得廉政建设成果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词：“三三制”原则；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65-02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可以说是中国新主义国家的雏形,它所实行的“三三制”原则是为适应当时的抗战形势而建立的一种新型政权形式.学术界对“三三制”原则和政权形式的研究都已经比较系统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研究也比较多,但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三三制”原则在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中的作用的学术成果还比较少,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认识,对“三三制”原则在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中的作用,提出一些拙见.

抗战期间,为了在领导的敌后政权中切实地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更广大的力量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提出了“三三制”原则,达到了团结各抗日阶层、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的目的,最终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重要的是,提出并执行“三三制”原则,不仅发扬了之风,避免了“把持包办”,吸引了各党派人士和广大群众参政议政并监督政府工作,还对边区政府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三三制”原则的贯彻,为抗日政权的廉政建设打下了政治基础

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中的最基本部分.而将“三三制”原则与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则为建立清正廉洁的政权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在“三三制”原则下,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团体都有参政的机会,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充分体现性原则提供了保障,通常来讲,是建立廉洁政府的必要前提.

1940年3月6日,为起草了重要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并在其中首次提出了“三三制”原则.同年3月22日,其又代表在党的高级会议上重申了“三三制”原则,指出“在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742这是政权人员的分配,在谈及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时强调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而不是哪派的.具体来说就是采取决定的“三三制”.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新的抗日政权时,应该采取党所决定的‘三三制’,并说明参与政权的条件是抗日时不投降不反共“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1]760后又在《论政策》中强调“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提出和逐步完善“三三制”原则的过程表明了党重视建立“三三制”政权,更表明了建立廉洁政府的决心.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陕甘宁边区局依据关于“三三制”的指示,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强调愿意和各党各派、一切群众团体联合,提出员只占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由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占据的候选名单,使得他们能参与参议会和政府工作.让党外人士到政府任职,这对于边区政府人员廉洁勤政也起到了监督作用,也使边区政权决策的性、科学性大大加强,以及边区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效率得到提高.此外,人民群众可以提出意见罢免那些不称职的干部,并提出措施避免被罢免干部压制、报复群众,免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由此可见,“三三制”原则施行以后,对干部的监督力度大大加强,使广大干部不敢“任意妄为”.

“三三制”是符合抗日民族利益与要求的政权形式,陕甘宁边区积极推行“三三制”,使得这种新主义政权从人民中间生长出来,敦促各级领导人和干部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正是由于在政权的产生和组成中摒弃了以权谋私、腐败贿选等种种弊病,才产生了真正为群众谋利益的政权机关.

二、“三三制”原则的施行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奠定了边区廉政建设的群众基础

首先,在“三三制”原则下,凡事都不遗余力地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的支持后才付诸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使党的领导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和拥护,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建设也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与认可.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党外人士李鼎铭曾说过：“方面限制自己的候选人,而且反转来替各党派,无党派提出候选人,替各阶层提出候选人,为他们竞选,外头哪得有这种情形？”[2]后又发表感言：“认真实行三三制,我是无党无派的人,但被选为副议长了……我们将来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但是今天我们先要大家团结像一家人来进行抗战建国事业.”[3]“三三制”开始贯彻后,原来反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甚至地主也称赞边区章程越来越好.

其次,“三三制”原则,主要在县级以上的政权中得以体现,让中间分子在县级政府机关中占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一点的比例,对争取当地和全国的中间势力有显著效果.在这方面,1941年的选举和1943年的部分改选成效显著.但“非党进步分子所占位置太少,影响政府机关同非党群众的联系.”[3]因此,应解决非党进步分子的位置问题,“非党进步分子进入县一级的‘三三制’政权,大都通过三种形式：一部分是经过人民自动选举,因为他们平日为人公正,有好影响；另一部分由党组织指名保证选出；还有一部分则为上级所聘请.”[1]742党在第二种形式上确保非党进步分子在政权中接近三分之一,解决非党进步分子的位置问题.人民选举出符合自己心意的人参政议政,参与边区政务管理,边区事务交给大家议论、大家决定,使得精神在“三三制”原则下得到进一步发扬,进一步密切了边区党群干群关系,极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的进程.

再次,优秀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在参议会大会和政府委员会开会时,可以参与讨论政权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这样可以使领导与群众间的意见适当地结合起来,而且各方面工作的经验有必要进行交流,使党内、外的政见有更好沟通.以上的做法完善了“三三制”的形式,充实了其内容,最终达到使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得到更好发挥的目的.

三、“三三制”原则体现了党外人士对的约束与监督,是廉政建设的重要保障

在“三三制”原则下,一方面为保持领导地位,必须时刻保持和提高党员的高素质与先进性；另一方面非党进步分子在政权中有职有权,他们积极地利用自己手上的职权,发挥对的约束与监督作用.

首先,在“三三制”原则下员在政权中只占三分之一,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制度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在政权中一直处于领导地位.指出,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的前提是,“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1]742因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742为确保党在“三三制”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必须选用真正有能力而且经得起监督检验的员,参与边区政府事务.“三三制”原则下对员的素质要求更高,在这种自我约束机制下,政府官员无论是来自党内还是党外,政治素质要求都大大提高了,高素质的官员管理的政府必定是更加清廉与高效的.

其次,在“三三制”原则下,除了三分之一的党员,其余三分之二是非党内人士,他们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建设的作用也是巨大的.1944年3月25日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林伯渠报告并指出“‘三三制’原则是党争取各抗日阶级共同合作,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具体形式.因此,党外人员参加政权,不是走过场,也不是停留在形式上,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有职有权还是解决党外人士的主客界限与观望态度的关键.占三分之二的党外人士有职有权,他们既尽职尽责的认真监督边区政府官员的行为,又大胆提出廉政建设的方案.如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李鼎铭等11人,联名向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随后,先是在陕甘宁边区,继而在各个敌后根据地,普遍开展了精兵简政运动.这一运动,和廉政制度建设直接相关.党外人士如若无职无权,这种局面将无法形成.

再次,为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后再去执行.另外要尽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就认为一切都要照我们的决定去做,最后应该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1]743实践证明,“三三制”原则实行后,并没有因政权中党员人数的减少而地位被削弱,却因员在质量上的优势以及模范带头作用,使党的正确政策得以全面的贯彻,实现了党的更加有效的领导.

综上诉述,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原则,为抗日政权的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对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对的约束与监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成功的典范,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廉政建设方面也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在如今的政权建设实践中,借鉴“三三制“原则”提出并认真落实了在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安排党外人士的政策,加大在政府工作部门和司法机关安排党外干部的力度.而这一政策的贯彻落实,对当今的廉政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如党外人士参政议政能够对党的干部在领导工作中起到监督作用,也能在决策过程中全面深刻地考虑相关问题；党外人士的活跃度增加能够激起党的干部的危机意识,使其时刻自省,避免做出不适宜的行动等.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刘继增,毛磊.中国领导工作史稿[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56.

[3]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八辑）[M].档案出版社,198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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