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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香蕉的距离
我从来都不是个学霸,学习对我而言太过吃力.
1980 年9 月,我上小学一年级,距离满五周岁还有两个月.周围的同学都比我年长,最小的也要大我一岁,有些人甚至要大我三四岁.当时,我每天努力不让自己尿在身上就已经精疲力竭了,何谈学习和竞争！
入学测试倒是很顺利,因为我识字,而且不少.但上学第一天是学拼音,我认识的那些字全无用武之地.到今天我都还记得,第一天的课程是学习六个韵母：a、o、e、i、u、ü,学完了中午放学之前要随堂测验,证明自己能够背下来.
那是在1980 年,在我之前的日常生活中根本就没有拼音这种东西存在.我母亲当时查字典,不用拼音而是用四角号码；我父亲不是汉族人,对汉字发音完全没有信心,他是用偏旁部首.我只是一个四岁多的小朋友,面对天书一样的六个拼音符号,单是记住它们的发音就用掉了整整一个上午,还想我用笔把它们给画出来？凭什么u 的脑袋上多了两个点,发音就变了？
为什么就它一个加点,别的都不加？究竟还有没有规矩？
随堂测试不及格,一个“笨”字徐徐落在我脑门上.
现在,小朋友的教材,每个字母都配了图.为了帮助他们记忆,字母e旁还费心费力地画着一只鹅,把鹅的身体盘成e 状,脖颈朝身体背转过去一圈再伸向前去.我那时的教材上什么都没有,翻过《春天来了》的那一页,后面就是六个又粗又黑又硬的字母,让你直接开始背.
我上的是部队子弟小学.由于是军事基地,不对外开放,许多随军家属需要在基地里找工作.没有文化的就去做体力工作,有点文化的就编入小学,成为教师.我的班主任董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一个短发圆脸的中年北方女人,脸上有两道浓眉,眉下目光如刀,颧骨一左一右两团红晕,看起来就像是个白皮肤的藏族牧羊女.很久之后回想,她应该是河北或山东一带的人,来到云南日久,于是脸上有了高原红.
董老师阴沉,不喜欢说话,每次从门口走进教室,庞大的身躯飞速移过来,前面几排座位就会立即陷入她的阴影之中.她教育我们的方式主要靠工具,也就是教鞭.到了这几年,教鞭的主要用途才改为在黑板上指点.
但在当年,教鞭都是用来鞭笞学生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根成人一肘长的竹枝,小拇指粗细.因为长期攥在手里,也因为不断抽打在学生满是冷汗的背脊上,它变成了金,甚至有些晶莹的意思.按照现在的话来说,那是一根打到有“包浆”的竹教鞭.
那根教鞭无声无息地挑起,董老师猛地一抖手腕,竹梢撕裂空气,发出令人窒息的“咻咻”声.有时候阳光从窗外侧着照进来,能看见董老师手里挥舞出了一个金的扇形,扇形的边缘落在某个倒霉蛋的白衬衣上,就会猛然停止, 重新恢复成一根竹子.但与此同时,白衬衣上会出现一条鞭痕,两边的布料因为空气急速向外流动而形成两道隆起.如果离得足够近,还可以在阳光里看到无数细小的皮屑和灰尘在疯狂飞舞.
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想要不尿在自己裤子上,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你不明白一件事：从第一天上学开始,董老师就不喜欢我.
对于一个四岁多的孩子而言,班主任老师喜欢什么学生、不喜欢什么学生,是一望便知的事情.这一点不因为年岁小就有什么不同,反而由于幼小的缘故,对于人情冷暖的感知会更加强烈.即便一株小草,也对自己周围的环境变化非常敏感,因为它没有太多与之对抗的能力,它想要全力活下去.
事情如果按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也许我早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上学太早,跟不上进度；老师严苛,对我有偏见.这些都是很好的自我开脱的理由.曾经我的一位朋友就以小时候打针打坏了脑子作为理由,过上了几十年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一切失败,一切放弃,一切不如意,都是因为那一针,而自己所得到的任何一丁点东西,都是和那一针抗争的伟大成果.
第二年的某一天,记得是个什么节日,有人送了父亲一袋香蕉.那时候,我们有许多水果罐头可以吃,但是新鲜水果除了小苹果就只有火把梨.想要改换口味的话,就只能走进山里自己去找覆盆子和各种浆果.香蕉是个稀罕物,每次得到一点点,要用塑料袋封起来,放入电石催熟.那次是整整一袋,而且已经完全成熟,金黄灿烂的,格外诱人.
父亲在晚饭后带上眼巴巴的我,径直穿过门口的碎石场,爬到对面半山腰上的一间孤零零的小砖屋.敲开门,出来的人和我打了个照面,我突然觉得呼吸困难———“董老师好！”然后我就什么都听不清楚了,只记得父亲站在门口,和董老师聊了好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董老师脸上有笑容,她收下香蕉,还走到我近前,伸手摸了摸我的头,称赞我是个“聪明孩子”.
从此,我在学校的生活就改变了.过去,我在董老师的视野之外,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现在,董老师愿意在我身上多花一点时间,碰到难题愿意多讲解两句.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的任何一点进步都能在她那里获得肯定.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我的学习成绩慢慢跟了上来,并且一点点赶到了前面.虽然教材和过去一样难懂,我依然需要背诵许多难以记忆的内容,要理解竖式、借位、进位这些莫名其妙的概念,依然要花费比同学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最终我能和他们做得一样好.因为在学校里,在董老师那里,我总能获得支持和鼓励.
小学二年级,我是班上第二名,三好学生,并且被任命为班长.整个二年级,我脑门上只挨过董老师一记教鞭.
一直到大学之前,我都在和比我年纪更大、体力更强、发育更早的孩子竞争.稍微不注意,就会被几十人轻松超越.那种感觉就像是被扔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周围深绿色的一片.水线压过胸口,让人呼吸艰难、肺泡燃烧,需要拼尽全力不断踩水,才能让上半身浮出水面,拥有片刻轻松,然后再次落入水中,继续踩水.但好在我有小学时候的经验,对自己有一种天真的自信,相信自己无论如何都能找到方法,慢慢赶超过去.无非是慢一点,无非是后来没有人再会轻易给予赞扬和鼓励.
这样的我,和另外一种可能的我之间,只有一袋香蕉的距离.
在许多年里,每次回想起这袋香蕉,我都会面皮发烧.觉得如果不是它的缘故,我不可能从董老师那里得到那么多的关照,也不可能得到那么多的肯定和鼓励.总之,我在小学得到的胜利不是那么的纯粹,不完全是因为自己努力的结果.进一步想一想,这也就是说,我的命运操控在别人手里,并非我自己所能决定.其荒谬之处在于,在命运的天平上,居然是一袋香蕉起到了作用.
作为这件温情往事的注脚,我觉得有必要提一提在我们离开董老师家的时候,父亲对董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老师,你的这个教鞭啊,最好把竹子放在水桶里泡一星期,拿出来之后阴干,这样打起来更疼,还不容易断.”
（肖红摘自《读者·校园版》2018 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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