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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文化对外传播

李力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化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谁掌握了文化的制高点,谁的“软实力”突出,谁就会掌握较多的国际话语权.然而,在战争以来的百余年中,外来文化对本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本国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排除经济、军事等其他因素,今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失语现象仍然屡屡发生.我们坐拥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大餐”,却往往甘愿去追逐欧美乃至韩日浅薄的文化“快餐”.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与契机.做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景对接起来,发挥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建设世界文化强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故事”是跨国界的宣言

“一带一路”的文化对外传播中,要把中国文化说清楚很容易,打造文化宣传阵地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让沿线国家人民接受和理解并不容易.文化的对外传播涉及的关键问题在于从“我”和“他”的角度整合“传者”和“受者”,即激发一种心理层面的共同想象.换言之,作为具有流动属性的文化,它可以被接受;但同时具有抽象属性的文化就需要“传者”将其设计成“受者”可以理解的一面.否则,就很容易产生“文化折扣”.

“文化折扣”的疗法就是“文化适应”,相传白居易在作诗时,力求“老妪能解”,让作品与听众形成一种有效互动.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注重传播语言的设计,在新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能带来什么,甚至不知道马克思是哪国人.针对这个问题,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有“中国的特点”,具体表现在要“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并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总书记也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性和意义.他在2015年访问非洲的津巴布韦时,就讲了“非爱不可”(Love of Africa)的妈妈团体和“程爸爸”(Father Cheng)的故事,深受当地民众欢迎.

我国有很多擅长讲故事的人.莫言在瑞典出席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演讲时,他将自己定位于一位“讲故事的人”.莫言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这也是莫言获得西方社会广泛认知,继而成为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重要原因.中国大陆漫画家本杰明在采访中也说:“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个讲故事的人,当我画一张插画,虽然它只是一张图,但很多读者跟我讲,这个画让他想起某个时间,想到某些人,这都是故事.”

在“一带一路”的文化对外传播中,华人华侨和跨国公司是讲故事的主体与民间外交使者,应成为我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宣传者、参与者,以及国际形象的建构者和维护者.

当前,已经有诸多的华人华侨以及国人分别以语言和行动讲述了中国的故事.当代大儒、美籍华人杜维明从20世纪90年始,奔走世界100多个国家,向纷争不已的世界讲述着儒家崇尚和谐的处世哲学与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陈氏太极拳第19代传人陈小旺在1990年毅然走出国门,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由其担任会长的世界陈小旺太极拳总会,已经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8个分会,海外弟子达30万之众.他以太极拳为载体讲述着中国太极文化的故事.

跨国公司也是讲故事的重要载体.这不仅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需要,也是形成企业共同价值观的需求.如果企业将跨国经营活动与中华文化进行“捆绑”,“把生活、消费、工作等活动统统与文化结合在一起,使文化走出‘阳春白雪’‘自我束之高阁’的尴尬局面”①,不仅能够有效消除组织内的文化冲突,降低企业管理运营的成本,更有利于创造出中国文化的“生活世界”.

二、让海外的老年人知道中国的现状,让沿线的年轻人懂得中国的历史

根据2014年的估算,华人华侨总数已达6000多万,分布于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华人华侨占了全球总数的近70%.他们的先辈大多是在明清和民国之际远离家乡,在异域生根发芽,并将中国文化落地生根,带到了沿线国家的人民中去.今天,他们及其后代子孙在促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方面,仍有独特的渠道和途径,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然而,在2016年厦门市集美区举办的“首届嘉庚论坛”上,有学者指出:“当前海外华人已经出现了文化上的断层,上年纪的华人不了解中国的现状,年轻人则不了解中国的历史.”

当我们回顾抗日战争那段英勇悲壮的历史时,我们发现,海外侨胞,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老幼贫富,他们以毁家纾难的爱国情怀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与祖国人民共赴国难,以血肉之躯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钢铁长城.据统计,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这四年半时间中,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一人就捐款约15亿元,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他主张“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不遗财产给子孙”.在军事上,又有成千上万华侨青年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血,抛家舍业、历尽艰辛,毅然回国参军参战,仅东南亚回国抗战的粤籍华侨就有四万余人.

然而不可讳言的是,由于海外新闻媒体在中国问题上的负面消息的一致性,至今许多海外的老年华人还认为中国现在是专制的、的,甚至是愚昧的、落后的;而在海外长大的年轻人,同样受当地教育和媒体的影响,许多人对“家国”“故土”和“文化之根”的认同渐趋多元化,如“一带一路”中唯一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新加坡,只有27.5%的大学生具有强烈的中华根意识.②

前些年香港爆发的“占领中环”运动,以及台湾的“太阳花”运动等,这些活动都有不少的学生群体加入其中,而且非常精英化,基本都是名校的学生.尽管这些活动发生的原因包括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但海外年轻一代的文化“DNA”变异问题,不得不令我们敲响警钟.

百余年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在后来的数十年中,海外先后有陈子谷、沈尔七、李林、廖谭清这一批批拥有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的年轻人,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的诞生与中华民族的崛起.

历史的接力棒已经逐渐传递到新一代的年轻人手中.中国未来的国际话语权有多少,就在于今天我们让海外的年轻人知道多少;未来中华民族的海外“嗓门”有多大,就在于今天中华文化对海外年轻人传播力度有多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年轻人的作用,不容忽视.

2016年8月,教育部印发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其中提出,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未来五年建成十个海外科教基地,每年资助一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未来三年,每年面向沿线国家公派留学生2500人.回顾历史,百余年前积贫积弱的中国向海外派出留学生,迈出了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步.今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派遣出的留学生应该成为“世界看中国”的重要渠道,努力成为中国文化理念对外传播的“扬音器”,努力做到让海外的老年人知道中国的现状,让海外的年轻人懂得中国的历史.

三、文化产品“走出去”也需要“供给侧改革”

“一带一路”既是经济的输出,又是文化的输出,而经济与文化的结合体就是文化产业了.当前,中国的经济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同样文化产业与文化产品也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在经济领域,以消费品为例.一方面,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中国制造”的廉价和低端已经满足不了中国消费者对于品质的要求;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国外、海淘流行,进口消费品猛增.③

在文化产业,这种“供需错位”的现象同样表现的十分明显.美国的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甚至韩剧在国内大行其道,市场份额与收视率远远大于国内同类文化产品,但中国的古装剧、武侠剧等在欧美几乎没有收视率.而曾经有着辉煌过去的陶瓷工艺、玉器雕刻以及文房四宝等传统文化产业,在今天“走出去”同样步履维艰,甚至“水土不服”.似乎有这样一个现象,越是民族特色含量多的本国产品,在“走出去”时越可能遭遇水土不服.

事实上,对内文化保护与对外文化传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对内文化保护需要在传承中保留“原生态”,对外文化传播则需要与当地国家、民族的文化相适应的“进化论”.《文化建设蓝皮书: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15~2016)》中指出,由于对外文化交流在传播过程中未注意到传播地区的特殊文化接受习惯……导致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复兴抱有偏见,对中国文化存在误解.

“只有那些能抵抗我们依据概念来理解事物的习惯的事物,才容易成为审美对象.”④以美国为例,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什么传统文化资源,但他们的文化产业精英们却善于另辟蹊径,从其他民族的历史中寻找创作灵感.他们以“中国元素+美国价值观”,即“熊猫、功夫+个人英雄主义”创造出的影片《功夫熊猫》,使中国人看到了不同寻常的“熟悉面”.正如学者所说,“于是天天遇见的、素以为平淡无奇的东西,例如墙角伸出来的一枝花,或是林间的一片阴影,便陡然现出奇姿异彩,使我们惊讶它的美妙.”⑤事实上,中国的文化产品输出有成功的案例,比如香港功夫片,已经成为外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符号.

从文化产业来看,优秀的产品能把产业带出去,产品的内容能把文化带出去,这样化与硬产业就可以“结伴”走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对产品的认识是第一步,然后是对产品内容,以及产品背后的价值观认同.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曾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的重要理论.实际上,当前我们的文化产品不是在海外没有需求,而是我们的供给没有与需求达到平衡点.“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与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广泛的文化交流,在接受甚至吸收中国的文化产品上更为容易.“一带一路”的建设也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提供了崭新的契机和丰富的题材.这就要求我们力补“文化短板”,不断在创新中改善文化产品的供给,即在“求同存异”理念指导下,鼓励文化企业积极研究“可分享的价值”和“精致生产”,最大限度发挥“工匠精神”,通过发起“品质革命”引导境外消费,让“中国创造”照亮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道路.

四、“走出去”要通过“文化机器”而不是“国家机器”

在过去的数年中,我们曾经通过国家的力量大力推动文化“走出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谭利华曾说,“我们去很多地方,发现我们拿出去的一些文化艺术实际上是在自娱自乐,是花大钱、烧大钱,最后还是被人瞧不起,被人笑话.国外世界级的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团队,不但可以让文化艺术得到很好的传播,也能保证艺术家得到相应的出场费用,中国文化艺术要‘走出去’,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自娱自乐.”近年来关于中国演出扎堆金色大厅的批评声不断,有人甚至说维也纳金色大厅已经被中国人改造成了“金钱大厅”.⑥

文化团体的全面“走出去”是国家实力的重要表现,但最怕的是“走出去”成了政府掏钱的集体旅游,也成为西方人眼中的“文化笑话”.中国在为外国创造外汇的同时,还被别人鄙视.“现在的问题正在于,许多文化‘走出去’不是由于市场力量,而是自己国家掏钱赚吆喝,甚至连吆喝都赚不到.”这就是“国家机器”主导下的文化“走出去”的负面效应.

“一个只供音乐爱好者和音乐家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有偿活动场所,却被一些爱慕虚荣的国人包装、渲染、炒作成‘世界音乐圣殿’,何也?有些个人纯粹是为圆梦,一些门却是为捞取文化政绩,把自己管辖的文艺团体带到金色大厅表演,自己也可以出去玩一圈.还有一些企业‘扯虎皮作大旗’,想借投资金色大厅演出之机,搭一搭海外宣传品牌的顺风车.”⑦虚假的文化“走出去”会对真正的文化精品“走出去”形成阻碍,甚至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在“一带一路”的文化对外传播中,花大钱、烧大钱要不得,虚假更是要不得.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是凭借数百年来华人华侨铺就的文化道路,更是今天中华民族真正崛起的标志.中国文化“走出去”应该通过“文化机器”,即以民间文化团体为主干力量,凭借真材实料去赢得他国人民的喜爱,绝不可再走花钱买吆喝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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