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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二胡王：一把二胡一百万
一把二胡诞生有100多道工序
在一般人的印象之中,寻斫琴家,刚进巷口就能听到太古雅音；探铸剑师,还未进门就感到肃杀剑气.但到王国兴的工作室,最先不是听到那凄婉的二胡声,而是看到他挂在工作室外的蟒蛇皮,那水桶粗细的蟒蛇皮就那么晾晒在那里,足以吓退不少人.
身材魁梧的王国兴不善言谈,可说到二胡这种乐器却头头是道.这种诞生于唐朝的乐器,已有1 000多年的历史,曾有过“奚琴”、“嵇琴”、“胡琴”等许多名字,本来一直是民间不起眼的乐器,直到“二胡三杰”——华彦钩（阿炳）、刘天华、吕天成出现后,二胡才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一种广受喜爱的乐器.
一把好的二胡的诞生,从选料、加工、装配到调音,共有1 00多道工序,每一道都不能马虎,在琴筒、琴杆、琴皮、弦轴、琴弦、弓杆等部件的制作中,琴筒的制作最为重要,而王国兴之所以能名震二胡界,琴筒制作上的“制膛”和“蒙皮”手艺是其压箱底手段.
制膛就是用木板拼制琴筒的过程.二胡琴筒一般由6块琴板拼制而成.是一个正六边形的短筒,一般人做二胡,多将材板切割成差不多大小的6块了事,而王同兴却有着严格的要求.
他制膛时,会用锉刀将每块材板精确地打磨成长1 31毫米、厚9毫米、前口外边宽度为51 9毫米、后口外边宽46 2毫米的板子,不能差一分一毫,然后再将两边刨成60度的倾斜角,在案板上组合得严丝合缝,看起来就像是把一段木头掏空而成,完全看不出拼接的痕迹.
所谓蒙皮,就是把蟒皮蒙在琴筒上的过程,这对于二胡制作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工艺,因为演奏二胡时,要靠蟒皮的震动来传导声音.因而,蟒皮的厚薄、松紧,都对二胡的音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蒙皮没有具体量化的指标,完全得依靠蒙皮人的听觉和手感.王国兴说：“这个做得好,二胡就成了一半,如果用强‘拉郎配’,那回头二胡拉出的声音会让你听了想哭！”
尽管做了30多年的二胡,早就熟门熟路,但王国兴每次蒙皮时都不敢信手拈来,还必须找灵感、寻状态,然后决定将哪张蟒皮跟哪个琴筒搭配.
他把一张张制成烧饼状的蟒皮送往打孔机时,手脚麻利得令人赞叹,每次打孔针提起的瞬间,他都会灵巧地将琴筒转动60度——因为蟒皮蒙在琴筒上,全由打在蟒皮上的6个小孔来固定,对于转动的时机和范嗣的把握,没有几十年的功力是无法做到完美的.
待蟒皮在琴筒上固定后,在琴筒内壁塞进一个小木桩,然后用绳子把蟒皮缠在木桩上拴紧,这样就算大功告成了.每当这时,王国兴总是会下意识地闻一闻双手,手上传来的淡淡腥味才令他确定确实完工了.
父传子学,两个“中国二胡王”
谈到自己在中国二胡界,“南王”的名号,王国兴称这个名号并不属于他,而应该属于他的父亲王瑞泉——中国二胡界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改善了六角二胡琴筒的尺寸,改革了椭圆琴杆,并发明了“油煎码”（注：用蜡油和松香烧沸,煎熬桅木琴码的方法）,使得二胡发音更为灵敏、集中而无噪音.
王国兴走上二胡制作的道路,和他的父亲王瑞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上世纪70年代,王国兴的父亲王瑞泉由于二胡制作技艺突出,被召进苏州民族乐器厂成了“顶梁柱”,按照当时厂里的规定,每名工艺师可以带一名子女进厂,刚初中毕业的王国兴就这样被父亲领进了厂里,成为一名学徒,跟随父亲学习制作二胡.
起初,年少的王国兴对这份职业并不热衷,作为父亲的小儿子,他平时在家里很受宠,但进厂之后,父亲却完全把他当做普通学徒一样,非常严格,稍有错误就会严厉地批评他,有时还会动手抄家伙打他,这一度令他非常不解和委屈,对于学制二胡也一心懒散.后来,他看到父亲不论走到哪里,都被人客气地尊称为“大师”时,才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对他那么严格,遂下定决心,将父亲作为追赶的对象.
为了学好二胡制作技艺,王国兴在那些年里可谓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经常整天待在厂里学习,打磨木板时磨得手上都起了血泡,血泡破了还坚持不懈.也许是天生的悟性,再加上后天的努力,这样学了两三年之后,王国兴便能独立制作二胡了,他也开始和父亲一样,在同一个厂房内制作二胡.
如今,父亲王瑞泉已经是90多岁的老人,早已不制作二胡了,王国兴不但全盘接下了父亲的技艺,更继承了他的名号——“中国二胡王”.尽管有着这样的名声,但王国兴却依旧十分谦虚：“父亲制的二胡,获得过二胡界唯一的‘国家银质奖’,我都制二胡30多年了,还没人给我颁这个奖,那就说明我制作的二胡还没做到位,那就还需要继续努力哕！”
制琴绝技后继者寥寥
1995年,因为种种原因,王国兴离开了苏州民族乐器厂,打算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二胡制作和销售的生意,恰逢一家纽扣厂因为不景气倒闭,王国兴和几个朋友一合计,就在倒闭的纽扣厂里开了一家名为“国兴乐器”的工作室.
靠着家传的手艺,王国兴确实闯出了名堂.1998年,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的高徒赵剑华在新加坡演出,一曲二胡让狮城如痴如醉,这把二胡旋即被新加坡总理的夫人相中,以1 00万高价买走,镌刻在琴筒上的“王国兴制”一下子轰动了国际.此后,王国兴制作的二胡成了专业二胡演奏家的“御用”二胡.
在这些二胡里面,以老红木制作的二胡最为珍贵,因为老红木是制作二胡的上乘材料,做出来的二胡声音最动听.王国兴用来做二胡的老红木,多半都是他从外面收来的百年以上的红木家具,如今这样的家具大多成了文物,已经很难买到,即便有,也高得离谱,买来做二胡成本巨大.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王国兴如今的技艺后继乏人.工作室里的师傅虽然多,但能掌握“制膛”和“蒙皮”技巧的根本没有,只有他的侄子还算基本掌握.
王国兴的父亲王瑞泉在王国兴这个年纪,已经有了王国兴和任建一两个徒弟,而王国兴却只有自己的侄子一个.和自己的父亲一样,王国兴在技术传授上从不保守,但做一把好二胡并不是拿锉刀磨几下就能行的,不仅需要后天努力,还需要灵性和天赋,有些人,他教了七八年都学不会.
王国兴还有个振兴国乐、弘扬二胡的梦想,只可惜这个梦想现在似乎还很遥远.他单凭耳朵和手感,就能做得出二胡中的精品,但很意外的是,他根本不会拉二胡.不过,他现在也看开了：“对于琴师来说,用最多的心血把最好的材料组合成二胡,琴师的工作就完成了,至于二胡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那就是演奏家要考虑的了……”
（摘自《环球人文地理》）
三年琴五年萧,一把二胡拉断腰
二胡最早发源于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奚人,因而得名“奚琴”.欧阳修《试院闻奚琴作》诗云：“奚琴本自男人乐,男人弹之双泪落.”早期奚琴为弹拔乐器,后来才出现擦弦乐器.宋朝学者陈呖在《乐书》中记载“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
唐代诗人岑参所载“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的诗句,说明胡琴在唐代已开始流传,而且是中西方拉弦乐器和弹拨乐器的总称.
到了宋代,又将胡琴取名为“嵇琴”.宋末学者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这样记载：嵇琴本嵇康所制,故名“嵇琴”.按照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记载：“马尾胡琴随汉东,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去中雁,归雁如今不寄出.”说明在北宋时,已有了马尾的胡琴.
元朝,胡琴的制作日臻完善.到了明朝的时候,胡琴加上了围定弦长的千斤,几乎与今天的二胡大体相似了,在明末后期拉弦乐器的崛起,二胡已经成为各种演出中的主奏乐器,但是在传统乐器中,二胡仍旧登不上大雅之堂,因为没有独奏的曲子,所以只配作为主要的伴奏乐器.
20世纪的时候,民族乐器家刘天华致力于二胡的研究和改造,吸收了部分西洋小提琴的曲调,编写了最早的二胡教材和练习曲,开创了二胡艺术的新纪元,二胡从此也有了独奏的曲目,正式登入大雅之堂,魅力也越来越大.刘天华是清末秀才刘宝珊之子,与诗人刘半农、音乐家刘北茂是兄弟,自幼受到家乡丰富的民间音乐熏陶.1912年随兄刘半农去上海,工作于开明剧社,业余加入万国音乐队,并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开始接触西洋作曲理论.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32年因猩红热病逝于北京,年仅37岁.
二胡是当之无愧的民乐之王,因为弦乐是最难掌握的,音准和音色极难把控,所以也说二胡易学但很难学精,真想学好的话,没个几年甚至几十年,很难窥其精髓,相比较而言,学琴的和学吹箫的话,每个键都有固定的音高,不必担心音准问题,三五年也就差不多了,因此也就有了“三年琴五年萧,一把二胡拉断腰”的说法了.
（摘自《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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