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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韩愈《师说》的三个英译本为例谈语料库的译者风格

甘 媚

内容摘 要:本文采取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通过自建小型语料库,对韩愈的《师说》三个英译本的翻译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包括词汇层面与语篇连接层面来考察译者风格.运用语料库检索分析软件WordSmith,将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就三个英译本的类符/形符比、词长、词性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三个译本都有其特殊的风格:杨宪益译本词汇丰富,句式精炼符合汉语源语意合的语言特征;罗经国译本平均句长较长,句式复杂,更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和篇章习惯;刘师舜译本语体较正式,阅读较难懂,平均句长接近原文.

关键词:语料库 《师说》英译本 译者风格

1.引言

所谓译者风格,就是指译者语言应用或语言表达的偏好,或是在译文中反复出现的语言表达方式.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促使译者风格(translator’s style)的独创性得以形成.在实施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会因此逐渐形成有别于他人的风格.有关译者采取归化(domestication)的翻译手法以及Hermans提出的“译者的声音(Translator’s voice)”都是关于译者风格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特点是多以定性研究为主,主观分析较多,缺乏客观的量化数据支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料库使用逐渐兴起,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将语料库研究与翻译学研究结合起来,王克非和黄立波把语料库翻译学定义为“在研究方法上以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为指导,以概率和统计为手段,以双语真实语料为对象,对翻译进行历时或共时的研究”.Mona Baker在2000年发表了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一文,提出译者风格“如同人的指纹一样,是语言和非语言的个性特征”.她还指出,译者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控制原文信息,让译文更利于读者阅读,这可以通过语料库进行原文与译文的统计分析对比看出来.这种译者风格研究是要“抓住选择模式而非个例”.由此可以看出,借助语料库辅助工具来研究翻译作品风格是一种新的手段和方法.

2.语料库的建立

本研究选用了唐代诗人、思想家韩愈《师说》的原文和三个英译本为语料.译本分别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罗经国以及刘师舜的译本.为了对三个文本的词性进行研究,本研究利用词性赋码器Treetagger3对三个文本进行了词性标注.此外,本文运用语料库检索分析工具WordSmith 7.0对语料进行统计比较分析.词汇层面主要关注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词长、词性等比较;语篇层面则主要关注连接词比较,就三个译本和原文之间以及三个译本之间的异同进行了分析,总结得出《师说》三个英译本各自的风格特征.

3.研究过程及分析

3.1词汇层面

3.1.1类符/形符比(TTR)

译者的文体特征首先通过译者对词汇的使用情况体现出来,也就是其词语变化度.这可以通过类符/形符比(TTR)来表现.类符(type)是指语料中不同的词,形符(token)是指语料的总词数.TTR值则是类符与形符的比值.TTR值越低,意味着译者所使用的词汇量较小,词汇变化小;而TTR值越大,说明译者所使用的词汇量较大,词汇丰富,变化大.比值的差距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不同译者的用词习惯和翻译风格.本文利用WordSmith7.0对三个译本的TTR值进行了统计.

统计得出,原文《师说》形符为569,类符为53,TTR值为9.31;杨宪益译文形符为500,类符为215,TTR为43;罗经国译文形符为620,类符为245,TTR为39.52,;刘师舜译文形符为605,类符为233,TTR值为38.51.对比TTR值可见,三个译本的TTR值相差都不大,而TTR值最高的杨译本(为43)总形符数最低,说明其词汇使用上较简洁,词汇量更丰富且多变.此外,我们发现,这三个译本与原文本的TTR值都相差甚远,原文的TTR值仅为9.31.不少研究都把译本的TTR值与原文的TTR值进行对比,认为与原文越接近越为佳作.但《师说》作为一篇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篇书面语文章,有着语言简洁、凝练的特征.相对于白话文和现代文,文言文句子简短而意蕴深厚.一个字或词就可以蕴含多种意义,所以,《师说》的类符使用是很少的,但表达了意蕴深远的含义.由于语体不同,不同时代表达方式的不同,三个译本与原文的TTR值无法做到相近.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文言文所用的词类范畴和种类较窄,但字词常多义,同样能表达多样的含义与风格.

3.1.2平均句长

平均句长(erage sentence length)是指译文中句子的平均长度.Olohan指出平均句长也可以视为译者风格的一般标记,王克非也指出,中国学者基于汉英/英汉平行语料库的研究得出英汉互译中译语文本出现扩增的特点.

统计得出,原文《师说》句子数目为35,平均句长为16.26;杨译句子数目为31,平均句长为16.13;罗译句子数目为34,平均句长为18.24;刘译句子数目为37,平均句长为16.35.可以看出,杨译与刘译的平均句长与原文相差不大,更接近原文的特点.而《师说》在句式方面有着短小简洁的特点,杨译也使用简洁的句式,再现了汉语作为意合语言的特征.

试看下面例子:

原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杨译:Some learn the truth earlier than others, and some he special skills — that is all.

罗译:The real fact is that one might he learned the doctrine earlier than the other, or might be a master in his own special field.

刘译: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one has heard the Way before the other and that one is more specialized in his craft and trade than the other—that is all.

不难看出,无论从句式上还是从句子长度上看,杨译与原文都较为接近.其余两个译文都稍长,根据自己的理解相应地添加了解释说明.如罗译添加了“The real fact is”,刘译则添加了“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is”.

3.1.3词长分布

平均词长(erage word length)是指译文中单词的平均长度.平均词长较长的,意味着译文中用的长难词较多,说明该译文的阅读难度越大.一般的文本中平均词长在4个字母左右,若低于4个字母,则说明文章的语言比较简洁易懂,若高于4个字母,说明文章的语言比较复杂深奥.

统计得出,在三个译本中,3个字母的单词所占比例最大,杨译为26%;罗译为25.63%;刘译为27.6%.其次是2个字母的单词、4个字母的单词.词语越长,书面特征越明显,阅读起来难度也越大.杨译所使用的1-5个字母的单词的百分比超过75%,而6-10个字母的单词的百分比最低(22.4%);而罗译的1-5个字母单词的百分比较低(71.93%),6-10个字母单词的百分较高(26.45%),说明书面语特征较明显,阅读难度相对较大.刘译的1-5个字母单词的百分比为74.71%,6-10个字母单词的百分比为22.98%,介于二者之间.从平均词长和标准词长上看,杨译(为4.23)和刘译(为4.23)的平均词长一样,但刘译的标准平均词长(为2.42)比杨译(为2.2)高,说明实际上刘译比杨译难度相对更大,文中长难词较多;罗译和刘译的标准平均词长非常接近,说明这两个译文整体用词难度接近.

3.1.4词汇密度

词汇密度是指文本中实词与总词数的比值,词汇密度越高说明文本中所含的实词越多,功能词越少,则信息量越大.相反,词汇密度低说明功能词比重大,实词使用少,但表达更直接,译文更简练,译文在结构上会更清楚.实词一般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要统计三个译本的词汇密度,首先要知道每个词语的词性,才能做统计分析.本文先利用TreeTagger3对三个译本进行标注,所谓标注(Tagging)就是把语料中有用信息用一组符号标注出来,也即确定每个词是名词、动词、形容词或其他词性的过程.

统计得出,三个译本的词汇密度均超过50,其中,杨译的词汇密度略高,为55;罗译为53.5;刘译的词汇密度最低,为50.4.这说明杨译的实词相对来说更多,词汇变化更丰富,这与前文中得出其TTR值最大的结论相一致,均说明杨译用词变化多样,表达丰富.罗译用词同样丰富,信息载量大,翻译原文意思时也加入了自己的理解;而词汇密度相对略小的刘译则使用了更多的功能词.

在对“学者”一词的翻译上,杨译为“to learn”,使用了转换词性的译法;罗译为“those who wanted to learn”使用了定语从句,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译者的主体性;而刘译则使用“scholars”直接与之对应.可以看出杨译比较简洁,而罗译则长于解释说明.此外,文中的“传道”、“授业”、“解惑”为三个概念,应该一一对应翻译.杨将其译为“…pass on the truth and dispel ignorance”罗将其译为“…propagate the doctrine, impar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resolve doubts”;而刘则将其译为“tranit the Way, impart knowledge and resolve doubts”.“授业”这一概念在文中多次出现,跟“传道”、“解惑”一起构成了对“师”的阐释,不可略去.在翻译时,词语的选择非常重要,翻译时要仔细斟酌选择合适的用词,对比词语本身的内涵与外延,才能最大程度上保留原文神韵,同时产出文学性、艺术性俱佳的译文.

3.2 语篇连接层面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汉语是意合的语言,英语则是形合的语言,这是二者最重要的区别.意合指的是主要通过句义间的逻辑关系来实现词句间的连接,而形合则是指语句间的连接主要凭借连接词的手段来实现.英语的形合表现在连接词如and,but,if,when,or等连接成分.《师说》原文很少出现表示转折或因果等逻辑关系的词语,但读者仍能从句与句之间感受到其中的逻辑关系,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为了将这种隐藏的逻辑关系表现出来,会根据需要,添加连接词.

杨译中,连词所占百分比为7.8%;罗译为7.4%;刘译为8.1%.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三个译本都或多或少地添加了不同地连接词使译文更加衔接,联系更紧密.其中,罗译的衔接词占形符数比例最少,杨译次之,刘译的衔接词所占比例最大,这也印证了前面分析得出的结论———刘译的译文实词数量少,功能词数量多.罗译连词所占百分比最小,而其译文形符数最大,这说明罗译解释性语言较多,这些处于连词与连词之间的解释性语言往往较长.

通过以上分析,《师说》三个译本在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词长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点和差异,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译语文体风格特征.杨译词汇丰富,句式精炼,更倾向于汉语源语语言的意合特征;罗译平均句长较长,倾向于用复杂句或复合句来表达,更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和篇章习惯;刘译阅读较难懂,平均句长接近原文,相对简练.

本研究对《师说》的三个译本的词汇和语篇层面进行语料库统计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收集分析所得数据,用事实把多个译者各自的译文风格一一呈现出来,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不同译者的译文风格,补充了传统翻译评价缺乏定量分析的不足,可为翻译研究提供一条新的思路.当然,由于客观因素和主观能力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如本研究的语料库分析只是局限于基本数据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揭示了译者风格,但仍具有一定的局限.随着语料库技术的不断完善,今后结合语料库对翻译现象的研究可把语料库规模扩大,并结合SPSS等数据统计分析工具进行分析统计,能更有效的反映语言特点,增加研究的深度;此外,也可从文化意识、认知过程等方面进行更为广泛的分析,增加研究的广度,在完善翻译评价方面必定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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