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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民革我参和纳雍扶贫工作回忆
我1938年10月生于重庆,1960年毕业于成都工学院（现四川大学）化工系塑料专业,后到吉林工作.我是1984年加入民革的,在此之前,是吉林市石油化工局的总工程师,在1983年时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此后连续当选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连着五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不多见的.在担任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时,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的委员,因此对“三农”及相关问题比较熟悉.
加入民革不久后我就在民革吉林市委会担任负责人.民革吉林省委会换届,我又当选为省民革的副主委.1985年因工作需要,调入民革机关工作,直到退休.
我在民革机关的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担任副秘书长兼主任；第二个阶段,1993年起调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工作部当部长,今天这个部门叫“社会服务部”；第三个阶段,2001年去了民革最晚成立的一个部门——调查研究部当部长,直到退休,“调查研究部”就是今天的“调研部”.在当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工作部部长时,我多次到贵州纳雍县考察调研,对当地的扶贫作了一些工作、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在留下勤奋和思考的同时,也留下了对纳雍人民的一份深厚感情.这段工作经历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是我在民革工作时期一段非常值得回忆的经历.
1991年底,民革按照、国务院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部署,将纳雍确定为扶贫联系点,具体工作主要由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工作部负责开展.这项任务对民革而言是很新的,没有经验可供借鉴,只能一步步摸索着开展.
当时,我们开展工作时主要遵循以下几个思路：
首先,了解实际情况.之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工作部的部长,也就是我的前任,已经多次去过纳雍,了解到县里情况：那里非常落后,人民生活非常贫困,财政非常拮据,困难重重.但这只是描述,我并没有切身体会,究竟“困难”到什么程度呢？接手新工作后,我也很快就去了纳雍考察调研,亲眼所见,有了感观认识.纳雍真的是一个非常贫穷、发展非常困难的地方,虽然新中国成立已经三四十年了.那时,如果去纳雍,需要从贵阳出发,坐吉普车向西北方向前进,花费至少一天的时间,公路非常难走,道路状况糟糕,路上很是颠簸,很多路段还是盘山路,非常险峻.到县城一看,虽然是个县城,却还不及东部地区的乡镇.街上什么情况？猪,行人,挑担子的人,都在街面上行走,人与畜混在一起,见不到什么工业,也没有像样一点的房子,用一个词形容那就是“原始”.这就是我们开展工作面临的实际情况.
其次,认清自己的定位.也就是了解纳雍情况后,民革作为帮助纳雍脱贫致富的帮手,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民革帮扶纳雍,不是去代家管理、发展,不是去充当主力.纳雍发展的主力军是当地的党委、政府,还有当地老百姓,民革的角色是“协助”.如果到那里不停地指手画脚,言必称你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那肯定是不行的.作为协助者,民革主要任务是想办法、办实事,要想到各种办法去帮助他们.从这一点出发,当时在民革李沛瑶主席、分管该项工作胡敏副主席的带领下,我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工作部研究情况,联系各方,提出了一些让各方面都很关注的口号.比如,我们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动员全党的力量去支援纳雍.意思是说,纳雍不只是我们民革的对口扶贫点,更是民革全党的对口扶贫点.还有“纳雍不脱贫,民革不脱钩,纳雍脱了贫,民革也不脱钩”.至今这句口号都在沿用.这些口号的背后,反映了我们对自身定位的把握.
第三,采取切实措施帮扶纳雍.有了认识,有了定位,我们就好开展工作了.我们对纳雍的支持不是某一个方面,而是全方位的,包括资源开发、公路修建、教育建设、医疗投入、人员培训,等等,而最重要的是向、政府各部门反映情况.
纳雍很落后,但情况还不是百分百糟糕,也有令人高兴的地方：这么贫穷的地方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那个地方是有名的织纳煤田所在地（“织纳”指的是织金和纳雍两个县,这一带是贵州省最大的无烟煤产区）.所以,我们以民革的名义邀请到煤炭工业部（该部于1998年撤销——编者注）有关的专家和有关的勘测设计院的专家参与到帮扶工作中,帮纳雍勘测自身的煤炭资源,看看织纳煤田到底有多少煤炭资源可供开发,分布情况如何.通往纳雍的公路很糟糕,没有一条柏油路通到省级公路上,民革李沛瑶主席就亲自写信给交通部（2008年改为交通运输部——编者注）的部长反映情况,得到交通部部长的支持,专门安排改造了一条主要道路.
纳雍的教育很落后,虽然全国人大很早就通过法律明确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纳雍县的财政连发工资都不够,哪里还有钱办小学？我曾经实地考察过当地的小学,情况很糟糕：有用茅草盖的房子,有把岩洞当教室的,有的学校老师背着孩子上课,教一会儿书,又哄一会儿孩子,有的根本没黑板,在地上比划着.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千方百计帮助当地办教育.这段时间,我们用了好几年的工夫,组织与民革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集资募捐办了十个乡村小学.当然,这些小学不能和经济相对较好的地方的小学相比较,只是普通的乡村小学,相应的条件也会简单：只要有一个二层的楼房,六个教室,两间办公室,一个厕所,一个小院子就够了.六个教室对应六个年级的学生,两间办公室是给老师使用的,这是最起码的条件.所用的土地是村里集体所有的,不需要再征地花钱,修建的任务主要是当地的农民义务从事,有时也会花少量的钱外面请一些工人,所以在那里建立一所小学成本价大概是十万块钱,最多也不过三十万块.建学校的这些钱,有些是我们民革普通党员自己捐的,有些是我们民革党员中的企业家出资的,还有通过我们的关系从海外的同志朋友们那里筹的款.总之,就是通过民革,充分发挥各方面的联系,我们在纳雍建了十个希望小学.建好后,“软件”问题又显现了：当地老师水平有限.于是,我们又把这些老师组织到贵阳,发动民革党员中的优秀教师、发动民革党外有联系的教师到贵阳,开展培训教育.
纳雍的医疗条件也很不好,有些疾病、传染病在当地依然可见.我们知道情况以后,以民革名义向当时的国家卫生部（2013年改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者注）反映了情况,卫生部很快就拨付疫苗等医疗物资给当地.我们还发动贵阳医学院的民革党员组成医疗组（他们长期从事医疗研究,具有丰富的医疗知识）,协助当地医生看病治病,并定期对当地的医生进行业务知识培训,提升当地医生的医疗知识和水平.
当地的领导干部曾说,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很落后,自己也缺乏信心、缺乏底气,有时到其他地方开会,这些当地领导干部就往后排座位坐,既不敢发声也不敢讲话.我们民革在帮扶工作中,也会采取多方措施给予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奋发有为、迎难而上,帮助他们树立通过努力改变落后局面的信念与信心.后来这些地方领导干部告诉我,跟民革的同志接触后,他们觉得底气越来越足.
有时候,即使机会偶然,我们都会去尝试抓住,想方设法给纳雍做一点事情.我讲三件小事情.
第一件.记得有一次,遇见一位来大陆的台湾朋友.我问他,你们最近到大陆计划做点什么事情？他说,要去宁夏参与扶贫工作.我说,是不是考虑一下到贵州来看看呢？他问,你们在贵州有相关工作吗？我说当然有啊！他说,我能了解一下吗？我就用最快的速度把民革在纳雍做的事情整理出来形成纸质材料,专门到那位台湾朋友住的宾馆送给他.他看了以后说,老杨,下一次咱们就上贵州吧.最终,我们民革牵线,促成了一个台湾扶贫代表团到贵州纳雍开展扶贫帮困考察,这个代表团最后向当地捐助了医疗器械,价值一百万台币左右,全部分配到乡镇卫生院.
第二件.在民革的推动下,纳雍县成功地建成两个大的电厂,这对当地经济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在进行电厂建立前期准备工作时候,国家提出要压缩全国电厂、解决电能过剩的问题.当时我们感到很为难：一方面希望当地电厂尽快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又与国家的要求精神不符.但经过研究,我们觉得,相关前期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即使眼下不建立,将来还是用得到.所以我们部门请时任民革常务副主席的周铁农同志亲自带队调研,同时邀请交通部、水利部、电力公司等有关部委企业的负责同志一同实地考察.纳雍实际情况给了他们很深的印象.后来广东缺电,国家提出需要从贵州这边引电之时,纳雍电厂建设的请示因为之前就准备好了,因此立即报了上去,很快就得到批复.国家有关部门组成的评估组还专门到纳雍去评估电厂建厂这件事,我们民革的同志也参加了评估大会,我还在会上发了言,大意是说这个项目一定要搞成,因为纳雍有这个需要,也有这个条件,而且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符合老百姓的需要.最后评估组发表了评估意见：可以在这个地方建电厂！消息一出,开会大楼的楼下就开始放鞭炮.后来,民革胡敏副主席代表民革在国家机关的扶贫工作会上做汇报介绍支持纳雍扶贫工作时候,还介绍过这个事情.现在想想,很有意思.
第三件.我记得,纳雍县一共25个乡镇,其中23个我都去过,了解过情况.有一次,去一个苗族村寨.由于公路未修到该村,汽车是开不到这个村寨的,需要步行一段路.我和同行的同事就步行过去了.路途中,我们看见当地的农民正在做营养钵.营养钵,就是把比较好的土装进小容器里,做成像小花盆一样的东西,之后把玉米种子埋在营养钵里,种子就能早一点发芽,玉米生长时间就能相应提前,种植时间会相应增加,产量也就相应多一些了.看到当地很多村民都在做营养钵,我就和同行的同事研究：向当地捐赠半吨化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既然知道通过制作营养钵来种植增产,说明他们有应该“科学”种田的意识,既然如此,我们就发挥我们的力量支持他们增产.当年,这个村子的玉米就实现了大丰收.村民非常激动,说要给我们庆功,我们说不需要庆功,只要你们能够继续科学种田就行.
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民革能够想到的、能够出上力的都尽最大努力付诸于实施,完成了一件件实事,这样经过多年的努力,就逐渐有了影响.民革全党在纳雍先后开过几次支边扶贫工作会,一些很远的省份的人也都来参会,介绍情况,交流信息.他们的目的很简单：通过会议先了解情况,以后有些工作也许就可以对接上,就有可能做一些实事.
对纳雍扶贫,民革不仅自己全力在做,同时在全党发动号召,投身这项工作.民革有着自己的党员,有知识密集联系广泛的特点,党员中有各方面的专家,我们就通过民革这个组织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力量参与到帮扶纳雍的工作中.比如,组织重庆民革党员中的柑橘专家到纳雍的田间地头指导当地果农剪枝修枝、培育栽培；从浙江民革党员中请来最顶尖的茶叶专家到纳雍帮助当地发展高山茶业；民革党员中有全国最一流的土豆专家,我们就把他们请来组织到纳雍帮助当地改良土豆品种；等等.这些工作都很实际,所以纳雍县的老百姓对民革的感情也特别深厚.
作为当时的部门负责人,我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成绩,不是我个人做出来的,也不是我的前任做出来的,这是民革全党的工作,民革全党的成绩.当时我们在做,今后我们民革还要一代一下去,这对民革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借此熟悉社会,了解国情,发挥我们的优势,报效社会,服务国家,锻炼自己,体现我们的价值.这样有意义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当然,我们的力量终究有限,不可能通过几年的工作就让纳雍实现翻天覆地、彻底脱贫的变化,当地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困难要去克服.但即使如此,我们民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所取得的成绩也已经令人欣慰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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