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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的十字街头行超和她的批评
标题中的“十字街头”,出自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十字街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名著,影片描写了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上海滩混生活的故事,由著名演员赵丹和白杨主演,其中的插曲《春天里》,是我这一代人年轻时的流行歌曲.当我在电脑边坐下来,准备写行超的时候,“十字街头”四个字突如其来,不约而至,于是我就把它放到了标题中,我觉得很恰当.
行超的名字与“十字街头”这个短语之间,有许多隐秘的关联.她的姓氏“行”字,本义为“道路”,读“杭”.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行”字都像是一幅“十字街头”的简笔画.它的引申义为行走的“行”,读“形”,意思是在堂屋客厅里悠闲地踱步（《尔雅·释宫第五》：“堂上谓之行”“门外谓之趋”“大路谓之奔”）.至于为什么用“行”字作姓氏,民间说法不一.有传说认为,“行氏”一族,源自商汤时代著名贤相伊尹.伊尹官职“阿衡”,后代便以“衡”为姓,后因故去掉了中间的“鱼”字作“行”,改姓“行”.伊尹后人中的“行”姓者,聚居在古周原、商丘、并州一带.行超的祖籍古绛州,亦为行氏的重要聚集之地.“行”,古音读如“衡”（《唐韵》户庚切；《正韵》何庚切）,又读“杭”（《集韵》寒冈切；《广韵》虎狼切）.今日粤语行走之行还是读“杭”.现代汉语普通话行列之行读“杭”,行走之行读“形”.此外,与氏族文化相关的,还有一层含义需要提及,那就是重商的晋人及其祖先,为殷商文化之遗胤.商代文明属于城市文明或者商业文明,有安阳、商丘、朝歌为代表的无数大大小小的城市,形成了一个发达的城市文化圈.更有以山西南部为中心的工商圈,以发达的矿业、冶金、铸造、贸易而著称于世.（张光直：《商文明》,第一章、第四章）“行氏”部族,正生活在这个商业贸易名称之由来的“商文化”区域.殷商这个发达的城市文明或商业文明,后来被西部游牧文明兼农耕文明的落后的周朝所灭,朝歌为代表的发达城市文明便成了罪证.周孔之后,才形成重农抑商传统,殷商的工商财富故事和叙事传统,才被周秦的歌唱抒情赞叹歌谣和抒情传统所取代.
上面这段有些缠绕的文字,原本是无谓的,但它的确引出了一些跟行超和当代文学有着隐秘关联的话题.比如“行”的本义为“道路”,其形状便是“十字街头”的简笔画.比如“行”字跟行走散步、休闲、游走的关系；比如氏族祖先与商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关系.
行超不一定知道上面所说的那些.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孩子,刚刚告别令人烦恼的“中二”阶段,却俨然一副大人的架势.她的大二下学期,每周一次,午后,我都会到铁狮子坟校园去上课.行超总是坐在第一排,跟一群学霸为伍,但她的表情却很笃定,眼神也很低调,仿佛没有坐在第一排似的.每次微笑点头打招呼,很熟悉的样子,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好像是2008年的下半年,有一天,我的博客上有一位学生求“互粉”,点进去一看,这不就是坐在第一排那个像“小大人”似的安静的女孩吗！进到她的博客里一看,嚯！一点儿也不安静,动感十足,一会儿在国外旅行,一会儿在国内暴走,一会儿在边塞,一会儿在沙漠,到处晃悠,四处行走.照片也很出彩：跟废墟合影扮演堕落天使；在铁轨上伸开双臂玩平衡木,仿佛要飞到远方去似的；双脚和鞋子和沙滩和贝壳合影；坐在高高的阳台上险些要掉下来的样子；坐在绿皮火车上读书……我在某一年的“北师大读书节”上,做过一次关于“小清新文化研究”的演讲,就是以行超为原型的.本科时,她喜欢行走旅行照相,喜欢读西方文学名著,也喜欢白先勇张大春骆以军,还喜欢台湾的“眷村文学”,喜欢听摇滚和民谣,喜欢《三联生活周刊》和《读书》杂志,喜欢林兆华、牟森和孟京辉.本科毕业的那一年,当我招收研究生的名额已经被捷足先登者占满的时候,她突然找到我,说要跟我读研究生,还说她心里一直就是这样想的,那样子,就像在塞班岛海滩边的小酒馆里,跟老板要一个想象中的桌位.我说已经晚了,早干什么去了？你心里想的事谁知道啊？她也没多说什么,讪讪地到另一张桌子上去了,直到一位同学放弃而空出了名额,她又从那边桌子移到这边桌子上来了.
行超在当代城市流行文化中游弋,自己也处在潮流文化一线,是城市“青年亚文化”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之所以冠以“亚”字,因为它不是主流文化.我们的主流文化,还是以中老年为代表的农耕文化.读研究生期间,行超就经常给我带来许多新的文艺和文化资讯,比如“痛仰乐队”“新摇滚”“草莓音乐节”“校园民谣”；比如“宝莱坞”和“瑙莱坞”；比如黎紫书和骆以军的小说,比如南锣鼓巷小剧场最新剧目,等等.研一的时候,她交给我的第一篇评论习作,就是与当代“青年亚文化”相关的文学艺术评论,我印象较深的有《新摇滚路上的长征》《告别情怀年代》《好莱坞攻占宝莱坞》等.这些文章,显示出行超对当代中国城市文化背景下的青年亚文化思潮,或者流行的文艺现象,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辨析能力.《新摇滚路上的长征》一文,把中国当代“新摇滚”,置于“二战”以来国际青年文化背景中加以分析,从纽约的“伍斯托克”音乐节、凯鲁亚克、鲍勃·迪伦,到崔健、唐朝和魔岩三杰.她试图撕下中国当代“新摇滚”温情脉脉的面纱,还它以自由和粗犷的本来面目.《好莱坞攻占宝莱坞》一文,是谈亚洲电影的,她用“后殖义理论”为武器,分析了印度和中国电影,在“好莱坞”的挤压下的生存策略和窘迫面相,以及这些后发达国家“山寨版”好莱坞模式的生成机制.《告别情怀年代》一文,是讨论当代中国“校园民谣”的,如行超自己所言,它的确像一份理想主义者的告白.行超写道：“对校园民谣的怀念,是我们对自己青春时代的缅怀——那代表着热情、纯粹、简单、反功利主义,代表着一切在这个时代正在远去却弥足珍贵的美好品质.”我觉得,她的这些评论习作,已经达到了发表水平,它们后来刊登在吴亮先生主编的《上海文化》和中国社科院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上.
行超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她研究生二年级写的《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刊于著名的学术期刊《文艺研究》,而且是那一期的头条.我亲眼目睹了她写这篇文章时所受的磨炼,回想起来有些不忍,但她必须经历这一磨砺的过程.首先是阅读大量的跟“边疆”相关的文学作品,仓央嘉措、王蒙、张贤亮、张承志、马原,然后是阿来、杨志军、范稳、姜戎、冉平、何马,等等.这还没完,接着还要重读大量的与此相关的西方小说和理论,梳理长篇叙事文学发展脉络及其问题,最后才确定当代中国小说“边疆叙事”研究的题旨：从“弑父”到“寻父”.文章写完后,她说她快要崩溃了.其实,这些描写边疆生活题材的小说,并非她所爱,但她能坚持下来,的确不易.因为文学研究不是买衣服,可以专挑自己喜欢的.硕士二年级的时候,她去台湾大学交换学习,接触到大量台湾文学,并以“孤儿意象”“流浪意识”“眷村主题”“精神原乡”为主题词,完成了硕士论文,涉及钟理和、吴浊流、陈映真、白先勇、张大春、骆以军、朱天文等大量作家作品的分析.
毕业后,行超到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工作,在评论部任编辑.对于《文艺报》,行超并不陌生.在学校的时候,她就参与过由我和其他几位导师主持的大型文献编撰课题——《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的史料收集工作.对“第一次文代会”期间的《文艺报》（试刊）质朴而寒碜的样子,对于《文艺报》这份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老报纸的招数和风格,也都是耳熟能详的.但面对这样一个大机关大楼,还有大嗓门儿大个儿大脸,她并不熟悉,但她能够迅速融入并得心应手,跟她身上具备的城市文明因子有关,不只是接纳“熟人社会”,也接纳“陌生人社会”；不只是接纳村里的熟人,也接纳街道上的陌生人,就像一位在异地旅行的人能够迅速交上朋友那样.
毫无疑问,《文艺报》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字街头”.俗话说：“深山沟里读书,不如十字街头听话.”在我这个“深山沟里”读了几年书,现在去到了中国作协那个“十字街头”听话.果不其然,她在那里工作了几年,眼界大开,成长迅速,但也变得忙碌不堪,又是编版,又是出差,又是访谈,还得抽空读书写作.除了早期的文化观察之外,她转向了当代青年作家研究和评价.她的第一本评论集中的文章,涉及徐则臣、路内、崔曼莉、马小淘、祁媛、周嘉宁、林森等一大批一线的青年作家.行超的文学评论路子很正.首先是追踪性阅读,对当代的文学局势了然于心.然后是尊重文本的客观性,从文本细读入手,对文学文本进行耐心的“事实判断”,而不是急着做“价值判断”,加上她敏锐细腻的感受和流畅的文字,让她在青年文学评论队伍中脱颖而出.我为她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绩而高兴！我也希望她,能够由点到面,加强对面上的文学局势的综合判断力,并且逐步加大观察的“景深”,培养更深远的历史视野.
行超站在大都市的文学十字路口,打量着行色匆匆的陌生面孔和文学过客.有时候又像一位侦探那样,尾随着或踌躇满志、或热情洋溢、或忧心忡忡、或居心叵测的文学,进入文学幽深的胡同,去刺探这个时代的文学秘密和精神秘密.这是由爱伦·坡、雨果、狄更斯、果戈理等先行者开创的,跟农耕时代的文明迥然相异的现代城市文学传统.行超和她的同龄人一起,正站在中国城市的或文学的“十字街头”,参与着一种全新的中国“城市文学”的伟大实践.我有理由期待,这一实践,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宏伟乐曲中的一个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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