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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土壤和现实的地理传播《外来媳妇本地郎》现象

【内容摘要】以《外来媳妇本地郎》为代表的电视系列短剧具有明显的文化地理特征,是广东地区电视节目的地方性文本.16年来,共创作播出3000多集的庞大总量,汇集成丰富多样的地理文本,是文化意义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地理传播景观.《外》剧关于“家和万事兴”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其剧中人物的生活故事又反映了广东岭南文化中普通百姓的处世之道和生存哲学.作为方言系列短剧,《外》剧对粤语的使用是文艺创作对地域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尊重.同时,《外》剧记录并见证了广东的社会变迁,成为广东近20年社会发展的民间影像文本,是一代广东观众的集体文化记忆.

【关键词】外来媳妇本地郎；电视短剧；媒介地理学；粤语短剧；文化自信

作为成长于媒介高度发达地区的媒体,广东电视以独特的媒介文本和重要的媒介价值成为了岭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电视媒介文化中重要而独特的景观.2016年,广东电视又出现了一个令世人关注的媒介景观——电视系列短剧《外来媳妇本地郎》创造了一个载入中国电视史册的纪录：到2016年11月,此剧已经连续播出16年,总集数超过3000集,“创造了我国广播电视行业的纪录,成为国内播出时间最长、播出集数最多的电视连续剧”.⑴这部单集长度23分钟、每周播出4集的电视系列短剧,被业界称为“《外来媳妇本地郎》现象”,成为了广东的一张“文化名片”.⑵

从媒介地理学的角度看,以《外来媳妇本地郎》为代表的电视系列短剧具有明显的文化地理特征,是广东地区电视节目的标志性内容.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在其著作《文化地理学》中指出：“文学和其他新的媒介一起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地理的理解.”⑶文化地理学中所指的“媒介”,是泛指各种传播途径与信息内容,包括文字、图像、声音等信息元素,以及实现这些元素传播的介质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广东的电视系列短剧也是一种影响人们对地理认知的媒介文本.

其实,电视系列短剧是近30年来广东珠三角地区电视节目的重要收获之一.在全国众多的系列短剧中,广东的系列短剧对电视观众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其他省份和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作为地理性电视文本,广东系列短剧的产生与发展是对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延伸.在系列短剧与观众共生的时空里,价值取向、文化定位与现实土壤之间的互动融合是其中的生存之道.

一、岭南文化的地方性电视文本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系列短剧都得以产生和发展并形成较大影响,成为电视观众喜爱的重要电视节目之一.但是,没有地方像广东这样,系列短剧会成为电视文化中具有“陪伴意义”的影像内容.这就像早茶在粤菜中的地位,虽然只是粤菜中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但是谁也无法否认早茶在南粤大地上人们生活中的意义.

在近30年的发展中,广东的电视媒体制作了为数众多的优秀电视系列短剧,其中的大多数作品一直都是观众追捧的高收视节目.早在1986年,广东电视台拍摄的粤语短剧《万花筒》,名噪一时,开启了这种电视节目类型在广东珠三角地区的流行趋势.这部拍了300多集的《万花筒》相当于10部电视连续剧,平均收视率都名列全省收视前列.2000年以后,广东电视系列短剧创作形成蓬勃发展之势,创作生产了为数不少的优秀作品.

这些作品包括广东电视台制作的《外来媳妇本地郎》《柴米新人类》《大话黄飞鸿》《扭计师爷陈梦吉》和《妹仔大过主人婆》等；原南方电视台制作的《老猫烧须》《乘龙怪婿》《跟红顶白大三元》《七十二家房客》等；广州电视台制作的《广州人家》《开心廿四味》和《山水友相逢》等.这些主要创作于2000年之后的短剧作品大多得到了观众的热捧.

其中,无论是播出总量还是社会影响,《外来媳妇本地郎》都是佼佼者,代表了广东电视系列短剧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外》剧一直拥有大量的观众,不但是同类型节目收视率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节目,而且在大多数时候,在所有节目的排名中,该剧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收视排名中都居于收视冠军位置.其中,在2002年,《外来媳妇本地郎》还曾创下广东省域41.39点的历史性收视纪录.⑷

显然,岭南的土壤与文化适合电视短剧的发展,电视短剧是岭南的地理传播景观.作为地方性文本,电视短剧的产生和发展正好反映了地理文化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境况.与具有全球化文化特征的电视产品不同,系列短剧的突出文化特征是它的地方性,尽管“制片人、编剧、导演、演员生产和演绎的是具有共同叙事模式的全球化影像文本”,⑸但是,显然与“全球化文本”不同,这种地方性文本是建构文化识别和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层面,它是建构地方性或地方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在每一个地方存在不同的意义,因为每一个地方都包含产生那些意义的不同物质实践.”⑹

《外来媳妇本地郎》作为电视与民众、传播与时代的联结纽带,它根植于现实土壤,紧贴着时代变迁.在过去16年的时间里,《外》剧就像一个朋友陪伴着岭南人的平常日子,它以轻喜剧的风格讲述本土人家身边的故事.这部短剧的聪明之处在于它一直贴近当下生活,不只是叙述生活的琐细,还解读着生活的滋味.

二、坚守传统价值观的文化自信

《外来媳妇本地郎》关于“家和万事兴”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内核与当前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期待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这是广东一个普通家庭的当代生活.故事讲述广州西关老城有一户姓康的人家,二老膝下的四个儿子娶了天南海北的四个媳妇.当这个具有很强地域性的广东家庭面对他者（外省）文化的影响时,有冲突和融合,也有抗拒和接纳.于是,这些外来媳妇、本地郎与父母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故事.这些故事里,这个家庭对美好价值观的坚守,是此剧创作者们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坚守.

从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出发,进而延展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外》剧在包容友善的态度中对人情人性进行了深切的关注.16年来的故事里,有人物的成长、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但故事一直在传递的伦理亲情、守望相助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确价值观.发生在这个普通家庭以及邻里街坊的许许多多的小故事,是对广东人本土生活方式的演绎,展示了岭南文化背景下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形态和价值判断.这一点是此剧在广东收视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外》剧以见微知著的笔法,精准地抓住了过去20年广东地区的社会话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创业者持续涌入,人员大迁徙、大流动成为广东地区突出的社会现象.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交流、冲突与融合,无疑是广东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主要现象.开放的广东岭南文化在面对文化交流、摩擦和碰撞的时候,也有它矛盾与保守的一方面,这是地域文化在融合外来文化时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外》剧就是在这个文化大背景下讲述故事,通过普通人的个体生活经历,折射了时代和个人的关系.“这个汇聚不同人群充满利益冲撞、文化冲突的故事,其实是大流动、大变革时代的一个生动缩影.尽管过程曲折,但总能在冲突与转化中实现交融,在泪与笑中展现人物命运的欢喜结局.”⑺

《外》剧的现实触觉是敏锐的,鲜活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注入了深刻鲜活的时代内涵”⑻的故事得以常讲常新.故事创作紧贴现实,“最新发生的一个热点事件,最快两个星期就能够在《外》剧播出体现.”⑼3000多集的故事,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油盐酱醋、家长里短,《外》剧不仅说的是家庭与婚姻的琐细与摩擦,而且洞悉了广东珠三角近20年的文化矛盾和社会转型.在文本与现实的互文价值上,系列短剧比电视连续剧更能记录与表达社会形态的进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16年的《外》剧记录并见证了广东的社会变迁,成为广东近20年社会发展的影像文本,是一代广东观众的集体文化记忆.

在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深刻的文化变化进程里,普通人的生活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这些变革和变化都被《外》剧的创作者融进了故事里.然而,关于“家”与“爱”的主题没有更改,依然维护和坚守着“家和万事兴”的家庭观念、“守望相助”的街坊文化,以及“和谐共融、包容友善”的文化态度.这种精神内核是广东岭南文化的文化自信,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

三、根植土壤的平民意识

平民文化意识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而产生的,它所代表的是大众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在电视传播学看来,这是一种电视形态的特质之一.《外来媳妇本地郎》无疑是将这一特质发挥得相当充分的影像文本.广东广播电视台台长张惠建认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外》剧保持长盛不衰的根本途径”.⑽

《外》剧塑造的人物来源于百姓生活,扎根于市井平民.对于文艺作品而言,成功的作品首先需要塑造成功的人物,系列短剧尤其如此.取材于广州市井生活的《外》剧,不仅还原了生活现实,而且给予了观众一群真实的“朋友”.这些电视屏幕里的人物与日常生活里的人物高度相似,模糊了故事与生活的距离,打破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壁垒.粤语里常说的“同声同气”,字面意思是指说同一种语言,深层意思是指站在同一个立场.《外》剧里,同声同气的人物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抒发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真情实感.

被观众称为“草根明星”的《外》剧演员在故事里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与现实生活交融在一起,故事里的情感联系使得他们的表演更接近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这种荧屏上虚拟的生活方式以一种接地气的姿态延续,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认同.在《外》剧的人物群像里,郭昶扮演的“二哥”康祈宗最为深入人心.这个其貌不扬但心地善良的成熟男性形象是典型的小人物.在观众的眼里,他代表了普通市民,是可以信赖又可以平视的朋友.

平民式的娱乐和幽默给《外》剧以浓厚的温彩.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普通人,必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生活烦恼,这些似乎无足轻重的烦恼却在左右人们的日常生活.费斯克认为意义和快感的产生大抵基于两种方式,一是逃避,一是对抗.(11)但是岭南文化的市井色彩更倾向于在轻松和娱乐中消解矛盾与冲突.《外》剧的故事也不乏对人性弱点的讽喻和对社会怪相的针砭,但基于包容友善的心态,故事多以温情善意为落脚点,正如该剧主题歌所唱的,“为求家和万事兴,哪怕乌龟头缩缩”.这是广东岭南文化中的为人处世之道,是普通百姓的生存哲学.

四、作为地理传播符号的方言

《外来媳妇本地郎》最清晰直接的地理传播特点就是它的方言.“南腔北调一锅粥”的文化碰撞主题也是从人们之间语言的差异开始的.广东是地方语言强势的区域,“粤语不仅是文化,还是广州居民的生活本身,有资格在最通俗的大众媒体——电视上占据与之相称的重要地位”.(12)《南方都市报》这段关于粤语在电视媒体上重要性的阐述,指出了语言与电视媒介的互生关系.《外》剧对粤语的使用正是互生关系中本土意识的表现,也是文艺创作对地域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尊重.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也是文化的载体和媒介,她承载着文化的传承和延续.而方言则是地理文化最为显著的符号特征,影响着本土文化的衍生和传承,同时也制约着本土文化的流动和延伸.作为方言电视短剧,《外》剧为传承延展岭南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斯科佩克认为,一个文化存在的最明显的标志是“独特的或具有特异性的言语形式的使用”.(13)地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方言来体现的,实际上,方言是地域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和符号.“媒体的方言传播现象是对所在地区的地域文化的一种认同,体现的是方言的整合力.地方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媒体的传播得到了确认.”(14)

短剧中的人物对粤语的充分利用成为粤语系列短剧区别于其他地区短剧的主要特征,所以广东的系列短剧也称为粤语短剧.通常情况下,系列短剧的剧情推进主要依赖人物的对话,而不是主要依靠人物的动作和事件的冲突.在《外来媳妇本地郎》这部展现岭南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的粤语短剧中,因为语言产生的故事层出不穷,成为戏剧冲突中最基本而且最容易造成喜感的元素.所谓主题曲中的“鸡同鸭讲”,首先指的是语言的沟通不畅.在与观众的互动和沟通中,粤语短剧中方言“盏鬼”自然是其中的趣味所在.

粤语的俚语和歇后语,是《外来媳妇本地郎》中另一种饶有趣味的方言文化元素.俚语和歇后语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充满智慧与趣味的语言形式,尤其是存在于各地方言里的歇后语,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愈加频繁,语言在融合中逐渐走向统一.方言中大量的俚语和歇后语大部分已经不再被社会使用,渐渐消失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方言节目在大众媒介中传播的地区,其俚语与歇后语的消失速度更快.反之,这种带有显著地域文化特质的语言形式会得到较长时间的保存甚至发展.

五、结语

带有浓郁地域文化和时展烙印的《外来媳妇本地郎》,是广东观众的集体文化记忆,是映射历史文化进程的镜像文本.《外》剧根植于岭南这块深情的土地,与岭南的时展紧密联系,在漫长的生活叙事中,《外》剧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现实境遇的接纳和对繁琐人生的体味.

虽然《外》剧“是一部方言电视剧,但超越了方言和地域”.(15)这种超越方言和地域的创作,使得《外》剧具有了超越时间的生命力.《外》剧是一部系列短剧,但16年累积了3000多集的庞大总量,汇集成丰富多样的地理文本,是文化意义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地理传播景观.

注释：

(1)李蕾：《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连播16年,在艺术和商业间找平衡》,《光明日报》2017年01月09日09版.

(2)杨明品：《生活系列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魅力何在》,《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02月06日.

(3)[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会,2005,7（2007,4重印）.

(4)杨继耘,梁雁茹：《从<外来媳妇本地郎>看粤派情景喜剧的文化特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05-01.

(5)蔡敏,余晓：《全球化、地方化语境中的方言电视剧》,《新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第32卷第4期.

(6)[美]鲍尔德温·阿雷恩等著：《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版,第149页.

(7)詹勇：《人民时评：流动时代唱好融合大戏》,《人民日报》,2011-06-15.

(8)谭天：《注入深刻鲜活的时代内涵——<外来媳妇本地郎>的“长寿”奥秘》,《光明日报》,2017年01月20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