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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无力：从日记看豫湘桂战役
1944年,这一年的中国,始终夹杂着国人对胜利的翘首以待和对失败的扼腕沮丧.一年之始的元旦,照例在日记中写下一年大事预定表,预计本年最大的危机,如“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经济崩溃”,“俄国捣乱”,“杂牌动摇”.同时乐观拟定三个军事目标：“甲,克复宜昌（六月间）、武汉（十一月间）.乙,打通滇缅路（十二月间）.丙,防止倭军打通粤汉与平汉路及浙赣路.”然而事与愿违,这一年竟会成为全面抗战以来“危险最大而受患最深的一年”.日军为了摧毁中国西南内陆航空基地,施行纵贯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方案.战事先后在河南、湖南、广西、贵州境内展开,国民政府军队损兵折将,终究不敌日军“最后的疯狂”,这就是抗战后期规模空前的豫湘桂战役.
【中原战起,委员长几乎成了参谋长】
1944年1月,日军大本营颁布“一号作战纲要”,第一阶段京汉作战的目标除了打通平汉线外,还十分重视歼灭第一战区国民党军主力.为此专门调用关东军对苏战备中的架桥机,用于修复郑州黄河铁桥,确保坦克等重型装备投入河南战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错误判断日军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势,乐观地以为：“敌寇对平汉路作战,如待黄河铁桥修成,则须在五月下旬,如果于此时开始进攻,则美国远程空军当可助战.”万万没想到日军日夜施工,黄河铁桥提前完成大修.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资历很深,早年冲锋陷阵往往能够身先士卒,不过当上军长后生活急剧腐化,曾不客气地指责其整日“狂嫖滥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名义上是“副手”,实际上河南的军全归他指挥.察觉敌人蠢蠢欲动,汤恩伯建议我方应采取积极行动,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但这一计划没有得到重庆方面的支持.4月30日,日军兵临许昌城下,坚信敌人必将以打通平汉路为目标,到时其主力必将出现,乃令汤恩伯全力出战.但配备了坦克、装甲车的日军火力特别强大,许昌守军伤亡殆尽,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以身殉职.无奈之下,只好改变主意：将主力撤至山岳地带,如此虽不能阻止日军打通平汉路之企图,但“可使之不能如计修复全路,以我豫西主力正在其侧面也”.
日军穷追猛打向西迂回,坦克第三师团一部快速逼近洛阳.5月4日,蒋鼎文、汤恩伯电话请示放弃虎牢关与登封阵地,气呼呼曰：“将领怯馁无能一至于此,平时漫不经意,临战手足无措.汤之勇而无谋,又为货财所害,不能专一于军事,亦一原因.”河南驻军从事商业活动确实比较严重.年初,汤恩伯曾向好友胡宗南悄悄透露：“年来努力采购物资,以河南烟叶,换取徐海之盐,预计今年可收入两万万元.”本来第九军是从陕西调到洛阳担任预备队的,被蒋鼎文稀里糊涂派往登封填补阵地,旋即失去联络.的长途电话昼夜忙个不停,还要手拟致前方各将领电令,并自责用人不当,“我几乎身任蒋鼎文之参谋官矣”.
李宗仁指出,抗战时期军事指挥系统的最大缺点,即为的越级亲自指挥.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看法却相反：“只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指派得过去.”其实,黄仁宇只说对了一半,有时候即便三令五申,也未必达到效果.
眼看洛阳危急,蒋鼎文与委员长匆忙通话之后,未经请示即率长官部撤往新安.面对颇具资历的旧部,事实上做不到“必斩无赦”,只能在日记中发泄不满：“此小子之胆怯卑劣,无耻至此,实所不料也.”河南战事糟糕透顶,军事长官自然成了众矢之的,舆论压力之下,蒋鼎文、汤恩伯分别被撤职和撤职留任,豫籍参政员郭仲隗不依不饶,认为罪重罚轻,人心难服,要求统帅部严惩汤恩伯.在国民参政会上说：“我们所得的情报,敌人不过是由华北华中各战场抽调他几个步兵师团,并没有发现他机械化师及装甲部队……所以我们当时只照敌人过去步炮空联合作战的战术,来部署准备……讲到这次战役的责任,首先当然应该由我统帅负督导无方的全责……汤恩伯已受撤职留任的处分,要他戴罪立功.”
【豫西抗敌,“最强生力军”名不副实】
洛阳曾是南京国民政府经营中州腹地的重要据点,抗战第二年成为河南省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5月7日,龙门防线失守,保卫中原古都的任务落到了以河南籍官兵为主的第十五军及第九十四师肩上,期限为固守10至15天.13日,日军一个大队突入城西南角,西关一带火光冲天,战斗异常艰苦.默默祈祷：“如果此次洛阳会战获得成功,则又为上帝保佑中华显著奇迹,必使经儿（蒋经国）敬受洗礼,终身贡献于上帝服役.”此后数日,前方消息总是时有时无,自我反省曰：“抗战军事之所以能维持至今,而不颓者,全以战略之优胜,而补战术之低能也.此次战略错误,则战术自必溃败矣.”25日,洛阳陷落,守军牺牲惨重.
还在围城血战之时,国军搜获一份带有“潼关兵团”字样的日军文件,觉得敌军不仅要占领洛阳,而且要攻占西安,预估事态极其严重.原来日军华北方面军看到豫中战局进展顺利,提出了西进潼关的设想,因为潼关对于将来进攻西安具有重要价值.但权衡再三,日军华北方面军把握不是很大,决定用约一星期的时间,先击溃豫西境内的胡宗南大军,然后确保潼关以东一百公里的陕县,作为进攻陕西的桥头堡.
武汉会战后,的爱将胡宗南率部坐镇关中,步步升迁至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下辖部队从最初的一个军增至十几个军,渐渐养成后方最大的战略预备集团.河南烽火漫天,胡宗南先后派出六个师东出潼关,起先命令胡统率三个师,由灵宝出击,向洛阳增援,旋因洛阳失陷,改变作战任务为反攻陕县.6月3日晚上,蒋与胡通话,方获悉进攻陕县部队并无进展,“甚以其所训练部队之战斗力为虑也”.充当先锋队的第八师师长吴俊回忆此次战况：“官兵不乏前仆后继,但敌人不仅以优势空军及炮兵掩护攻击,更重要的是阵地前突然出现大批中型战车冲向我阵地,激烈战况不亚于淞沪会战.”
重庆阴雨绵绵,忧心此战“为胡宗南部荣辱成败最大之关键,实亦为党国盛衰之所系”,严令死守阵地.6月10日,第三十四集团司令李延年报告前线困难情形,要求撤退,胡宗南请示,蒋令支持到天黑再定.日落时分,蒋重申“无论何人不得向西撤退”,“在阵地内与敌决战,以保持国军荣誉”.当晚,日军攻势如潮,据胡宗南日记,23时他再次请求撤退,比照日记,气愤、失望跃然纸上：“本日胡宗南所部在宝鸡虢略镇之线,其师长擅自撤退,以致所有计划完全无效.宗南专在西北训练军队而未使用者五年之久,预备其在最后反攻之用,中外人士皆以此军为生力最坚强之部队.而此次败退之军队,尤为其中最精强者,今结果如此,军纪败坏,命令废弛已极,寸衷惭惶,实为从来所未有,而痛心怒愤,亦为从来所未有……余将何面目以见世人也.”
胡宗南的军队节节后撤,日军攻势到达河南最西部县城阌乡,随后按照预定计划返回陕县.6月13日晨,第八战区下达追击令,次第收复豫西一些失地.此次战事乃抗战成败之关键,如果潼关与西安动摇或失陷,则全局难以收拾,胡宗南手下的十军兵力一旦失败,将动摇全国之军心、民心,为此半个月以来寝食不安,这样的结局不禁令他感慨万千,“今幸蒙上帝保佑,竟得转危为安,实非人力之所能及也”.
【长沙失守,痛下决心毙军长】
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中,湘桂作战是重中之重,预定八个师团兵分三路大举南攻,穿过湖南全境,冲向广西东北地区,再作阶段性休整.5月14日,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敌军打通平汉路以后,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其发动之期当不在远,务希积极准备,勿为敌寇所乘,以粉碎其企图为要.”薛岳不以为然,日军以往三次受挫湘北,怎敢再问长沙.及至发现日军大量集结时,参谋长赵子立婉言相劝：“看敌人到处抓伕,水陆运输繁忙,其形势与以前显然不同,兵力很大,不如改在衡阳决战怎样？”薛岳哪里肯听,自信沿袭老办法,定能上演“第四次长沙大捷”.
沉寂两年多的湘北大地烽烟再起,军令部指示第九战区“以现有兵力准备于长沙附近与南犯之敌决战”,规定第四军固守长沙及岳麓山,后又转用第三、第六战区部分兵力增援湖南.薛岳为人桀骜不驯,粤军系统第四军与薛关系密切,没有过多插手长沙防务.赵子立援引白崇禧的说法,蒋内心倾向于衡阳决战方案,但瞻前顾后“没个一定的主意”.直到6月中旬,觉得“日军行动慎重非常”,试着提醒薛岳：“持久消耗于我有利,故不与决战,而用牵制之术,消耗其兵力与时间,使之接济与交通愈久愈难以困之.如遇有小部队,则我用优势兵力集中一点,予以各个击破,以期多数之局部解决.”5月17日,长沙城区部分阵地失守,岳麓山迭电告急,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临时决定转移主力至湘江西岸,未料仓促渡江引起混乱,反而加快失败脚步.18日,岳麓山、长沙纷纷不守.
由于信息滞后,一时还不知情,事后调查报告显示,显然高估了第四军.这支北伐时期号称“铁军”的部队早已腐化不堪,各级主官平时忙于经商应酬,日常训练敷衍搪塞；战前疏散时,副官处长擅扣商船,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战斗发生时,竟还有一些官兵尚在掩护部中打牌赌钱.19日晚,证实“第四军已擅自放弃长沙”,痛心布置于岳麓山的最新式的重炮与山炮,完全丧失功用,第四军有名无实,十余年来徒有虚誉,至此其弱点暴露殆尽,“而余之不加检察,一任部属之所为,对于长沙重镇,派其死守,乃为余之罪也.但对该军长,非严惩不可”.
9月,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召开,阐述了自己下令毙张德能的原因：
长沙失守之速,是出于统帅部意料之外的,近年来,长沙的工事一再加强,而且长江以南精锐的武器差不多都集中使用在长沙近郊及岳麓山各重要据点.守卫长沙的第四军是我们革命军里面最有历史的部队,统帅部当时相信其必有与城共存亡的决心.谁知作战不到一周,统帅部就和他们失去了通讯上的联络,当时还以为是无线电发生了障碍,决不料长沙已经失陷……照连坐法的规定,军长不奉命令擅自撤退者,毙其军长……当即令第九战区长官部将其押解来渝,军法从事,业已毙.这件事报上已经公布了.第四军自从我在广东作战以来,所有的功绩、精神、纪律,皆极优良,而现在结果如此,所以我不得不忍痛牺牲,毙其军长.
【衡阳鏖兵,47天难解围】
抗战军兴,随着沿海、沿江一带的工厂陆续迁移到内地,粤汉铁路与湘桂铁路交会的衡阳渐渐繁荣起来,财政税收仅次于重庆、昆明,位居大后方第三把交椅.5月29日,军令部电示第九战区,第十军附暂编第五十四师一部固守衡阳.第十军属于嫡系部队,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曾经力挫日军,常德会战时增援第六战区,猛打猛冲,战斗作风堪称顽强.大战在即,电话勉励军长方先觉：“此战,关系我抗战大局至巨,盼你第十军全军官兵,在此国难当前,人人发奋自勉,个个肩此重任,不负我对第十军期望之殷.”方先觉态度坚决：“本军不惜任何牺牲,战至声嘶力竭死而后已……未将即将来临之恶战放在心中,现在厉兵秣马,准备与敌决一死战！”
从6月26日至7月2日,斗志昂扬的第十军粉碎了日军第一次总攻.心情愉悦,约定真正危急时,以代号“甚稳”通告,是时必令靠拢衡阳.由广东调来的第六十二军沿湘桂路两侧东进策应,距离衡阳城区大约30公里,主张“暂缓不急为宜”,以待第十军进一步消耗敌人.11日,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几天下来双方损失均大,尤其是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不仅士兵伤亡殆尽,连杂役、炊事兵都不能幸免.15日,接到方先觉“甚稳”代号,乃知衡阳战况危急,“即派飞机投掷通信袋,令其固守待援”.18日,方先觉再度告急,禀报：现有守卫兵力皆为军佐与杂役兵所编成者,已不能响应友军夹击围城之敌.即令方先觉无论兵员如何缺乏,必须编足数营向增援友军方向出击,方遵命照办,连夜派出特务营前往联络,不料中途遇埋伏,全营覆没.第六十二军再兴攻势,但日军阻援力量很强,最后无奈后撤.
衡阳保卫战期间,中美关系相当紧张,罗斯福鉴于河南、湖南战场接连失利,要求赋予史迪威统率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免于中国战区继续崩溃.在这样的背景下,衡阳胜负远远超过战役本身的意义.31日,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此次衡阳之得失,其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愿衡阳解围获得胜利以后,第十军全体官兵皆能受洗,“得归荣耀于上帝与基督救主也”,祈求神祇到如此地步,可谓抗战期间绝无仅有.
湘南战事胶着,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亲自组织第三次总攻.从昆明调来坦克参加衡阳解围战,但胜利的天平始终没有向国军倾斜.8月8日,坚守47天的衡阳终于陷落,方先觉和参谋长及四位师长同时被俘.总结失败教训,认为“军官之智识与部队之技术低落至此,何以称军,焉得不令外国侮蔑乎,乃可使我决心非以全权交史（迪威）整训与指挥不可也”.
【桂柳哀歌,“最高统帅”鞭长莫及】
1944年6月中旬,日军进抵衡阳东郊,约见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要其前往桂林协调指挥第四、第七、第九战区联合作战.白崇禧表面上很谦虚,辞谢协调指挥权,愿意秉承指示,传达指导广西备战.心知肚明,“桂系”并非“省油的灯”,回想1939年桂南会战,严令桂军固守南宁,执行起来照样大打折扣.军令部充分吸取白崇禧的意见,制定第四战区作战计划,下令重庆卫戍部队第九十三军驰援广西,固守桂北门户全州.9月初,电令军长陈牧农：“务期在敌人断续攻击之下,能固守三个月以上.”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出,全州不可能守三个月,不如凭借有利地形节节抵抗,赢得两个星期时间抢运物资.9月8日,第九十三军与日军先头部队发生接触.12日深夜,全州城内爆炸声此起彼伏,张发奎闻讯急令高参李汉冲驱车前往侦察和就地处理一切.13日拂晓,李汉冲在距离全州50多公里的兴安县遇到了陈牧农.“昨夜全州西侧高地被敌袭击,左侧背与后方联络线均已受威胁,为撤退安全和尔后战斗起见,不得不放弃全州,情况紧迫,粮秣无法全数撤走,乃作了焚毁处置,因电话中断,不及请示长官部”.陈牧农振振有词.14日上午,据报不胜骇异,日记显示：“乃电张发奎,如果有此事,则陈牧农应就地决,以昭炯戒.此又一不测之耻辱,所部军官之幼稚与无胆识,几使无地自容矣.”20日,陈牧农步张德能后尘,成为豫湘桂战役中第二个伏法的军长.
桂林守城原定桂军第三十一、第四十六军共同担任,白崇禧出于保存实力,一方面临阵变卦抽出两个师,另一方面再三要求其它战区增援广西.心生厌恶,但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广西的微妙关系.尽管蒋日记坚持声称：“桂柳激战已起,余决心固守桂林为主,柳州势难保守,故不愿再加兵力增防,以免逐次消耗,有碍我集中兵力、整个出击之方略.”实则难掩鞭长莫及之尴尬.桂林防务完全取决于白崇禧的“精心安排”,重庆根本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甚至同为桂系集团的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也发起牢骚：“第四十六军调出去了,第一八八师也调出去了,只剩下第一三一师和第一七○师两个师,一个军的兵力都不够,我看防守司令的职务由军长担任就够了,何必要我来负责！”11日,桂林失守,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恒等多名高级将领以身殉国.当天主持军事会议,白崇禧借故缺席,蒋无可奈何：“本日桂林与柳州同时失陷,桂林工事坚强,粮弹充足,所有通信与装备,皆尽用于此,而未经一日战斗,即崩溃,可痛之至.”
【黔南敌退,陪都重庆虚惊一场】
桂林、柳州的战火尚未熄灭,日军第六方面军发布命令,“大致应追击到广西和贵州省的省境线”.此时,豫中会战中一败涂地的汤恩伯已经调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负责指挥各战区增援大军,重新构筑防线.说过,要给汤恩伯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11月22日,占领河池的日军继续进攻南丹,守军是从重庆跋山涉水而来的第九十七军,不少官兵的草鞋已走烂,只好光脚迎击敌人.忧心忡忡,担心桂军避战远撤,不听命令,任由敌人长驱直入.27日,日军攻占黔桂省境线上的要隘黎明关,南丹很快支撑不住.
抗战以来一直处于后方的贵州突然如临大敌,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没有方寸大乱,反而强作镇定,事已至此,贵州需要一位重量级人物坐镇指挥.找来何应钦：“黔省战况,危机殊甚,非我二人之一前往督师反攻,无以稳定战局.”何应钦是贵州兴义人,桑梓之事自然不便拒绝,“那还是我去吧”.他答应是勉强答应了,就是迟迟不见动身.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性格率真,批评国军“前方将领作战不力,后方机关办事散漫懈怠”,对何应钦滞延的行为感到十分不解.惭愧万分,12月1日“督促敬之（何应钦）速赴贵阳,及勖戒各军事主管,对此紧张之战局,必须本其良心,负起责任,提起精神,勿再为中外人士所贻笑也”.
黔南小城独山当时是尚未完全通车的黔桂铁路终点站,以战时交通状况而言,距离贵阳大概不到200公里.当时军政部、后勤部存于独山各仓库的械弹物资堆积如山,待运者不计其数.12月2日,日军攻入独山,联队长海福三千雄在火车站的墙壁上狂妄地写下四个大字“无血占领”.正面战场屡战屡败,魏德迈建议,如果贵阳失守,应有迁都昆明之准备.夜深人静,打开日记本欲哭无泪：“军事至此,可谓拮据已极……如敌果继续深入,则决放弃贵阳,固守乌江,以待各路部队之集中,再图反攻.对于整个全局,若至最后绝望之时,乃坚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
长途奔袭,必定人困马乏.4日黄昏,日军按照预定计划有序撤离独山,工兵放火焚烧城区西郊的被服、卫生、粮秣仓库.8日拂晓,迟到一步的第九十一师宣布“肃清残敌,克复独山”.军委会出于稳定后方人心,夸大渲染战讯：“我军于击退独山西北附近地区之敌后,即乘胜向独山城攻击前进.至7日晨,攻抵城垣.敌据城顽抗,经一昼夜之激战,我卒将顽敌击破.于8日拂晓,完全克服独山城.击毙敌及夺获战利品均多,正在清查数字中.残敌已向南狼狈逃窜,我正猛予追击中.”闻之大喜.
豫湘桂大战历时八个多月,国统区沦陷大中小城市一百多座,失去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七个重要空军基地.
1945年元旦,几乎声泪俱下地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我们神圣抗战到今天已进入了第九年度,回溯这八年以来,要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一年.敌人侵豫犯湘,窜扰桂柳,猖狂冒进,在最深入的时候,侵犯到了贵州境内的独山.我们在这八个月以来,国土丧失之广,抗战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的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之中最堪悲痛的一页……”
（作者系文史学者）
日记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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