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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徐铸成在香港《大公报》的新闻评论探析

◎尤悦

【摘要]徐铸成是我国著名的报人、记者和新闻评论家,他在新闻界的主要造诣在于他的新闻评论.1939年8月,徐铸成应《大公报》胡政之邀请,担任香港版《大公报》的编辑主任.1939年8月至1941年11月,他撰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鼓舞士气和团结抗日的社论及短评.在此,笔者将主要对这一时期徐铸成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评论题材和写作特点做初步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徐铸成新闻评论香港《大公报》

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是我国著名的报人、记者和新闻评论家.少年时期,徐铸成就开始接触《申报》、《新闻报》等自由主义报纸,1922年,他考入无锡市省立第三师范,由此开始接触到了自由主义思想,个人思想也逐步走向成熟.1924年,徐铸成第一次读到了鲁迅的《呐喊》,“觉其思想深刻,文辞尤生动,启发很大.”c1]1926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继而又辗转入北京师范大学.

1927年,徐铸成真正步入报界,担任国闻社兼天津《大公报》记者.1938年1月改任上海《文汇报》主笔.1939年上海沦陷,徐铸成应胡政之邀请,担任香港版《大公报》编辑主任.后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13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社评《暂别香港读者》,宣告休刊.徐铸成在社论中希望“在今后黑暗的岁月中,尽力保持民族气节,将来重新见面时大家不内疚、不脸红.”[2]

徐铸成在主持港版《大公报》两年半的时间内,发表了数百篇社论及短评,积极鼓励深处战火中的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保持民族气节,将抗战坚持到底.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虽然他远在香港,但是他的评论深受大陆读者的支持和喜爱,对于鼓舞士气和团结抗日具有推动作用.

一、写作背景与题材分析

(一）写作背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后使得原本对立的两党新闻事业开始走向共处阶段,但是这种共处并非想象中的和平共处.抗日战争以前,我国的文化中心是上海,其次是北平.北平、上海相继沦陷以后,文化事业开始南迁,向广州、桂林和香港转移.

1939年8月,徐铸成接手港版《大公报》后,香港当局对华文报纸的管控网络十分严格.虽然,他们记者的行动不像“孤岛”时期那样每天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不用担心随时可能被炸死的危险,相对来说人身安全更有保障.可以放心工作,也可以在工作之余的时间,约朋友去咖啡馆或者酒楼谈天说地,聊聊时事,互通有无.但是,报纸所受的删检和压制,比上海租界更加严厉.许多报纸的社讦中都有一块一块的“天窗”,而且有一些社评的位置全部是空白,注明了“全文被扣”的字样.

当时的报纸,还不允许出现“抗日”和“抗敌”等字样,虽然当时的英日同盟已经不复存在,英国的在华利益也遭到损害,但是英国在国际上依然保持“中立”态度.1940年起,国内发生了几次反共,《大公报》香港版凡是有关国内问题的社评,按照惯例都是由重庆版打出小样寄到香港,再由香港版转载.徐铸成还专门定了一个原则,即…家庭’纠纷不宜纷扬”[3].所以有些带有争论性的文章,徐铸成也不允许转载.

(二）题材选择分析

1939年,大陆的大城市相继沦陷,持续不断的战争与压迫使得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为了宣传积极抗战,振奋民心,徐铸成撰写的评论选题具有鲜明的新闻性、政治性和针对性.他放眼国际形势,关注重要的新闻事件,解读各国政策,抨击日伪劣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如他在社评中强烈呼吁：“日本侵略者是我们的死敌,不论它今后南进北进,不论它们向英、美或向苏联挑战,而最后算清它命运的,还是我们中国.我们一刻不能放松它,非把它的侵略铁蹄完全斩断,我们的奋斗便永不能松驰！”[4]

二、文本内容分析

（一）关注国际形势,宏观分析战局

徐铸成对国际形势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欧洲战场的战局,二是美日关系的变化.徐铸成对这两方面的评论有着一致的目的,那就是通过对国际大局势的分析,揭示日本的战略和野心,让世界认识日本的真面目,让中国得到更多外国的援助和支持.

在《三国同盟与中国》中,徐铸成深刻地了解日本与德意签订协定的原因,就是在于制造声势,这也正反映出了日本在远东被孤立的状况.在《光荣的苏联战绩》中,徐铸成十分赞赏苏联红军的英勇善战,红军的胜利间接稳定了远东的局势,打碎了日本再做一次投机买卖的妄想,阻断了德军和日军的联系,使得日本的孤立形势更加严峻.[q

（二）揭露日军的侵华行为

徐铸成的许多社论与短评,一方面批判日军的残暴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日本侵华谬论掩盖下的霸权主义本质.

1941年9月3日针对美国劳工节日罗斯福总统的广播演说,徐铸成发表了社评《不与侵略者谈和平》[3],文中提到,“日本的摧残劳工生活,压迫自由思想,比德国更残酷,更彻底；至于它在征服区种种黑暗的手段,更非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所能梦想”.[同徐铸成深刻揭露了日军的暴行,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

在短评《日本的“双簧”》中[4],徐铸成称日本双簧式的谣言攻势实则是一个烟雾弹.“一面由各报发表将‘放弃对华战争’的消息,一面由本多等表示反对与国府讲和,而以全力支持汪伪组织.这是想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日政府已有觉悟,而在华军人则仍一意孤行”.徐铸成直截了当的戳穿了日本政府的谎言,认为他们的目的只是在于让美国放松对中国的援助,及时向国际社会传达了真实的声音.

（三）注重教育、文化与科学

除了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徐铸成还非常关注国内的科教文卫建设,认为即使我们身处战争之中,也不能忽视对于青年人的教化,不能在战争中自乱阵脚.

1940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中国驻美大使,对我国十万青年的签名寄函表示感谢,徐铸成由此深有感触,于7月21日发表杜论《培养中国之新血液》,对我国青年大加激励与赞赏.徐铸成说“我们希望青年们能作未来新中国的中坚,自必须在此时养成他们远大的眼光,让他们能探求广博的知识,培植雄迈的勇气”.当时的徐铸成正值中年,对青年人的成长十分关爱,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纷飞的战火无法掩盖他的爱国热情,他对青年一代时刻充满信心.

在社论《文化食粮亟须调整救济》中[q,徐铸成客观地肯定了英国与日本的科学文化水平之高,认为我国科学的落后,是战争上最大的弱点.由于我国出版业力量微弱,以及经济与文化建设的资金分配不合理,导致我国基础性的文化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他呼吁政府应当仔细考虑这一问题,认为“我们许多有形的财货问题,固然亟待调整,而这种调整事实上是不困难,且易成功,而对于文化建设的前途关系,又是非常之大,所以盼望政府不再漠视,立即着手！”.

对于提倡国防科学的口号时时不能实施,徐铸成依然感慨良多.在社论《如何提倡国防科学》中,徐铸成认为中国与日本的国运升降不过六十年时间,但是日本维新之后日渐富强,而中国的维新却没有一点长进.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两国对于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不同,日本专心走现代化之路,而中国一直坚持“中学为体,酉学为用”.因此,他为建设国防科学提供两点建议“第一,要从根本着手,从中学培养科学的根基”,“第二,要从普及做起.提倡科学,固须造成专才,尤应求其普及,是每个人都有‘科学头脑”’.

三、写作特点分析

（一）关心时事政治,如实反映民意

徐铸成曾经明确提出,新闻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新闻评论的态度可以体现报纸的报格,彰显报纸的精神.“尽管新闻评论是急就章,生命很短,推敲、考虑的余裕很短,但也必须力求其立论正确,而绝无违心之论,应尽量使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充分反映民意是徐铸成评论受到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他的评论多是由具体的政治性事件而来,往往能够针砭时弊,直击要害,为读者厘清复杂的局势.“正是新闻性与政治性的融合,才使得传统的‘政论’被现实意义上的新闻评论所代替,可以说徐铸成的这一举措具有一定的转折意义”.

（二）犀利畅快,直击要害

徐铸成的文字犹如一把锋利的,直接刺向敌人的要害.为了顺利通过检察官对于评论内容的检阅,徐铸成常常与之斗智斗勇.例如,对于违禁又十分重要的选题,通常隐藏在长篇稿件中；对于敏感的选题,通常用古人思想对当前形势进行影射.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处理,使得评论得以顺利发表,给民众传达丁真实的情况,让人不得不佩服徐铸成过人的才智.

（三）题材广泛,内容活泼

徐铸成的文笔十分生动活泼,对于国际政事的评论也不刻板,让读者感受到旺盛的创作.他的评论内容涉及的知识领域十分广泛,通常包含地理及历史知识,增强了评论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同时,他还善用评论技巧,多引用,多例证,并不是枯燥的平铺直叙,使文章的起承转合间充满了文人气质.选题也不局限于战争本身,而是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科教各个方面,如他这般广博的眼光在当时并不多见.

注释：

[1]徐铸成：《三国同盟与中国》,《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10月3日

[2]徐铸成：《光荣的苏联战绩》,《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9月11日

[3]徐铸成：《不与侵略者谈和平》,《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9月3日

[4]徐铸成：《日本的“双簧”》,《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 5月11日

[5]徐铸成：《培养中国之新血液》,《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7月21日

[6]徐铸成：《文化食粮亟须调整救济》,《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10月5日

[7]徐铸成：《如何提倡国防科学》,《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10月15日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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