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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稣的觉醒
乐朋
晚清两朝帝师的翁同龢,由守旧的清流士大夫变为力倡变法的维新派首脑,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精英走过的崎岖而痛苦的思想嬗变之路.那么翁同龢是怎样觉醒的呢？
我以为,有三大因素促成了翁同龢的思想转变.
变法图强的西学新书开阔了视野,此其一.翁同龢对传统儒学烂熟于心,而手不释卷的读书习惯和生活方式,使他较早接触到近代一些变法图强的进步新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冯桂芬所著的《校邠庐》.这位苏州同乡、翰林院编修的“采西学”“制洋器”,“改革当先从内政始”的见解,吸引苦苦寻求自强之道的翁同龢.自1865 年接触冯桂芬著述,至1885 年认同“法刓必变”,他确信《校邠庐》“最切时宜”.肩负启沃明君重任的翁同龢,对同治和光绪授以《帝鉴图说》《治平宝鉴》,或指导 读经史、写诗词,乃帝师职责所在；而对稍长的光绪帝,翁同龢则引进“经世时文”,既有魏源、徐继畲、林则徐等的著述,复有冯桂芬、陈炽、薛福成、康有为、王韬等改良、维新派的著作,甚至推荐了洋人李提摩太、赫德等介绍西学的新书以及曾纪泽、何如璋、李尘等出国考察游历的笔记.读书、荐书的变化,彰显着翁同龢的思想视野开阔许多,突破了“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传统文化藩篱,走出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沼泽.1889 年底他将《校邠庐》10 册送呈光绪帝,又把其中汰冗员、改科举,采西学等六篇抄录装订成册、置于案几,以备光绪研读,后来几为戊戎变法的预案.
广交洋务派、实地参观洋务企业,此其二.思想转变光凭读书不行,还须以相应的感性认识为基础.翁同龢早年对洋务新事物抱着抗拒心态,视洋人为“蛮夷”.如开设同文馆,翁与倭仁、徐桐等一起向太后进言“不可办”；对办铁路、开煤矿等,他均否定说,“直是失心狂走”“诚以不办为宜”.1869 年4 月,斌椿记述游历欧洲十国见闻的《乘槎笔记》,被他斥责“盖甘为鬼奴耳”；1886 年新春,翁参加有各国驻华公使参加的总理衙门新年团拜会,仍贬公使为“一群鹅鸭杂遝”；1895 年在总署行走,犹在日记中说“终日在犬羊虎豹丛中,可称恶劫”！盲目排外,一览无余.但是,当他结交文祥、丁日昌、宋育仁、汤寿潜、黄遵宪、谭嗣同、马建忠等一批洋务、改革派朋友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江苏巡抚、洋务实干家丁日昌对翁影响很大.1868 年秋初识丁日昌,两人十分投契、引为好友；1873 年回常熟丁忧的翁同龢,专程赴上海参观江南机器制造局,浏览公共租界、徐家汇法式公园,并在1889 年再次赴沪参观丁日昌创办的造炮局、洋局、织布局、造纸局等洋务企业,以及招商局码头、船坞等,令翁大开眼界,感知到西方科技、实业的先进.
其三,最为关健的因素,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逼迫翁同龢的思想不得不改弦更张.所谓时势比人强,什么教材都比不上现实生活这部大书.清王朝日益加深的危机,让翁同龢面临着国家生死存亡的选择：是继续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像徐桐、刚毅之类死硬顽固派,“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还是顺应世界潮流,通过改革、改良来刷新政治、变法图强？世沐皇恩、一心报国的翁同龢选择了后者.如果说两次战争和中法战争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已让翁同龢感受到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给他原本持有的“天朝大国”优越感以重重一击,那么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对翁同龢这类政治兼知识精英的心理打击,更是毁灭性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迫使其作出文化的制度的深刻反省！亿万国人痛定思痛：泱泱天朝缘何不敌蕞尔小国？洋务运动又何以不及明治维新？大清国何去何从？“上无以对大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望”“叹息抑郁,瘀伤成疾”的翁同龢之文明自大、自傲,全被日本炮舰轰毁.他从迷梦中惊醒了：“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他的觉醒、觉悟虽迟了些,但非顽固不化.这成为他日后力挺康梁、助光绪变法的最大动因.“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翁同龢的觉醒正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部分,其所凸现的历史坐标意义不言而喻.
觉醒不易,改革更难.戊戌变法的失败令翁同龢痛心疾首,他被罢官,复遭革职、交地方官府管束.“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与汝曹弹.”弥留之际翁同龢口占的绝命诗,道出他的无尽忧怨和孤愤.但其觉醒的时代和文化意蕴,我们今天仍未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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