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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名额是如何分配的？
科举制度发轫于隋朝.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后,废黜了魏晋以来由世家大族荐举选士的“九品中正制”,改以考试铨选官吏.至清末,开科取士成为定例,是朝廷招贤揽才的主要方式,历时长达千余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为中下阶层民众向上流动提供了阶梯,促进了中国的大一统.缘于中国疆域辽阔,各地文化与教育水平千差万别,科举名额分配制度由来已久,延宕不息.
隋唐时期的科举名额分配
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为后世奠定了许多典章制度,树立了治国典范.以唐代为例.唐代的科举考试主要分为两级,一是州试,又名解试；一是省试,规定凡州试合格之后,方能参加一级的省试.科举考试的科目也名目繁多,但最受重视的还是明经（“明经”是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至宋神宗时期废除,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进士（“进士”最早始见于《礼记·王制》,隋炀帝大业年间始置进士科目；唐代设此科,凡应试者谓之举进士,中试者皆称进士；宋以后,贡生需经殿试后,及第者赐以“进士”出身）两科.在有唐一代的宰相中,多半是进士出身.进士科最难考,一百人中不过取一两名,倘若中举,便可“鲤鱼跃龙门”,登科为士.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句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据《文献通考》记载,有唐一代289年间,共录取进士6427名；实际的数量远不止于此,应在万名左右.
囿于各州人口数量与赋税征收标准不同,为了便于管理,初唐将州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后归并为“上州、中州、下州”三等；其中,上州109个,中州29个,下州189个；唐中后期,州的数量略有变化.按照建置州的级别高下,政府对每州贡生的解额数量进行了周详的规定,“凡贡人,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若有茂才异等,亦不抑以常数”.除进士科解额外,对明经科的解额也予以限制,如规定国子监明经解额人数不应超过300人,畿辅州解额人数不应超过50人.
唐代参加科举的考生,主要有三类：一是各地学馆的学生,又名“生徒”,每年经学馆考核通过后,便可直接送尚书省参加省试；二是社会考生,他们或就读于私塾,或自学成才,每逢科举考试,便可向所在州县报考,名为“乡贡”,考中后,再前往尚书省参加省试；三是皇帝特别下诏征集某类名士所举行的科举考试,名为“制科”.除制科为临时举行的考试外,其他两科均为常科,即在固定时间内举行.无论是常科还是制科,唐代均按照人数多寡选拔贡生名额,即上州岁贡3人,中州岁贡2人,下州岁贡1人.在会试的录取中,并无固定的名额分配.
虽然只要符合条件,不同地域的人均可参加科考,但在实际的拔擢中,还是存在地域倾向的.以宰相为例,有唐一代共有宰相369人,主要分布全国9个道（道,相当于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在史书有传的143人中,隶属北方的宰相多达121人,隶属南方的宰相仅有22人.其中,隶属畿辅之地的关内道,所出宰相最多,高达44人；其次是出自河北道的宰相,共计31人,两者占总数的近一半以上；在隶属南方的宰相中,最多的江南道仅有10人,尚不足总数的7%.
事实上,唐代的宰相多出自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尤以畿辅周遭的关内道、河北道、河南道为主.倘若具体到州而言,则以京兆府、相州、郑州、洛州等地偏多,以至于唐代文豪柳宗元也坦言“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局面,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唐代的上层统治阶级大多出自关陇一带,关中地区是其统治根基所在,为了更好的拱卫,朝廷在拔擢人才方面,偏向于招揽关中名士；二是“安史之乱”以前,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南方,南北文化与教育水平的差异导致南北录取名额数量的不同.
两宋时期的科举名额分配
北宋以降,科举成为朝廷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布衣者入仕,肇始于北宋.为了杜绝徇私舞弊,更加公平地选拔真正的人才,朝廷在科举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譬如禁止考生与主考官私相授受、考卷需弥录滕封等.
北宋的科举考试主要分,即发解试、省试和殿试.无论参加考试的人数,还是录取的名额,均远甚于唐代.因此,解额的多寡,成为各地录取比例的关键所在.北宋初年,朝廷对发解试尚无固定解额,一切以考生成绩优劣论定,即“合格者即得解送”.随着人口的增加,各地解送的贡生越来越多,以致贡院人满为患.为此,朝廷开始制定章程,控制解额数量.至道三年（997）,宋太祖命翰林院拟定发解条制,规定“每进士一百人,只解二十人.《九经》以下诸科共及一百人,只解二十人赴阙”；大中祥符三年（1009）,宋真宗更是将比例解额制改为固定解额制.为了彰显皇恩,对于常年遭受辽军袭扰的边疆地区,宋廷格外优待,不仅增加录取解额数量,甚至还有“免解恩例”.
宋代的发解试主要有国子监试、开封府试、州郡试和别头试.国子监试,是主要面向国子监贡生所举行的考试,宋真宗时,朝廷允准长期寓居汴京的士人参加国子监试；开封府试,原包含在各州郡试中,后脱离出来,单独成为一类考试,主要面向京畿之地的考生；州郡试,顾名思义是各州府贡院所举行的考试；别头试,专为与主考官或本地官宦有亲属关系的考生所举行的单独考试,就连客卿都必须回避,另派考官,别设考场应试.
在录取名额方面,朝廷已注意到各地经济发展与教育水平的差异,对人口较少、教育水平较低的北方地区给予一定程度的照顾,以致引发南北地区录取名额的不公.治平三年（1066）,参知政事欧阳修上疏朝廷,认为东南各州郡每逢大考,考生多达两三千人,所获发解名额仅二三十人；与此同时,西北各州郡每逢大考,考生仅百余人,所获发解名额亦有十人,甚为不公.即便如此,在最后的殿试中,南方考生往往成绩优异,以致最后被录取的北方考生仅一二人而已.
北方考生为此亦深鸣不平.以山西人司马光为代表的北方官员,提出“分路取人”（路,相当于省一级行政单位）.此意一出,旋即招致以江西人欧阳修为首的南方官员的强烈反弹,认为应当凭才取士.倘若“分路取士”,势必使有才能者屈落.为此,双方争执激烈.迫于无奈,宋英宗毅然决定仿行旧例,不做更改.事实上,南方科考也非常激烈,取胜者尤少.究其缘由,除南方考生成绩突出外,还有一个潜在要因,就是在解送的考生名额中,国子监和开封府的发解名额占据总量的近三分之一.不少财赀雄厚的南方考生,为了规避原籍地的激烈竞争,长期寓居汴京,以致轻而易举地击败其他地域考生.
“靖康之变”后,宋室偏安江南一隅,但有关发解名额的纷争依旧存息.朝廷为了照顾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遂另立户籍,创立了流寓试,且解额从优.绍兴二十六年（1156）,宋高宗下诏取消流寓试,规定侨居的北方士子与南方人一同参加考试.缘于侨居士人日益增加,国子监上疏称,流寓士子倘若总与当地人混试,长此以往“后生晚辈但见生长于是,慷慨仗义谁与共之”.因此,朝廷额外开例,对有侨籍考生的州郡,按比例增加解额,且专拨录取名额,照顾侨籍考生.
元明时期的科举名额分配
元朝在建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停办科举,以致社会上流传“九儒十丐”之说.在王鹗、陈祐、王恽等汉儒的竭力倡议下,朝廷于延祐元年（1313）逐步恢复科举考试.有元一代,科举时废时兴,录取人数极少,并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元代共开科16榜,录取进士仅1139人,平均每榜录取71人,且分左、右榜录取.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右榜需考二科,录取人数较多；左榜需考三科,录取人数偏少.在官吏的拔擢方面,朝廷多委令蒙古人或色目人高居显位,汉人或南人则处于从属或较低的职位.
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招揽天下雄才尽入其瓮,很快就恢复了科举考试.明初,国家百废待兴,亟须人才.朝廷于洪武三年（1370）下令各行省开科取士,选拔“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者,尤其对各直、省的解额数量有大致的规定.但鉴于人才匮乏,又规定各地应“不拘额数,从实充贡”,并在会试录取上力求“礼闱取士,不分南北”,以优论才.囿于南方经济文化水平远胜于北方,以致“南士往往数倍于北”,并最终酿成“南北榜案”（又名“春夏榜案”）.
洪武三十年（1397）二月,朝廷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举行科考.当时,指派翰林学士刘三吾和王府纪善白信蹈担任丁丑科主考.发榜后,录取了宋琮等51人,大多为南方人.缘于发榜时为春季,故名“春榜”.在三月后的殿试中,又拔擢福建籍士子陈安为状元,且所录进士科中无一北方人,故称“南榜”.此结果一出,引发了北方士子的强烈不满.6天后,落第的北方士子聚众前往礼部鸣冤告状,首告刘三吾、白信蹈等考官偏袒南方人；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阻拦官轿,意图告御状.一时间,应天府街头巷尾到处是流言蜚语.有人谣传主考官收受考生贿赂,有人诬蔑考官与北人结怨……消息传出后,朝野上下颇为震惊,先后有十余名监察御史上疏直呈,要求彻查此案.朱元璋生平最恨官员腐败,遂委令侍读张信、侍讲戴彝以及新录进士陈安、尹昌隆、刘谔等12人,从落第卷宗中每人再各阅10卷,以增录北方籍考生.经过数日复阅,所呈北方士子的案卷皆属平庸之作,且有犯忌之语.倘以事实而论,所取考生皆凭才学,并无不妥.此结论一出,再次引发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考生无法接受这一调查结果,朝中北方籍官员们亦是愤懑不已,重新核查的呼声日益高涨,甚至有不少官员上疏控告张信、刘三吾、白信蹈等人暗中合谋,故意将平庸之卷进呈,以蒙蔽视听.
朱元璋闻讯后,突然下诏,斥责主考官刘三吾和副主考白信蹈实为“蓝玉党余孽”.不少人借机抓住刘三吾曾上疏为胡惟庸鸣冤之事,构陷其为“反贼”,结果涉案官员俱受严惩.朱元璋念及刘三吾年过八旬,遂免其一死,遣戍西北；张信等因被诬告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得个凌迟处死的悲惨下场；其余诸人或戴罪充军,或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的免罪理由,竟是他们在复核试卷时,在开列的中榜名单中举荐有北方士子.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录取了任伯安等61人,全系北方人.殿试中,又钦点黄观、韩克忠、王恕等人为三甲,是为“夏榜”.因所录之人全系北方人,故名“北榜”.
“南北榜案”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初朝野各界要求在南北政治上寻求平衡的诉求.事实上,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经济文化水平远逊于南方,北方士子的水平亦远逊于南方.缘于盘踞北方的北元势力尚存,为了笼络北方的知识分子,稳固边疆统治,朱元璋从政治角度考量,决定抑制南方权贵势力.“南北榜案”的发生,引发了科考录取名额地域分配的问题.为了兼顾南北利益诉求,宣德二年（1427）,经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建议,“会试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为中数”,并建议在试卷糊名时,标注“南、北”二字,明代分卷制度由此形成.正统年间,朝廷力推南北中分卷制度,后一度废置.景泰四年（1453）,工科给事中徐廷章上疏,直指科举谬滥弊端.为此,他建议“今者科举,山西、陕西皆取百名,其数浮于额三倍,为悖典制”,建议恢复南北中分卷取士之旧例,具体方案是“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这一建议最终赢得各方共识,并延用至明末.在所取数量方面,基本按照“南取六,北取三,中取一,以为常”.嘉靖年间,礼部更是严格规定,“至于会试,则分为南、北、中卷,取之各有定数,所司不得增损”.
清代的科举名额分配
入关以前,后金就仿行明朝旧例,于天聪三年（1629）开科取士.天聪八年（1634）,令礼部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取中16人,俱赐为举人,宴于礼部.顺治初年,原本八旗以骑射为本,故不参与科举.
顺治八年（1651）,吏部建议八旗子弟多英才,应遵成例开科,于乡会试选拔优秀者担吏.自此,八旗开科取士由此肇兴.囿于八旗入学者常有定额,额外者不得习,各衙门用人悉数于此.况且,八旗应试者较少,且惟恐荒废武功,清廷于顺治十四年（1657）遂诏令停考.康熙八年（1669）,御史徐浩武上疏应恢复八旗科考,无论满蒙皆试汉文,与汉人一体应试同榜.康熙二十六年（1687）,朝廷规定八旗子弟需先试马步箭,方能准予考试.嘉庆年间,朝廷要求各省驻防八旗应就近于本省考试汉文,且另编旗字号.道光二十四年（1844）,朝廷停止八旗文试,只准翻译试.咸丰十一年（1861）,准许八旗文试,与翻译一体录用,其贡生可在本省乡试,亦可赴京应考.翻译科本是朝廷专门针对满蒙贡生举行的考试,“满洲蒙古通汉文者,翻汉字文一篇；未能汉文者,作清字文一篇；汉军文章篇数,如汉人例”.考试难度比进士科低,其考试制度、规程等皆仿行文闱之例.除了翻译科外,旗人亦可参加进士科,且有特殊的照顾政策.譬如在录取名额方面,以同治七年（1881）为例,从八旗及宗室中录取的进士就多达15人.起初,八旗所录学额不及小省一半,此后逐年递增,至清中期竟与中上等省份相差无几.
针对汉人的科考,基本延续明制,主要分南北中卷.顺治十二年（1655）,将中卷归入南、北卷,此后中卷屡分屡并.康熙五十一年（1712）,考虑到各省取中人数多寡不均,边远省份或致纰漏,因此废弃南北卷制度,代之以分省录取,即按照各省应试人数多寡,钦定录取名额.纵观有清一代,分省定额渐为常例,且越分越细.譬如,将江南地区划分为上、下江分别录取,下江江苏取十分之六,上江安徽取十分之四.
清初时,鉴于达官子弟与平民子弟一体应试,达官子弟中考者颇多,妨碍平民子弟中举.为此,朝廷决定分官、民卷,还规定官卷不得占用民卷名额.但这一做法,旋即被分省录取制度所取代.值得一提的是,清廷对殿试格外重视,认为必须凭才论取、择优选录,因此所取三甲以及进士及第者,并不考虑各省具体情况.清末,随着新式学堂的产生,科举制度行将就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举行了最后一场科举考试,并下诏于来年废黜科举.至此,科举考试成为历史.
【责任编辑】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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