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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
文/铁凝
我始终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不忍敷衍土豆的作家
有一个冬天,在京西宾馆开会,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人.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但这位灰衣老人却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认识已久的一个孩子.这样的问话令我感到刚才我那顾忌的多余.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不久之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省沽源县.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使我对沽源产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他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他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里,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描绘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
汪曾祺从未在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地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到后来竟然达到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字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
我去沽源县是在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秃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在这里肆虐,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挨过他的时光.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多有耐心和爱.
1989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汪曾祺是被邀请的老作家之一.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诚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地说好.在这里,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我只是不断地想起一位著名艺术家的一本回忆录.这位艺术家在回忆录里写道：当老之将至,他害怕变成两种老人,一种是俨然以师长面目出现,动不动就以教训青年为乐事的老人；另一种是唯恐被旁人称“老”,便没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证实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
东张西望的可爱老头
汪曾祺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老头.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焦躁不安的世界.
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创造出的“热闹”日子,是为了排遣孤独,还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使他觉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抚慰呢？前不久读到他为一个年轻人的小说集所做的序,序中他借着评价那个年轻人的小说,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儿”.
我相信他是多么不乐意人是孤儿啊.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还有一种独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短暂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锅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于是我又常想,一位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孤独,从塞外凛冽的寒风中快乐地朝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是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这使我始终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汪曾祺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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