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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同：我有一个伟大的父亲
2016年初,一场题为“世界和平感化力——郑午昌、郑孝同、郑人刚精品书画联合国特展”的画展在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外交官展厅举行,联合国副秘书长南威哲在他的贺信中说,“三代美术家展现的是跨越整整一个世纪的杰作”,称“郑午昌是一位与齐白石、徐悲鸿一个级别的伟大艺术家”,认为郑午昌对中国美术史的书写所作出的贡献不可估量.谁都无法否认这份评价的分量.
展览结束后不久,在一次沙龙活动上,我见到了刚从纽约归来的郑孝同,穿着一件黑色的对襟中装,灰白的头发自然地向后梳起,行止间流露出的儒雅清逸的况味,让人很容易就想到了他那些清淡雅逸的山水画作和那句“吾乃吾自画,自得其乐,修身养性罢了”的夫子自道.活动开始前的一个小时,我们坐在休息室里这样那样地聊了很多,关于父亲郑午昌,关于传统中国绘画,也关于作为后辈的他自己.毫不意外地,郑孝同特别向我提到了南威哲对父亲郑午昌“与齐白石、徐悲鸿一个级别的伟大艺术家”的评语.那种自豪发自肺腑,甚至在他看来,相较齐、徐二位,父亲对中国美术史研究所作的贡献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我有一个伟大的父亲”,整个采访中,这句话被郑孝同重复了好几遍.“他是学者型的画家,是美术理论家,也是美术教育家,他是当年海上画坛的风云人物.对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就越来越佩服他.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跟他身上那种强烈的使命感都是分不开的.”
父亲的三个“第一”
在百度百科“郑午昌”词条之下,可以看到这样的关键句：他和徐志摩、郁达夫一道,都是杭州府学堂“钱塘才子”张相的弟子；擅画山水,兼画花卉人物,能融诗、书、画于一炉,更因其所绘之杨柳与白菜别致有趣,而被画界好友戏称为“郑杨柳”“郑白菜”；他做过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美术部的主任,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新华艺专、苏州美专等校国画系教授,刘海粟、吴湖帆、张大千、黄宾虹都是他的画友,潘君诺、蒋孝游、娄咏芬、丁庆龄、王扆昌、王康乐、尤无曲、陈佩秋都是他的学生；后来他又在上海开办汉文正楷印局,是汉文正楷活字字模的首创者,被蔡元培誉为“中国文化事业之大贡献”.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抗战时期,曾与刘海粟、吴湖帆、俞剑华、李健等书画家、收藏家一起举办了中国历史书画展览会,门券所得,悉数交与上海医师公会,作为战时医药救济之用.此后又与梅兰芳、周信芳、吴湖帆、汪亚尘、范烟桥、杨清磬、丁健行、张旭人、张君谋、汪士沂、陆书臣等20人,结成“甲午同庚千龄会”,相约誓不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解放战争时期,他又秘密为解放区印刷厂提供铅字,掩护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的革命学生,资助地下党营救狱中的革命志士.画内画外,桩桩件件都颇值一书.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最广为人知的,无疑还是作为画家的郑午昌.
“父亲伟大在哪里呢？这样说吧,我的父亲是浙江嵊县人,1922年来到上海,至1952年去世,整整30年时间里,他做了很多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对中国美术史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创造了三个‘第一’.”
郑孝同口中的第一个“第一”就是郑午昌于1929年编著出版的《中国画学全史》,这部作品开了我国画学通史写作之先河,被蔡元培先生赞为“中国有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
据说这部35万字的煌煌大作是郑午昌与当时著名书画家黄宾虹、黄蔼农、许征白等往来切磋,探讨有得,耗5年精力刚才写成的,但郑孝同说“其实不止五年,在很早之前,他还没有来上海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来上海之前,郑午昌曾经在杭州高义泰绸庄做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说是家庭教师,工作的内容其实相当于半个文书.高家是杭城首富之一,家中收藏颇丰,“高家的第三个儿子当时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美术部主任,后来父亲到中华书局任职,我猜想就是他引荐的”.那会儿在高家,教书之外,郑午昌也会相帮着对所藏的字画进行一些必要的整理.郑午昌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历史和绘画本来就是他的兴趣所在,有事没事也喜欢去博物馆逛逛,在郑孝同看来,正是青年时代的那么许多的积累,为父亲后来画学全史的写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在《画学全史》的序言里他说,自己的这本书仅仅是抛砖引玉.他还说,中国的美术史为什么要由外国人来写呢？中国的美术史理所应当要由中国人来写.这表现了他的一种社会责任感.”郑孝同说.南京艺术学院的博士生褚庆立曾在自己以郑午昌和《中国画学全史》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中作过比对,虽然在郑午昌之前,已经有过中国美术史相关的作品问世,但大多只是对日常授课讲义的简单整理,很多都是参考乃至照搬了日本学者的论述,并没有太多的个人创见.而郑午昌的这一本“无论从观点还是体例都是自己的东西”（郑孝同语）.直到现在,《中国画学全史》依然是美术专业的经典教材和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重要工具书,并不断再版.“1999年出版社推出领导干部的必读丛书,16本书里就有2本是我父亲的,一本是《中国画学全史》,一本是《中国美术史》.”2009年,东方出版社推出“民国经典学术·中国史系列”丛书,全套11本,《中国画学全史》也赫然在列.
与此同时,郑午昌还是海上画坛卓越的组织者.1929年他与王师子、谢公展、贺天健、陆丹林、孙雪泥等一起创办“蜜蜂画社”,编印《蜜蜂画集》《蜜蜂画报》及《当代名家画海》,举行讲座、画展,画社先后参加者达百余人,闻名海内外.1931年他又与张聿光、贺天健、孙雪泥、陆丹林、钱瘦铁、马公愚、张大千、丁先念、王师子、陈定山、李祖韩、谢公展、汪亚尘、王一亭、黄宾虹、吴湖帆、姜丹书、徐悲鸿等一道组织“中国画会”,编印《国画月刊》《现代中国画集》,画会会员有三百余人.此外,郑午昌还参与了“寒之友社”等艺术团体,探讨国画艺术,并与画友汤定之、符铁年、谢公展、王师子、谢玉岑（谢逝后由王启之补）、张大千、陆丹林等9人结为“九社”.
郑孝同所说的第二个“ 第一”,正是方才提到的“蜜蜂画社”.“中国画坛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是蜜蜂画社的成员.画社成立时定有章程,里面规定了社员的义务、责任,每年都有任务.我看过一篇由中国画院的一个朋友写的文章,说蜜蜂画社是‘史无前例地’有了章程.在此之前,画社的主要活动就是聚会喝茶聊天,最多就是搞一些慈善活动.从我父亲开始,画社在学术上有了专门的条款”.就此,创作与研究从美术家的个人活动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团体活动,某种意义上,这或也可以视作是“中国文人画向现代美术过渡的一个转折点”.
而这第三个“第一”,则是1939年,郑午昌凭借自己的山水画作品,在当年的纽约艺术博览会上从来自72个国家的画家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金奖,为中国画在国际画坛赢得了殊荣.
“凭借这三个‘第一’,对中国美术史的发展,父亲确实是有功劳的.陈佩秋说他是继吴昌硕、任伯年之后的海派绘画的领军人物,这个说法应该讲也是相当精确的.”郑孝同非常肯定地说,“父亲这个人责任心太强了.编书、成立蜜蜂画社,后来他还组织中西画家一起讨论中国话的未来应该怎么走,他说‘要做一只蜜蜂,飞向中西绘画的藩篱,采摘其花粉,酿成新时代的佳蜜’.但是他反对美术教育过度西化,对当时学校取消传统中国画授课,他是非常反对的.他认为‘国画寄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极应发扬光大’.还有一句,‘国画实具缔造世界和平的感化力,极易传播’——这也是我们这次画展的题目——父亲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兄弟七人,只有我将绘画进行到底
郑午昌有个斋名叫“鹿胎仙馆”,他的太太朱颜则有一个号叫“鹿胎仙侍”,从中足以窥见夫妇二人的感情.郑孝同藏有父亲所书的一副对联,上联“煎茶、煮饭、扫地、洗衣,自家有力自家做”,下联“学佛、读书、养花、作画,终日如痴终日忙”.“这副对联是我母亲给我父亲出的一道题目,让他把平日生活中的事写成一副对联.父亲于是就写了这一副.上联是我母亲平日做的事情；下联是我父亲平日里做的事情.”
郑孝同是这对恩爱夫妻的第五个孩子.“我们家有七个男孩子,喜欢画画的有三个,我二哥,我,还有我七弟.后来二哥去学外语,七弟去搞建筑了,从事绘画相关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事实上,他的二哥和七弟也都不是泛泛之辈.二哥郑孝通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在英语界颇负盛名,曾经风靡全国的、被英语学习者们奉为经典的《新概念英语阅读手册》《英语学习三点法》就是由他编写出版的；七弟郑孝正则是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矗立于上海外滩的人民英雄纪念塔便是由他设计的——从父亲到儿子,这是一个典型的学者之家.
郑孝同打小就对绘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是不记得了,我母亲跟我说,那时候我还很小,一看到父亲拿毛笔写字,就扑上去抢.于是父亲干脆在地板上铺了一条草席,摊上一大张宣纸,让我一个人拿着毛笔涂,涂得身上脸上全是.他对母亲说,就让他过把瘾吧,让他玩.他还说,这一个将来可能要画画的.”就是从这一刻起,郑午昌动了要教儿子画画的念头也未可知.郑孝同稍微长大一点,就开始立在画案边,为父亲研磨,看父亲作画了.
许多年之后的有一天,郑孝同的一个收藏家朋友找到他,说自己看到一幅署名为郑午昌的画,画的是一只公鸡,他不确定是不是真迹,想听听郑孝同的意见.郑孝同问他,这幅画是不是叫《东方红》.朋友说是.郑孝同一拍大腿：这就对了！
那是1950年,郑午昌全家刚从延安东路搬家到南京东路.“乔迁新居,母亲对父亲说,你画幅画吧.父亲略加思索便画了起来,边画边向我解释,这是鸡冠,这是鸡脖子上的锦毛,尾巴毛要画得长,要画得有飘动的感觉……而且父亲画的这只鸡是正面的.我还记得父亲跟我说,画鸡要从侧面开始画,正面的鸡是很难画的.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后来一直在找有没有人是正面画鸡的.寻来寻去,确实很少看见.可以说几乎没有.”
一直有心致力于弘扬国画艺术的郑午昌此时正在积极参与创建“新国画研究会”.遵照“新国画”的精神,郑午昌在题诗时有意效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写法,文辞相当浅白通俗：“公鸡公鸡声何洪,喔喔几声动晚风.声随风,吹大地,起来起来莫再睡,快来工作振精神,一日之计在于晨,及时不作应自悔,社会岂容偷懒人,偷懒人比如行尸和走肉,自思何以对民族.闻鸡声倘能即起,向前事工农,懒人便可变英雄.”他一边写一边问一旁的郑孝同认不认得,读不读得出,说你能读出,那工农兵们也一定能够理解.
“那时候我们一直在唱《东方红》的歌,我就说,那名字就叫‘东方红’好了.父亲说对对,就叫‘东方红’.于是他就又在这首诗的下面,用隶书写了‘东方红’三个字.所以我对这幅画,印象深刻得不得了.”
另一幅让郑孝同印象深刻的作品是《大西南进军图》,是父亲和他的好友王个簃、戈湘岚一道合作完成的.创作地点也是在南京西路的家中.因为尺幅很大,画纸只得铺在地板上.这幅作品参加了全国的美展,并以拉出折页的方式,刊登在当年的《人民画报》上.据说作品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郑孝同后来还专门去上海图书馆借了那期《人民画报》出来临摹.
还有《志愿军雪夜进军图》.画面上的志愿军战士手握机关站在坠毁的敌军飞机机翼上.“小朋友对飞机大炮都是很感兴趣的.我父亲就指着画上的深深浅浅的黑点说,颜色浅的点是灰尘.然后他说我再点几点深的给你看,这是弹孔.还有作为画面背景的农民的房屋,那些篱笆的画法,父亲都一边画一边讲给我听.这些细节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不是姐姐的姐姐,不是老师的老师
1952年,郑午昌因为突发脑溢血不幸辞世,那一年,郑孝同10岁.除却上文提到的零星记忆,他对父亲的了解,更多还是来源于母亲的追忆和旁人的讲述,以及长大之后对父亲画作的临摹和史料的阅读.其中,郑午昌当年在杭州国立艺专的学生,年长郑孝同二十余岁的陈佩秋,成了沟通郑孝同与父亲郑午昌的最重要的一座桥梁.
“有些事情我自己其实已经不记得了,是陈佩秋告诉我的,我叫她姐姐,她是我不是老师的老师,不是亲戚的亲戚.她说你父亲最喜欢你,上课的时候还把你带过来,我们下课之后也都会跟你玩.那时候我大概四五岁吧.后来我父亲过世,陈佩秋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赡养,我因为要读书,还是留在嘉定钱门塘.但是每到寒暑假,我都会去陈佩秋家里住上几天.他们的画都摊在桌子上,随时都可以站在边上看.也说过要拜她做老师,但她说你不要拜师了,画拿来我给你看就是了.”后来,郑孝同到陆俨少艺术院当院长,“接触一些陆俨少的东西,我的画上也表现了一些出来”,陈佩秋看了之后对他说还是要学宋元,说陆俨少也画得很好,但是不适合你去学,你直接学宋元的,学你父亲的.郑孝同将陈佩秋视作父亲之后第二个最崇拜的人,因为她,“我这根断掉的风筝线又接了上去”.
在郑孝同收藏的父亲遗作中,有一幅题为《叠嶂清秋图》的作品特别有意思,那是郑午昌与陈佩秋师生“合作”的作品.1982年,因为郑午昌遗作展的需要,郑孝同拿出了这幅父亲生前的未竟之作请陈佩秋补笔.陈佩秋在画作上题的款识,对此事来龙去脉有过清晰的记述：“此为郑午昌先生晚岁所作,始写右侧半幅后即不幸逝世,今秋同门丁庆麟、娄咏芬、张宇澄诸学长多方斡旋筹得重金,在上海美术馆为先生举办书画遗作展.……此图为孝同所藏,因以出示,盼余补成.囊昔先生在西湖国立艺校执教,余多次临抚先生范本,皆未得其神理,忽已三十五年有余,展图犹聆师教,不觉信手抚之,勉成左半幅,而右半幅山径、杂树、人物先生及敷色者亦代润饰,想先生豁达大度,必不至有所怪罪也.壬戌九月佩秋记.” 一幅作品,前后隔了三十余年,终由师生二人合作完成,这无疑是一段画坛的佳话.
“ 我父亲主张画画要‘ 清厚’,他说清厚比浑厚更难.”和父亲一样,在笔墨趣味上,郑孝同始终是偏传统一路的.在他看来,古典的技法,民族的精神,这是中国画最重要的核心.有评论家用“清、淡、雅、逸”来形容郑孝同的作品.而这种对“清、淡、雅、逸”的追求,在郑孝同看来,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个“静”字——清是清静,淡是淡静,雅是雅静,逸是逸静.“石涛就有一幅画,画到至处,不敢题句.为什么不敢题句？因为画得太静了,字写上去要惊醒它的.太静了会不会就没有画画的了呢？我觉得不是的,这种静恰恰就是一种创作的推动力,是那种内在的张力与爆发力,是澎湃的的最高点——而这个静,恰恰就是我们在当下的创作里最最缺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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