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方面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跟从俄国革命之路看列宁的政治遗产--从《列宁政治遗产十论》说开去方面论文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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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国革命之路看列宁的政治遗产--从《列宁政治遗产十论》说开去

摘 要:

周尚文教授关于对列宁及其政治遗产应该“从历史的、学术的层面加以梳理和评析”的主张是正确的.列宁的“灌输论”、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和“革命转变策略”这三个重要主张,可认为是构成列宁主义的三大核心问题.此处列宁与马克思的差别,是把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社会革命理论移用到落后地区时所必然导致的差别.对列宁来说,理论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实用的手段.在夺取政权和保全政权的行程中,列宁是很大的成功者.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度里,往后的路程更要艰难得多.他的成功和曾经犯过的失误集中体现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

关键词:列宁;政治遗产;灌输理论;革命转变;世界革命

本文要评论的《列宁政治遗产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是华东师范大学周尚文教授的近作.这位老一代的著名学者在国际共运史和苏联历史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数十年,早已有大量著述行世,其中专门讨论列宁的也颇为不少.相信学术界同行对他的学术观点都不陌生.那么,新作《十论》有什么新的特点和贡献吗?

我的看法是:有.此书有自己的新颖之处和新的贡献.

先看看《十论》的部分章节目录吧:苏共:列宁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布尔什维克何以能取得政权、制执政模式的形成、“无产阶级”的是与非……执政时期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教训、新经济政策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处理农民问题上的矛盾和纠结、知识分子政策的得与失,以及最后一章:世界革命:理想主义的困顿.

仅仅以上题目,大约已能使人们看出作者的心迹与追求了:这里涉及到的是列宁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苏联史和国际共运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它们许久以来一直在世界范围内搅动着人们的心灵,激发起无数的争论,在改革开放以来,也越来越成为中国人所关心、所思考、所热议的话题.周教授写作此书时显然怀有明确的目标,即通过自己对列宁的政治与理论活动的研究,对上述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进而总结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提供思想的借鉴与启示.学者的现实感和社会责任心,在这里呈现得异常鲜明突出.

①此处我立刻想到,还应该加一个补充:在斯大林的观念中,即使在列宁主义内部,只要与他的见解不同,也是反列宁主义的.于是哪怕像布哈林这样的列宁主义理论家,也被打入“反列宁主义”的另册.

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国内迄今关于列宁的文字已经不少.其中较早的大都是对伟大导师思想的注解和热情颂扬,“高山仰止”式的崇敬多而独立的思考少,这类文字到了今天,已经没有多大参考价值了.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开始以较为独立的态度对待列宁了,但主要关注点仍集中在从列宁那里找寻思想资源,借以为当今的政策需要提供历史依据,例如相当一部分关于列宁晚年的著述就是如此.然而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对列宁的批评之声不胫而走,到处流传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当人们在考察苏联存在70多年间的无数艰难曲折的事件进程时,是不可能不追溯到它的创始人那里去的.于是,关于列宁的认识和评价成了言人人殊、争论不休的焦点.如果说,这种争论在学术界中还多少保持着谨言慎行的外貌,那么,一旦到了“民间”而成为公共话题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同观点的分歧在这里往往不再表现为意见的交换,而是很快变成激烈甚至狂暴的对骂.类似这样的“批评”,如今任何一个人打开网络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它们中间虽然也有一些是较为重视事实和讲道理的,但更多的可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虚构和失去分寸的“口水仗”.这类批评所表现的并不是理智的分析,而只是“庸夫之怒”式的情感发泄而已.它们固然可以成为了解当代社会心理的素材,但对于严肃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真正的学者在面对严酷的历史时,并不放弃自己的情感,但他们应该超越情感,始终让自己保持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就像一句名言所说的,不哭,也不笑,而专注于理解.

周尚文教授是具有这样的态度的.在《十论》前言里,他一开始便给自己规定了任务:对于列宁及其政治遗产,“既不能像过去那样不加辨析,加以‘神化’”,也不能“全盘否定,肆意污垢,斥之为一种‘原罪’”,而应该“从历史的、学术的层面加以梳理和评析”(见《十论》第18页).他确实遵循和践行了这一要求.在作者的笔下,列宁既不是顶礼膜拜的偶像,也不是肆意诬陷的妖魔,而是客观研究的对象;作者在考察每一个问题时,总是要让自己从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政治局势和实际需要出发,对列宁的理论、策略和政策进行认真具体的考察和分析,予以有条件的肯定,而对于由此引起的弊病乃至后世的严重后果,则给以直率而不失公正的揭示.他对自己这一有褒有贬的方法坚持得如此自觉而彻底,有时甚至有些刻意的痕迹了.但我仍然要说,这种从历史出发的方法是研究的正途,它在时下那些情绪多而知识少的论者那里是缺乏的,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则是应该大大发扬的.下面我结合周教授的论述,对作为历史人物的列宁发表一些看法.

在我国,长期以来,列宁是与马克思有同等地位的伟大导师,他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一起并称马克思列宁主义,除此之外的一切主张,包括马克思主义史上除列宁主义之外的其他派别的主张,统统都是错误的乃至反动的.①这种看法久已成定论,然而深入的研究表明,其中包含着颇可探究的余地.

《十论》对这个重要的问题并不回避,一开始便援引沃勒斯坦的观点提出:“列宁与马克思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是革命的理论家,他的思路比较平稳、严谨和贯通,而列宁是革命的政治家,他的思路常常会出现跳跃、应变和反复,为应对和处置现实问题往往缺少缜密的理论思考”(见该书第19—20页).这个断语是大胆的,也是合乎事实的.那么,作为政治家的列宁与理论家马克思的主要差别在哪里呢?又是怎样一些原因造成了这些差别呢?

1989年以来,我在不少地方都提出过,列宁在20世纪初提出的三个主张是研究者特别需要重视和分析的.①它们在列宁一生的政治思想和活动中处于核心位置,对于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和此后长期掌握国家权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日后在所有落后国家的发展中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

第一个是著名的“灌输”理论.②根据这一理论,工人阶级是不可能自发产生阶级意识或社会主义的觉悟的.这种意识只能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1]317-318并由他们从外部灌输给工人群众.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这种灌输,他们就只能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附庸,他们所从事的反抗活动仍然只能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活动.而因此,承担起理论灌输这一重大使命的革命知识分子,便具有了高于、优越于工人阶级大众,从而塑造、引领和指挥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决定性地位.

第二个是关于“革命家组织”的主张.列宁力主建立一个严密而集中的党,其核心是由“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制定纲领,提出决策,规划策略,负起对全部运动的指挥职责.整个无产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③那么,如果没有广泛的,没有监督,怎样保证这一组织成员的忠诚可靠呢?列宁回答说:“真正的革命家的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是比搞“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的“广泛制”远为有效的办法.[1]418在充满炽烈情感的争论中,列宁有时把话说得过头了.例如他在反对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提倡自治制并把集中制称为官僚制的说法时,曾针锋相对地说:“官僚主义对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人.”[2]508,495列宁认为,这样一个带有密谋特点的党对于俄国革命是必不可少的,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口号:“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406

第三个是关于革命转变的策略.既然有了以上两个主张,这一策略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专制主义的俄国目前面临的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无产阶级政党既然已经如此成熟,那就应该把自私、无能,充满不彻底性,甚至会转到反动立场上去的资产阶级排除到一边,自己承担起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这不是为了替资产阶级“当炮灰”,而是要为自己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创造有利的条件.1905年列宁提出这一策略时,还只是满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到了1917年,由于坚信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便更加大胆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诚然,对世界革命的坚定信心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但真正使得布尔什维克有实际能力发动十月革命的,在我看来仍然是组织的力量和对1905年策略基本精神的看似颠覆、实则进一步激进化了的发挥.

简单对照一下便可看出,上述主张与马克思相比有了很大不同.马克思从他的资本主义经济分析出发,对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独立发展抱有极大的信心,社会主义理论固然要起到“酵母”的作用,但未来的革命只能建立在与资本主义极大发展一起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之上.社会主义政党固然重要,但“党”这个词汇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如一位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说,是思想主张的一种组织载体,而不是夺取政权的手段.④马恩在1848年革命期间曾有过促使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短暂号召,但很快便放弃了它,开始讲“我们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是直接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3]735了.如果说,马克思尽力向人们说明的是历史进程的客观必然性,那么到了列宁这里,则是从经济必然性转向政党之超越式的主动性、理论信念、革命意志和灵活策略了.当然这不等于说,列宁是完全抛开了马克思,但他的确是将革命政党视为历史必然性的命定的化身,置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了.当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里充满热情地用他那著名的“总体性”排挤了经济必然性并向布尔什维主义高唱赞歌时,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解并没有错.

然而,经过卢卡奇的这样一番哲学功夫,列宁的政治主张就被解释成了替代客观历史规律、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唯心主义.这样的观点无论对列宁本人,还是对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列宁确信1917年十月的革命不但不违反唯物史观,而且是立足于帝国主义已经垂死、腐朽,世界革命的条件高度成熟的国际视野上,把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紧紧联系起来的一次大胆的联合行动.今天人们不能不承认,这个行动确实太大胆了,远没有意识到西欧资本主义的“坚固的结构”(葛兰西语)对于革命的强大抑制能力.其结果,俄国发出了革命的信号,西欧却没有跟上来,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十分薄弱、工人阶级远不成熟的国度里,凭借革命政党坚强的意志、严密的组织和灵活的策略造就的“一国革命”,只是这一性质当时还没有被当事人意识到而已.

从以上所述背景去看,马克思和列宁的差别就不仅仅是个人性格特点的差别或理论与应用之间的差别,也不仅仅是当年苏联学术界所说的时代的差别,①而更是把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社会革命理论移用到落后地区时所导致的差别.这种差别促使着人们对原有理论模型作适应性、实用性的增删取舍、改造发挥.这一思想转变过程的脉络,可以从俄国近代思想史的历程中清晰地辨认出来.

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思想界长期纠结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能否找到一条便捷快速的道路,使俄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避免资本主义苦难并走向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完善的未来.民粹派把西欧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拿来作为镜鉴,企图通过发挥本国农村公社的潜力,跳跃式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由“劳动解放社”成员组成的第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民粹派,拒绝任何鼓吹跳跃的想法,确信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他们认为俄国革命只能走西欧的道路,首先推翻沙皇专制,然后借助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进步,发展工人阶级的群众性运动,促进其自我意识,最终迎来社会主义的革命.但他们没有料到,当他们大力向俄国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已经造成了一种新的趋势,使得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工人阶级的实际发展之前便获得了极大的发展.②沿着这一方向,利用思想超前的优势尽可能地缩短实际夺取政权的行程,在下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形成了一种热切的追求,一项新的中心任务.列宁正是这一代人中间的最主要代表,他的前述三个重要主张都是要把既有的理论优势落实为实际的组织力量,使之成为改变“自然史进程”并加速革命的“主观条件”.大致在1905年革命时期,托洛茨基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要先于西欧发生的期望,理论化为一种由“联合发展规律”所保证了的必然性,从而率先为俄国革命阐述了“客观条件”.③二者反映的是同一代人的同样诉求,满足的是同样的需要.

以上所着眼的是对问题的客观方面的分析.从这个视野去看,希望能对读者在研究周教授的书时有所助益,从而加深对列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关于列宁有许多评论和回忆,其中有他的亲人、战友和门生,也有他的批评者和反对者.我在这里不谈其他人,只引用列宁的主要论敌之一、德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权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在列宁去世后的一段话.他把列宁比作“无产阶级的俾斯麦”:

“但是同铁血宰相一样,列宁也是一位有着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和勇敢果断的毅力的人.同俾斯麦一样,列宁非常了解武力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懂得在决定性的关键时刻无情地使用武力.俾斯麦曾宣称,当代的重大问题必须用铁血来加以解决,列宁也持有这样的见解.当然,无论俾斯麦或者列宁都并不认为,仅仅使用铁血就足够了.同俾斯麦一样,列宁也是一位外交能手,善于欺骗自己的敌人,使他们惊惶失措,抓住他们的弱点,以便挫败他们.同样,同俾斯麦一样,当列宁认识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不能达到目标时,他就随时准备毫不犹豫地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选择另一条道路.俾斯麦在1878年曾经迅速地从自由贸易转向保护关税,不久前,列宁也同样迅速地从纯粹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①

这段话是考茨基从自己的立场上写的.但他对于列宁之为政治家的描写,依我看还是贴切的.

列宁是有修养、懂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熟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写过不少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字.但他与同时代的许多理论家相比,例如,与他的前辈普列汉诺夫相比,大为不同.普列汉诺夫是学识渊博、充满睿智、有多方面理论贡献的学者,他一生最重视的始终是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彻底性.也正因此,他成为理论传播阶段的中心人物.但他身上充满了书斋学者的气质,对于细小繁琐的组织工作和实际政治策略始终没有兴趣,从来没能成为一位好的组织者和实干家.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和其他“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是怀有一种特殊的崇敬之情的,②然而对列宁来说,理论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实用的手段,如果理论不能有益于革命,那就没有意义.据高尔基回忆,当他与列宁谈话时,列宁发表了这么一种观点:许多人“害怕他们心爱的理论在实践中碰壁时会吃亏.我们是不怕这个的.理论,假说,在我们看来,并不是‘神圣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只是工具而已”.③在列宁身上,革命的热情是始终高于理论的要求的.当革命形势到来时,与其他许多理论家要先将前因后果彻底想个明白不同,列宁的著名主张是:先投入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在那一时期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列宁以政治急进、态度激烈、言语尖锐而著称,以致给很多人留下了一个严厉好斗的印象.这不是错觉.列宁与之分歧和争论过的人物或派别不胜枚举,其中不仅包括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许多重要理论家,也包括像罗莎·卢森堡这样的左派以及列宁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同志.激烈的分歧往往导致分裂,而列宁是一个不怕分裂的人:在自己的党内,他一次次与各种观点和派别争论;1914年大战一开始,他宣布了“第二国际的破产”,1917年之后,他大力推动各国左派从组织上彻底与旧的社会党和旧的国际分裂,重建新的国际,由此产生了1919年成立的第三国际.在以往的观念中,凡是与列宁不同的观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甚至背叛.今天看来这是过于粗陋的解释.与列宁争论的人们所提出的观念或主张,往往也有正确的甚至深刻的思想.例如,当1904和1911年罗莎·卢森堡在组织问题上对列宁提出批评,以及1918年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尖锐地称为“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4]502等等时,她主张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群众性和性,这不是违背,而是强调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大众自己创造、自我管理的基本观点.她在这里要人们思考的正是数十年后人们所谈论的“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但是,卢森堡大概没有想到,她的批评所涉及到的已经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个别具体政策,而是根本性的问题了;如果依照她的主张,那时就不再会有布尔什维克组织、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政权了.而对于列宁来说,他着眼的首先是夺取政权以及取得政权后如何全力维护它;他非常喜爱的一句话是:革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法律.

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从大量使用后来列宁所称的“行政手段”到大规模的“”等等.还在1917年取得政权前不久,列宁已经说过:“明天事变就可能使我们掌握政权,那时我们决不放弃政权.”[5]117不言而喻,在取得政权后,只要认定是对政权的威胁性势力,布尔什维克势必以强硬的手段加以镇压和取缔,直至以最极端的办法加以消灭.后来在自己的内部,也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组织手段,直到1921年俄共十大上通过关于“党内统一”的规定.在施用这些方式时,布尔什维克是大胆的,列宁宣布:“无产阶级的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6]594-595布哈林后来则把这一主张总结为,“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反的’,然而同时又是无产阶级的国家”.[7]168当然,这不等于说布尔什维克是的敌人,而是由于他们坚信自己目标的正确性,从而把自己的强硬措施看作是达到未来的暂时性必经之路了.老实说,在这场充满血与火的激烈斗争中,各方都不惜借助于残酷的暴力,来击败自己的敌人.布尔什维克党也正是依靠这种铁血方式,才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列宁认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他承认,如同彼得一世用野蛮促使俄国西化,“我们不惜采用方式,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8]545①当这样做的时候,列宁(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确实表现为一位铁腕人物.

然而,也不能把列宁理解为卤莽灭裂、一味强硬、不计后果的人物.只要政治需要,他也会经常因时而变,表现出善于搞妥协、利用和合作的另一面.在对敌斗争中,列宁为了达到他的革命目的,是不怕冒“与魔鬼结盟”的危险的,这方面的著名事例,只要举出引起物议纷纷的“德国经费”和“密封列车”就够了.在社会主义者队伍中,从1903年起,列宁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是论战中的宿敌,然而也不止一次地与他们接近甚至走到一起,实行有条件的合作.大家都知道,列宁曾与普列汉诺夫联合反对“取消派”;1917年“七月事变”后,列宁对声援布尔什维克的马尔托夫表示了称赞;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对于仍不停地批评他们,但还是愿意与他们站在一起的马尔托夫一派较为温和,给他们在苏维埃里留下了一点位置;如此等等.列宁与托洛茨基从长期分歧到实行联合,更是布尔什维克历史上的重要一章.1917年二月革命后,当列宁在《四月提纲》里发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却遇到各方的强烈质疑和拒绝时,刚回国的托洛茨基公开支持了列宁.列宁这时迅速丢开昔日的龃龉,转而与也宣布“放弃旧日立场,不再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统一了”②的托洛茨基合作了.这两位人物的联合十分关键,他们一起执导了那场被约翰·里德称为“震撼世界的十天”的20世纪大革命.

正是凭靠从上述事例中所显现出的特性,这位有坚强意志而又极富韧性的人物,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创造出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巨大事变,并在随后有限的岁月中把这个“半亚细亚的”国度带进了苏联时代.

在夺取政权和保全政权的行程中,列宁是很大的成功者.然而正如列宁自己也看到的,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度里,往后的路程更要艰难得多.许多问题在此前可以暂时忽略,不去多加考虑,到了这时却不能不面对了.列宁自己也承认,他在政治生涯中确实犯过不少错误,而周尚文教授所说列宁“常常会出现跳跃、应变和反复,为应对和处置现实问题往往缺少缜密的理论思考”的问题,多半是出在这一时期.诸如与、政党与它所要代表的阶级、国家权力与社会、目标与手段、向社会主义过渡与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些都不仅仅是策略性的问题,而是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了.此处无法对这些问题以及列宁的对策与思考多加讨论,让我们还是回到前面一再提到过的世界革命问题上来,谈谈它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后来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影响.

如同周尚文教授在书中所指出的,“《四月提纲》所提出的转变革命方针在理论上是欠缺依据的,确有理想主义和超越历史阶段的问题”(见《十论》第74页).我同意这个断语.当然,列宁自己是不会这样看的.他很清楚地知道俄国经济与文化的落后,但他有自己的理论依据,那就是对世界革命的信赖.当1917年4月3日他在彼得格勒欢迎集会上高呼“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时,就已经对次日《四月提纲》的宣读成竹在胸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引起西欧的革命,在一场世界革命的烈火中,腐朽透顶的资本帝国主义体系将全面崩溃,落后的俄国将与先进的西欧一起大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信念在此后多年中支配着布尔什维克的整个政治方略,不仅仅决定着它的对外关系,而且还决定着它的国内政策.因此便不难理解,当1918年党内因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争论而几乎分裂时,分歧居然只在于对西方革命发生时刻的看法有差别!当时情绪激昂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们为了世界革命而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而列宁想的比较实际:“如果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可以得救.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它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如果它不能明天就取得胜利,那怎么办呢?”[9]16今天我们可以问:这些理论家们对西欧革命的这种强烈依赖,是否建立在对西欧资本主义之扎实可靠的研究之上呢?恐怕,没有.但这样一来,随着西欧革命形势的衰退,俄国革命就变成了在物质和文化条件前提条件极为匮乏的情况下的孤立行动.这样一种战略上的疏忽,对于后来苏联的发展是有着很大影响的.当斯大林时期转向“一国社会主义”的时候,问题的真正严重性便全部展现出来了.

可能有论者会说:经济文化落后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加速发展生产力和教育去解决嘛!我以为,这是把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问题简单化,缩小为一个细小的技术性问题了.请设想一下,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相联系的,是工人阶级数量和质量的薄弱,从而自我意识与自我管理的能力的薄弱——主体不能脱离客体而独立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上向社会主义实行过渡,必定遇到苏维埃国家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10]155的问题(列宁语).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在实际需要的逼迫下只能不断强化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官僚主义滋生蔓延以致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的危险,这是一个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具有生死攸关性质的问题.列宁晚年对此十分忧心,提出过一些解决办法,但大都属于行政层面的对策.不久后他便去世了;也许更重要的是:问题本身的极大复杂性妨碍着对问题的解决.到了斯大林时代及此后,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突出,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全程中的矛盾根源和导致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周尚文教授这本谈列宁的书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这些重大问题,值得读者加以注意和思考.

总结一下.列宁之所以能够在这一历史的跨越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是由于他的个人性格,他的“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和勇敢果断”等特性,恰好适于这一过程中他所要承担的历史角色.在前资本主义关系和专制主义仍占据统治地位的俄国开始实际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是个极其罕有的艰难事业.用罗莎·卢森堡的话说,在这里“社会党的任务是用自觉的干预来代替历史过程的一个时期”.[11]500由于诸种主客观条件的严重不足,在这里整个运动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步骤,不是由事件进程本身的发展中经由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涌流出来的,而是要靠少数人从头脑里制定出来并自上而下地推行的.这便造成了一个“历史中的英雄”在社会主义史上大逞身手的时代,列宁正是这样的人物.如今那段充满艰辛与斗争的历史似乎已经遥远,但它对当代的影响仍然重要.这就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深入研究列宁的原因之一.

对书中的一些地方我也有些不同的看法.下面举出几处,就教于周教授.

关于“合法马克思主义”与“经济派”的关系.大家知道,“合法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一小批知识分子中.其主要特点是用马克思的历史观证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不是以革命的观点看待这一必然性,而是以这一必然性为资本主义作理论的辩护.把俄国资本主义看作历史必然性,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们都能同意的,但以此反对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了.到了20世纪初,“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与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走向自由主义,至此该派消失了.而“经济主义”流行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俄国工人运动中.它的支持者们不是用经济必然性为资本主义辩护,而是反对社会主义者进行政治斗争,要让工人阶级使用自发的、改良的经济斗争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我觉得,周教授把这两个流派等同起来,是不大妥当的.(参见《十论》第32页)

关于孟什维克对待沙皇专制主义的态度.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是长期的论敌,分歧集中在建党原则、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前提以及无产阶级与等问题上.但孟什维克组织分散,派中有派,观点很难一刀切.总的说来,孟什维克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态度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说孟什维克想在推翻沙皇后建立“比较包容的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事实,但说他们希望用改良手段“改变沙皇专制统治”(《十论》第274页),我以为是不够确当的.与此相联系,我还想顺带谈谈普列汉诺夫在1917年的情况.周教授认为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四月提纲》的策略方针并不矛盾,因为普列汉诺夫在早年反对民粹派时就已提出,无产阶级凭借自己的主动性,将来是可能“使俄国免于太长的资产阶级霸权时期”的(引号里是周教授从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摘出的引语).所以,1917年普列汉诺夫之反对列宁,“只是由于立场改变”了.对这个观点我提点异议.普列汉诺夫在《四月提纲》刚一发表时,立即称之为“完全脱离时间与地点的”“梦话”,[12]17策略方针的截然对立于此可见.不错,普列汉诺夫在早年确实有过由于各种条件的改变,“我们的资本主义的花,还来不及完全盛开,就要萎落”这样的论述,[13]278但那只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历史预言,不是具体的策略方针.他从反对民粹派时起,始终都是坚决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为历史的前提的.周教授这里的看法恐不足以使人信服.

最后再谈一个问题.周教授认为:“农民这种以小土地私有为基础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宣言》所主张的‘消灭私有制’原则的最后对象.”(见《十论》第243页)这似乎是说,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消灭私有制”规划,小农的私有制也在消灭之列,只是排在最末一个而已.我的理解有较大不同.《宣言》中主张“消灭私有制”,但它的前提是在“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14]288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猛发展之下,农民的小块土地经营和其他小手工业者的经营一起,已经、正在或行将被消灭,他们必将落入这十分之九的成员之中,不待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就已经不存在了.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的看法,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性的宏观历史预测之上的.此处不是详论马恩这一看法的地方,只限于指出:他们没有预见到后来落后国家发生的革命,因而也就谈不上由社会主义政权实行对小农的“消灭”.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列宁这位20世纪最大革命家的思想和活动中,集中体现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周尚文教授的这本《十论》是值得历史学、国际共运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史的学者们仔细研读的,人们能够从中得到启发,进而推动我们的历史和理论认识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列宁怎么办?[M]//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进一步,退两步[M]//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论俄国革命[M]//卢森堡文选: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5]给俄国社会工党委员会的信(1917年8月30日)[M]//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M]//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主义者列宁[M]//布哈林文选: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M]//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M]//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俄国社会党的组织问题[M]//卢森堡文选: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2]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M]//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13]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张华]

OnLenin’sPoliticalLegacieromthePerspectiveofthePathofRussian

Revolution:BeginningwithTenThesesonLenin´sPoliticalLegacies

ZHANGGuangming

(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ProfessorZhouShangwencorrectlyarguesthatLeninandhispoliticallegaciesshouldbe“analyzedandevaluatedfromthehistoricalandacademicdimensions”.ThenucleusofLeniniiscomposedofLenin´sthreekeyideasof“indoctrinationdoctrine”,rigorous“organizationofrevolutionaries”and“thestrategyofrevolutionarytransition”.ThedifferencebetweenLeninandMarxhereistheunoidabledifferencecausedbytheapplicationofsocialrevolutiontheoryinadvancedcapitalistregionstodevelopingregions.ForLenin,theoryperseisatypeofpracticalmeansratherthanthegoal.Leninisagreatwinnerintheprocessofseizingandsafeguardingpoliticalpower.InabackwardcountrysuchasRussia,laterjourneyiarmoredifficult.Hissuccessesandmistakesepitomizecertainregularitiesinthecourseofsocialistdevelopmentindevelopingcountries.

KeyWords:Lenin;politicallegacies;indoctrinationtheory;revolutionarytransition;world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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