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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保护性家庭结构和底线养老秩序基于鲁中S村的调查

[摘要]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仍在继续,并将成为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厘清影响子代赡养亲代的因素对把握未来的养老模式走向意义重大.鲁中地区的老人普遍处于基本物质需求满足、生活照料和精神赡养缺失的底线养老状态.不同于江汉平原自主性、个体性养老,也不同于华南宗族地区笼罩性结构下的养老,鲁中地区养老的半结构性特点明显.在社区流动性较小的背景下,家庭结构的半保护性为保障老人养老的底线提供了基础.家庭结构对养老的保护性具体体现在底线的代际养老规则、缺失的兄弟竞争关系、公私分立的家庭社区结构.地方社会的保护性文化结构可以给老人提供一个不太坏的晚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应对老龄化危机.政府在引导社区文化时应注意保护传统的孝道资源,稳定家庭养老的文化基础,不过分推行公共仪式简化.

[关键词]底线养老；社区流动性；家庭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负担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2010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3. 26%,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8.87%,前者比2000年上涨2. 93个百分点,后者比2000年上涨1. 91个百分点.而中国正在努力迈出“中等收入陷阱”,发展的压力巨大,政府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能力有限,家庭养老仍是老人养老的重要支撑.实践过程中子代对亲代供养水平的地域性差异显著,影响子代赡养行为的因素值得探究.南方宗族村落属于父母责任小、子代义务重、代际关系紧张度低的高水平平衡地区,老人的生存状态较好,物质供养、生活照料、精神赡养方面的状况均相对较好.江汉平原处于代际平衡的过渡地带,老人从子代处获取稳定的养老资源,物质生活缺乏保障,老年人自杀的情况较多.鲁中村庄所在的华北地区,老人基本物质供养有保障,其他的养老内容缺失,相较之下笔者将其界定为“底线养老”.

分析影响老人养老状况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资源交换及结构变迁的角度展开.社会关系包括代际关系、兄弟关系、社区关系.对比西方“接力模式”的亲子关系,费孝通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反馈模式”的亲子关系,并考察了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结构的变动对老年赡养问题的影响.以后的学者主要从代际平衡和代际倾斜两个方向延伸描述了变迁过程中代际关系的变动对老年人养老的消极影响.代际关系经历了平衡一失衡一再度平衡的转换,“交换型代际关系”崛起,代际关系脱嵌化,“交换型养老”成为趋势,老人养老愈发缺乏结构保护,养老水平下降.代际关系下位运行,“眼泪往”[8],向下倾斜的代际关系使得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冲击,不少老人因此面临养老困境.“多子多福”变“多子多累”,兄弟竞争剥削老人,养老责任上互相推诿.社区情理有助于农村养老秩序的生成[10],同时又消解、降低了老人的养老标准.[11]子代养老行为与上述三层关系密切相关.

根据交换理论的解释框架,家庭内部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一种付出与回报的交换关系,无论是出于经济利益、道德义务、情感需求还是契约维护,代际资源的流动和分配都表现为一种经济上、劳务上或者精神上的支持与互换.[12]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存在广泛的资源交换,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与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帮助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13]父代对子代的资源付出越多,子代对父代的供养可能越充分.问题是从资源输出的角度讲,华北老人的付出比华南老人多,但华南老人的养老状况比华北好,资源交换与代际养老状况的好坏并不必然相关.

结构制约的视角将子代对父代的养老看作是一度因素变动的产物,社会与结构因素限制了养老资源供给,影响了老人的养老状况,其中包括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流动等.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论证计生政策对养老的消极性影响较弱,孩子数量的减少了、质量优化,其养老效果不比多子多福差.[14]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增加了父母的劳动负担、生产困难、生活孤独感,老人的养老质量下降.[15]总之子代对老人的养老状况受制于社会变迁.

笔者侧重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讨论家庭关系对老人养老问题的影响.以往的相关方面研究侧重代际关系,忽略了兄弟关系、社区关系对家庭养老的重要性,忽略了家庭的社区性.讨论代际关系变动对养老的影响时,描述的多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出地,且往往直接将变迁作为背景,没有将抽象的变迁具象化.笔者尝试结合鲁中地区就地城市化特点,描述社区的稳定性,呈现在此条件下半保护性家庭结构如何保护了老人底线养老的状态.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在广东清远、山东桓台进行驻村调研时,侧重关注了当地的社区结构、家庭关系、婆媳关系及老人养老等问题,发现了家庭结构对老人养老的重要性.本文则尝试呈现这一认识.

二、底线养老的表现及内涵

老年人既有物质上的需求,也有照料上的需求和精神上的需求.相对于物质供养,精神赡养是更高层次的需求.理想状态下的养老既包括低层次的物质满足,又包括高层次的精神满足.[16]子代对父代的赡养行为主要包括经济供给、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赡养的时间段包括日常性的养老照顾、应急性的养老照顾（比如大病、临终）.底线养老表现在基本的物质供养和应急照顾是有保障的,日常性的生活照料和精神赡养是缺失的.

有保障的物质供养.从理论上讲,自我养老就是既不依靠子女和亲属,又不依靠社会保障的养老方式.从养老资源的提供者方面来讲,鲁中地区养老资源的责任承担者还是子女,老人养老是有保障的.尽管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为减轻子女负担尽量推迟向子女索要养老资源的时间,但老人和子女双方都认为子代应为父代提供养老资源.父代对子代养老存在较高且稳定的预期,“我不担心他们不养我,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受法律保护”.子代对赡养父代有极强的义务感,“不养老人的人还是人,我们这没有这样的人”.从老年人现实的生存状况上来讲,所有的老人都有饭吃,没有年轻人不给老人饭吃、让老人饿肚子的现象,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了满足.

必要的应急照顾.大病和失能老人基本上都能得到子女的照料,不存在打骂老人,子女不给老人看病,老人因此上吊自杀的现象.老人不担心子女不看病.“生病添负担都是没办法的事情,谁愿意生病,老人生病孩子们不给治,孩子们会被笑话的”.老人生病后子女不会推卸责任,找得到负担承担者,小病一般老人出钱,大病儿子出钱.“我老头子去年住了八次院都是儿子们出的钱,没有不出钱的.”失能老人也想活下去,很少有想不开或儿子不照料而自寻短见的.“不是绝症肯定不想喝药.”儿女们会轮流照顾失能老人,不少子女还会专门住在父母家中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调查所在鲁中S村的老书记60多岁,父母80多岁,生活自理能力差,老书记为此搬到父母家中居住生活,妻子女儿女婿们在另一间房里单独开伙,家里有事就叫老书记回家帮忙.老人都能得到基本的大病、临终照料.

生活照料不佳.相比于基本的物质供养和应急照顾,老人日常的生活照料状况不容乐观.从居住方面来看,一般都是老人住小屋,儿子住大房子,少量老人还存在住车库的现象.从饮食照料方面来讲,老人的养老状况全凭儿媳妇的心意,状况较差的比较多.“我媳妇喂我就像喂一条狗一样”,调查村一位衣着破烂的高龄老人如实说到.日常生活中老人的话语权是缺失的.“肯定是儿子当家,哪有老人当家的.儿子、媳妇都好,儿子、媳妇哪有不好的,都对,都好.”

精神赡养缺失.子女忙于工作和小家庭的事,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关注老人的精神状况,给老人心灵的慰藉,老人的生活非常孤独无趣.调研村的孙婆婆今年79岁,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子在村中,一个儿子在外地,儿子的经济条件都不错,老人的物质生活不存在问题,但其对当下的养老状况不太满意.老人和儿子分了家,单过.“我年纪大了平时不去别人家里坐,怕被人嫌.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做饭吃,吃了就搬个小板凳到家门口坐,坐到中午再做饭,做完饭继续在门口坐,等到做完晚饭看看电视就睡觉,每天都这样.我过生日的时候,儿女们就会回来,还有春节.”老人的吃饭问题容易解决,但其精神赡养往往被忽略了.

从物质供养、应急照顾来看,鲁中S村的老年人普遍能够满足基本的养老需求.相比老人自杀率较高的江汉平原,其特殊之处在于基本养老是有结构性保障的,不同于关系相对松散的原子化地区,养老供给具有个体随意性.从日常生活照料、精神赡养来看,鲁中地区的老人养老水平不高,维持了基本的底线养老状态.对比老人权威受保护、关系结构性特点较强的华南宗族地区,鲁中地区的低水平养老状态更类似于一种低水平的结构设定.低层次的养老满足设定与高层次的养老满足设定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体,是特定地区社会文化结构的产物.

三、文化结构稳定的社会基础：离土不离乡

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必须依赖一定的时空条件才能发挥作用.城市化进程中属于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农村,其村庄的完整性往往很难维持,子女外出务工往往带来“留守老人”问题,老人养老难的问题.[17]地处东部的鲁中S村,工业发达,农民基本上可实现就地城市化.就地城市化呈现的工农结合状态大体上维持了村庄社区的完整性、稳定性,社区也因此具备了约束个体养老行为的条件.

（一）低水平的就地城市化

调研村所在的乡镇位于工业的顺延地带,工业化水平不高.全镇主要的就业和财政收入都是靠两个污染较大的化工企业做支撑.镇政府给其提供地租较低的地皮,本地农民为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随着化工企业的转型,其对本地农户的劳动力素质要求变高,在业农户不充分就业的趋势凸显.“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我女儿已经在家歇了两个星期了,等着工厂开工,再叫她回去上班.”另外本地内生的工商业是缺失的,其他“个体企业家”主要是提供第二产业的小型零部件配套及第三产业的服务配套,规模较小,缺乏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低水平的就地城市化使得本地农户的就业具有三重特点,就业本地化、正规化、就业层次不高.就业本地化表现在就业范围上农户基本上在本乡镇或本村打工,较少跨越县市和省份,人口很少流出也很少流人,滞留在了本地.其次本地市场的就业容量基本上可以满地青壮年的就业需求.调研村的村民70 - 80%在本乡镇内打工,且从1985年开始,村内70%的青壮劳动力就转移出了农业,在附近县镇当建筑工人.1990年左右乡镇企业增多,1998年以后乡镇小企业、大规模化工企业上来,农户开始在本地稳定就业.1998年至2000年以后,妇女也开始进厂打工.本地工业对本地劳动力稳定的全吸纳对劳动力的时间、家庭劳动力的配置产生了后续影响.

工业化一方面为农户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农户生产、生活带来了正规化的约束条件.就业职业化、正规化在时间、劳动力配置上对农户家庭形成了锁定.除个别大型企业外,农户很少有周末放假的机会.每天早八点晚十点为固定工作时间,有的农户甚至还要陷入“三班倒”的时间安排中,可支配的自由时间较少.除男性就业外,女性劳动力也被完整地吸纳进了市场成为主劳动力,而非传统意义上附加值较低的家务劳动副劳动力.因工业化,家庭嵌入工作、嵌入市场的程度较高.

除前两个就地城市化的一般特点外,本地就地城市化的突出特点在于就业层次不高.这主要体现在长时段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再就业劳动力的就业收入水平有限、职业晋升空间有限.不少农户到了45岁,工厂就开始不要了,除非是长期工作的技术工,否则就只能打打杂,做零工.农户的工资收入稳定在3 000多元左右,长期的涨幅空间不大,突破现有岗位晋升到中高层的机会非常稀缺.父代就业不充分,子代收入有限成为当地农民在收入上比较突出的特点.

低水平的就地城市化促成了工和农的互动,城对乡的依赖,社区完整性的延续因此具有了基础.就业本地化使得人口留在了本地,为社区完整性奠定了人口基础.正规化就业使得子代家庭在生活上对农村母家庭形成了高度依赖.就业层次不高使得家庭在收入上对农业形成了依赖.农户对村庄的延续性依赖保证了村庄完整性的延续.

(二)高度的村社依赖

本地低水平的就地城市化使得农户对农村家庭、农业进而对农村社区形成了依赖.这三重依赖使得农村的人财物没有大量外流,社区的稳定性得以保持.

男女青壮劳动力集体就业,其就业正规化的特点使得子代家庭在基本的日常生活、孙代的教育上对农村母家庭形成了紧密地依赖.调研村的李秀莲,60多岁,一直留在村庄中为三代人提供专职的生活服务.早上七点多媳妇要上班,老人要准时起来给媳妇做饭,做完饭还要送孙女去上学.中午媳妇在厂里吃饭,老人去接孙女回来吃饭.儿子媳妇在家里住,晚上要回家吃饭,接孙女放学等都由老人负责.除此之外大家庭中日常的家务,照料早出晚归打工的丈夫,伺候家中的高龄老人也由李秀莲负责.“儿子媳妇就是回来吃吃饭,什么也不用管.”村庄中70%的家庭维持了这种“双城”的生产居住模式.

就业层次不高,生活压力较大,家庭在就业上、收入上对农业形成了一定的依赖.到了一定年限,农户稳定就业的机会就比较少了,农业为其补充了少量的就业机会.子代收入长期稳定在3 000元左右,相较于子代教育、买房的成本,收入缺口较大.在镇上买房需要20多万,县城买房需要三四十万,市里买房则需六七十万.单纯依靠子代的打工收入,家庭很难满足教育、买房等层次较高的发展性需求.只有将农业收入纳入进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存,子代微薄的打工收入才具备了发展性功能.尽管从80年始调研村的工业化进程就启动了,但其低水平的工业化进度使得农户始终无法完全脱离农业,一次性或永久性进城.2013年以前村庄中家家户户的农户都是种地的,没有土地抛荒、土地流转,2013年政府政策性推动土地流转后,农户开始逐步退出土地,但资本大户提供的租金与农户种地收益基本持平,农业的基础性支撑功能得以在家庭中延续.

人口不出村,生活、收入上对农村的依赖也为农户对社区的仪式性嵌入提供了基础.农户尽管在乡镇上打工,但其意义归属仍在村庄,“人是讲感情的,不能说在外面工作就不认庄上的人,都是老乡亲,有什么事都要回来看一下的”.此外,在实践过程中出村和在村的农户参与村庄公共性仪式活动的频度是比较高的,其对村庄是“在场”的.以族内的红白公事为例,主家召集本家族人参加,每家出一个男丁,在外工作的人也要回来参加.此外同村其他姓氏的酒席农户也不会缺场,不仅会积极吃酒席,还会积极参与人情帮忙.比如调研村的村委委员郭福涛,在县里工作,房子盖在镇上,老婆在镇上开店,工作、居住都远离了村庄.在人情等仪式活动上,他在主观意识和客观行动上都没有脱离村庄.他认为人要讲感情的,只要老乡亲有什么事能帮的他都会帮.平时村里各家办红白喜事都回来参加,自己有车也帮忙送送客人,帮忙一样帮.不管农户的就业状态如何,意义、仪式上其对村社是不脱域的.

在低水平的就地城市化的支撑下,本地形成了独特的工农结合、城乡互动模式,农村社区的完整性因此得到维持.人口流动性小,农户在生活、收入（生产）、意义上高度嵌入村社.“离土不离乡”的样态也因此得以呈现.

四、半保护性家庭结构与养老秩序的设定

“离土不离乡”所代表的社区稳定性,为半保护性家庭结构发挥作用,提供了稳定的社区环境.子代对父代的赡养行为既受到小范围的家庭关系的影响,又受到范围扩大了的家庭关系的影响.半保护家庭结构包括半保护性的代际关系、兄弟关系、家庭的社区关系.这三重关系的特点一方面为老人基本的物质养老设置了结构性的保障,另一方面又为老人高层次的养老诉求缺失构筑了结构设定,底线养老秩序由此而产生.

(一)底线的代际养老规则

成文的物质养老规定.一方面父子对双方应承担的权利义务有清晰的认知,另一方面清晰的养老契约会在分家时再一次得到程序上的确认.父亲有为儿子娶媳妇、建房子的义务,一旦此项任务完成其就在代际、村庄内部就获得了养老资格的确认.倘若儿子不养老,父亲就具有了向儿子索取养老权、向外申诉的话语权和资本.从子代的角度来讲,父母帮助其成家立业,其就有通过养老来回馈父代的责任.父子双方的义务规则是村庄内成文的共识,任何一方不履行该项规则,其中一方就可以援引此项规则对其实施责罚,以迫使其履行抚养责任或养老义务.在分家契约上,村庄至今延续了明晰的物质养老细则.分家时要请中间人,还要立书面契约,重点说明子代对老人养老的条款,父子双方都要签字盖章.

案例l：鲁中S村的老会计76岁,2女1儿,儿子47岁,在镇化工厂上班,儿媳在本村卖馒头,孙子27岁.1986年,儿子一结婚,老人就和儿子分了家.分家专门找的本家族的长辈,孩子的大爷,写了契约,父亲和儿子都在上面签了字.分家分了炊事用具、房屋、粮食还有养老问题.当时规定从老人60岁开始,儿子每个月要给老人60元生活费,1个月100斤麦子,60斤玉米.金额不大的小病比如几百则由老人自己承担,大病由儿子承担.

老年人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提供在代际间的规则中得到了一定确认.而对于消解高层次的养老诉求,代际间也有不成文的默契.老人往往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接近温饱线的养老标准,其他高层次的养老需求比如子代对父代的赡养态度、照料、情感慰藉等都被消解了.“老人还有什么,有饭吃,不饿肚子就行了.儿子们有儿子们的难处,还要还房贷还要供孙子上学,老人不能要求太多,要体谅儿子,不体谅儿子怎么行.”遇到子代对老人态度不好、照料不好时,老人也会出于保护子代的考虑,遵循不出声、不出事的逻辑,“不好意思说出去,说出去怕给孩子们丢脸”.老人高层次的养老诉求因此往往被漠视、侵害.“娘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和子女有矛盾就要多沟通,尽量和媳妇缩小距离、保持一致,要相互体谅、包容,儿子有儿子的难处.”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精神赡养的诉求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被消解掉了.子代对此项不成文的契约选择了遵从.老年人高层次养老诉求无法满足是父子合谋所促成的,其侧面反映的是村庄中非正式的养老规则.

公开的规则只能限定可约束的透明地带,无法约制模糊化的混沌地带,老人的养老状况因此受到了影响.难怪鲁中地区的老人说,“儿子给没给钱,老人过得怎么样,谁知道,又没人看得见”.前面提到的调研村那位和我们哭诉媳妇喂他像喂一条狗一样的老人确实有饭吃,但他不敢和村里的人说媳妇对他不好,只能在家默默流眼泪,其基本生存需要得到了满足,问题是其作为老者的尊严何在,其情感的慰藉何在.

(二)缺失的兄弟竞争关系

在华北,兄弟竞争是加重代际剥削,老人养老状况变差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豫东平原上“多子多福”变“多子多累”的现象仍在上演.[18]兄弟竞相要父亲为其准备高额的结婚彩礼,有的儿子甚至帮着媳妇来敲诈父母,多子给父母带来的不是福气而是沉重的代际剥削.兄弟竞争的样态从彩礼一直延伸到了老人养老.兄弟间为了量化的公平硬是把轮养老人的小病拖成了大病,老人的生存状况因此变差,“孝道沦丧”成为普遍的社会事实.

山东在生育政策执行上并非典型的华北地区,“一孩化”的生育倾向整整影响了两三代人,并直接影响了当地的养老状况.调研村一位80多岁的老书记特别自豪地跟笔者讲山东政策执行全国第一.山东从70年始就严格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当地农民天然地亲和于政府权威,政策执行过程中很少有超生或抗法的行为,农民心里有想法,“跟着形势走”却成为实践的绝对主流.六七十岁左右的这代老人基本上只有一个儿子,有的家庭甚至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四五十岁的这代人中生育的自然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独女户的现象开始出现,一个家庭最多只有一个儿子.以后的年轻人基本上顺延了父辈的生男倾向,只生一个儿子.调研村中算上独女户、纯女户,女儿户的数量在村庄中占到了40%.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家庭中儿子的数量,并对老人养老实践产生了影响.

相比于典型的华北地区,“一子化”的生育数量至少在基本的养老供给上为老人提供了有保障的消极性保护.“一子化”就意味着老人的养老责任主体是清晰的,不存在多子轮养过程中微量公平计较带来的老人吃苦受罪的情况,“就一个儿子,他不养老谁养老,推都推不掉”.“一子化”就意味着独子继承制,不存在多子分家析产过程中因财产分不均而迁怒于老人,老人养老遭殃的情况.调研村60多岁的村医跟我们讲村庄纠纷时提到了多子分家的纠纷.两个亲兄弟分家产,嫌父母分不均,亲兄弟间打架、械斗,闹得很凶,全村人都知道.老人也因此成为被怨恨的对象,养老受到影响.

(三)公私分立的家庭一社区结构

不同于华南宗族地区家一宗族一村落是个同构的笼罩性结构,社区就是扩大了的家的延伸,村民的生老病死、安身立命都在社区中完成的,社区是个公私同构的共同体.家庭内部的养老问题既是各家私事也是宗族内的公事,老人各方面的养老状况都受到无缝隙的社区保护.在鲁中地区,家一亲族一社区是不完全统一的公私分立结构,不同的家庭范围有相对明晰的界限和权责.公不可随意干涉私的生活领域,私也不可随意触碰公的底线.村民的日常生活、生命意义延续在小家庭内部完成,与家族一村社的意义关联不紧密.家庭生活是小家庭的私事,家族一村社不介入是二者的默契.村民在红白公事等公共性仪式活动上对家族的工具性依赖及对社区的延伸性依赖,使得家族一村社在公事上具有了介入小家庭内部的基点.这样的公私分立结构往往只能给老人提供基本的底线养老保障,无法实现更高层次的赡养照料.

在鲁中地区不让老人饿肚子、给老人基本的大病照料就是小家庭不可触碰的社区规范底线,其必须遵守,对社区嵌入程度较高的本地打工者来说也是如此.村庄内部有明晰的代际养老规则,这是村庄人基本的社区共识.这种共识为发生恶性养老事件时的规则总动员提供了基础.对子代来讲,若其不给老人基本的物质养老保障,就会受到社区舆论严厉的话语制裁和后续的交往制裁,如此昂贵的越轨成本使得子代在基本养老底线上往往选择了遵从,而非反抗.“谁愿意生病,生病不治,孩子们会被笑话,会给儿子丢脸,平时给不给钱没人知道,国家还能补充点”.相比于日常生活照料的隐蔽性,老人生病是比较透明公开的事情,很容易就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提供干预的空间.对于各家的私事,鲁中地区的村民向来是比较淡漠的,同辈的堂兄弟为小事械斗甚至动用灰黑势力在村民看来都是无所谓的事,“各扫自家门前雪”,而在老人基本的养老问题上却表现出了一致性的制裁态度.“哪有不给老人饭吃的,这样的事情老人可以到处去说,我们看到也要说,不能这样做.”不给老人饭吃的人不仅会遭到村民的唾骂,其后续的交往还会受到阻碍.“对父母都不好的人,他能跟我好吗？他跟我好必有所图,这样的人坚决不能交.”社区规则的设置为老人的基本养老提供了底线保障.

至于日常生活中子女对老人孝不孝顺、态度好不好、老人生活具体怎样,村民是不太关心的且对干预持抵制态度,因为访谈者眼中高层次的养老诉求（生活照料、精神赡养）在社区话语中是家庭的私事,私事不得干预.老人高层次养老需求的满足在村庄和家庭中受到两重节制,无法实现.代际间明晰的养老规则已经规定了养老的内容,再去要求其他的养老内容没有合法性.“我已经76岁了,能动还是要自己动,老人不能开口问儿子要钱,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向儿子开过口,不好意思开口.”村庄舆论排斥老人把家里的私事（类似于媳妇对老人不好）拿到公开场合去说.“素质差的娘光出去外面说坏话.何况媳妇不是亲生的,都出去说,越说越黑,受人挑唆,要相互谅解、包容.”即使老人去公开场合说了媳妇对自己不好、儿子不给钱养老等,也只是情绪的宣泄,产生不了实质性的效果,村庄舆论保持不介入的状态.“说了也白说,没人会管,早晚还是儿女管,外人还去管？”代际规则、舆论在老人日常性赡养这块是缺场的,老人生活照料、精神赡养的缺失成为结构性的事实.

五、结语

在不可逆的老龄化背景下,重新厘清子代对亲代赡养行为的影响因素,对把握未来的养老趋势走向异常重要.就地城市化的模式使得社区的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得以维系,传统的社区养老规则给当下的老人提供了一个不太差的养老设定.这样的设定一方面使得老人不会因养老而产生极端的自杀行为,另一方面也阻止了代际关系过快向理性的低度均衡的方向发展,厚重的代际积累得以延续.维持相对均衡的代际关系对子代稳定进城、中国稳定、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意义重大.

传统资源是支撑家庭养老的重要力量来源.良好的代际关系不仅需要父代和子代的运作,还需要文化、风俗、道德、律法、政策等作制度保障.在社区内弘扬有关孝道的公共文化能为老人养老提供较好的保护性环境.地方政府在引导村庄文化时要区分出不必要的浪费性仪式和必要的公共性仪式消费,不要一味推行仪式简化,破坏老人必要的养老福利.[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婚姻价值变迁视角下的转型期农村离婚问题研究”(14CRK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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