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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的核心问题
摘 要: “双一流”建设是我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的重大战略决策,已成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梳理最近一年多来有关“双一流”建设的研究文献,其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逻辑关系,“双一流”建设的基本遵循、评价标准、具体行动策略等.学界对“双一流”建设研究的成果颇丰,但对于全球化视野下的“双一流”建设国别比较研究、“双一流”建设中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协调应对研究、“双一流”建设中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评价机制研究、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双一流”建设的关系研究等方面尚显薄弱,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研究回顾；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７）04-0031-06
收稿日期：2017-04-17
作者简介：吴增礼（1978-）,男,山东日照人,哲学博士,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巩红新,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5年10月,国务院正式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1]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也是值得学术界深度探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双一流”建设中,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孰轻孰重？“双一流”建设如何在放眼世界和扎根中国之间保持张力？“双一流”建设评价应该坚持什么评价标准？推进“双一流”建设应采取哪些具体的行动框架？这些问题都是决定“双一流”建设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对研究成果和结论进行理性反思,以期推动和深化对“双一流”建设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从“211工程”“985工程”到“双一流”建设方案
“双一流”建设研究的“集结号”,直到其建设方案颁布后才被吹响.但有关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研究,实际上随着“211工程”“985工程”的相继实施而早已开始.1993年,原国家教委发出《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决定设置并启动“211工程”项目,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高等学校、学科或专业.1998年5月4日,出席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强调,“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998年12月24日,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重点建设和“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这个项目计划简称“985工程”项目.自“211工程”“985工程”项目实施以来,秉承集中资源促进重点高校率先突破以带动整体水平提高的思路,我国的高等教育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极大发展.
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真正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的高校和学科还非常有限,高等教育的发展还处于粗放式向内涵式转变的过渡阶段.正如马廷奇指出的,多年来,“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导致“‘身份固化’、‘投资偏向化’,大量的专项经费采用身份分配方式而不是竞争性分配方式,同时又缺乏广泛的社会监督,这不仅导致大量的寻租空间和不公平竞争环境,而且也使得重点建设高校缺失来自外界的发展动力”[2],已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校和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亟需倡导自由竞争、资源合理分配的“双一流”方案来超越“211工程”“985工程”的内在困境.正如康宁所言：“‘985工程’的初始也是希望突破原有‘211工程’的僵局,而‘双一流’也是迫于整个高教界对‘985工程’运作机制的质疑”[3].为此,2015年8月,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批了关于“双一流”建设意见.同年11月,国务院正式对外公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从曾经备受关注的“211工程”“985工程”到当下热议的“双一流”建设方案,是国家重大战略的调整,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华丽转身”.但是,“双一流”建设方案的提出并不是对“211工程”“985工程”项目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超越.无论是“211工程”“985工程”还是“双一流”建设方案,本质上都是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目标的追求.“双一流”建设方案在使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更加清晰的同时,消除了高校之间的身份固化、缺乏竞争的弊端,并将进一步创新重点建设机制,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二、“双一流”建设研究的焦点梳理
自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被提升至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后,其研究成果呈现出狂飙式的增加趋势.2015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双一流”为篇名的文章仅有28篇,而2016年已达248篇.在这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证分析.我们通过梳理发现,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关系以及“双一流”建设的基本遵循、评价标准、具体行动策略等几个热点问题.
1.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关系：孰重孰轻？
“双一流”建设在由理想变成现实的进程中,仍存在诸多考验人们智慧的问题.而其中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为什么是“双一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难道不能涵盖一流学科吗？卢晓中认为,“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关系问题,而这一关系又与“双一流”建设的关系相联系.”[4]一般而言,“学科水平与大学发展水平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学科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学术声誉”[5].“双一流”建设应摒弃传统片面地强调大学发展、且发展的重心不在学科或者说对学科的关注不足的观念,坚持大学与学科建设统筹推进,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建设世界一流学科.
强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相关性,坚持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必须承认二者确实存在差异,要区别对待.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呈现出的相关关系,只是总体上的正相关而非镜像式的对应关系.换言之,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并不都是世界一流.“如在上海交通大学排行榜中,世界前100名的大学其中有20所大学的理科、工科、生命科学、医科、社会科学同时进入学科排行世界前100,其他80所大学却不是所有学科都能进入学科世界排名前100,如洛克菲勒大学、日内瓦大学等,虽然大学排名比较靠前,但都有不少学科排在100名以外.”[5]究其原因,“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内部各要素相互支撑的体系,反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2]学科只是大学诸多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而非全部要素.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包括雄厚的学科实力,还需具备卓著的科研成果、良好的学术声誉、高水平的学术大师、充裕的科研经费、一流的学生素质以及独具特色的大学文化等.因而,“建设一个超强或全能的学校是不可能的,即一个大学在逻辑上只能部分学科是一流的或超一流的,其他学科不可能达到一流或超一流水平”[6].另外,大学与学科肩负的功能也不同.世界一流大学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等功能,但大学的每一个学科并不一定相应地具备这四项功能.显然,“世界一流学科终究和世界一流大学不同,如果把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价模式简单地下移到学科层面,则有可能造成学科建设的不堪重负,甚至扼杀一流学科的建设.”[7]
2.“双一流”建设的基本遵循：面向世界与扎根中国之间保持张力
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全球化,高等教育也被摆置到全球化的场域.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双一流”建设目标是形成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继而实现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目标.这便要求“双一流”建设不能沉浸于“闭门造车”式的发展模式,更不能“拒绝已经被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史反复证明了的办学规律和办学常识,不能站在办学规律、办学常识的对立面”[8].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必须以“双一流”为窗口,将自身“办学体系的基本要素向世界开放,以便最大限度地把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世界一流优秀人才、先进文化引入中国,真正体现世界性”[9].历史实践证明,“真正的问题是没有把中国的教育放在全球发展的视野下,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差距.”[10]“既然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那么,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或者说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就是‘世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能不‘放眼世界’”[8],不能不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一流大学和学科的建设经验.如果我国“双一流”建设不是按照世界一流标准进行创建,抑或不是以全球性视野或国际化眼光来观照我们作出是否为“一流”的水平判断,而只是一味地自说自话、自卖自夸,那么,“双一流”的“建设质量既难以保障,也很难得到全球领域的承认和认可,从而影响我国大学参与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的话语权”[11].
面向世界是“双一流”建设顺应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大潮的必然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妄自菲薄,更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对其它国家的一流大学和学科顶礼膜拜,甚至宣称中国“双一流”建设必须移植和照搬其他国家办学模式才能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这样做的后果,无疑正如涂又光所说：“在武昌办一所科技大学,努力赶上并超过MIT（麻省理工学院）,其地位和意义,不过是美国MIT的武昌分校”［12］.因而,“双一流”建设必须放眼世界,但更要彰显本土特色.“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世界的大学,同时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有着鲜明的山姆文化,剑桥大学有着别致的英伦特色”[13].它们是世界性和本土性相结合的产物.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双一流”建设要从那些颇负盛名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身上汲取其共性,借力发展,但绝不是按照西方模式建设符合西方标准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是扎根中国大地、彰显中国文化、服务中国发展、满足国人需求、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3.“双一流”建设的评价标准：“本体”、“功用”与“体用结合”
“双一流”是当前高等教育公认的制高点,但究竟什么样的大学和学科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判断的依据以何而定？这便涉及其评价标准问题.围绕着“双一流”建设的评价标准,学界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本体”标准、“功用”标准以及“体用结合”标准.本体是指最根本的、内在的、本质的.“本体”标准强调一流大学和学科评价应侧重于对内在组成要素发展和完备程度的考察.例如,李威认为,“创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要注重如 SCI/SSCI论文排名、ESI学科质量国际教师与学生比例、诺贝尔、菲尔兹奖项等国际公认的指标评估”[14].张蕖提出“学术自由是大学发展评价的重要标准”[15].宣勇提出将“研究领域、方向和水平的不可替代性；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可持续的知识产出；稳定的资源获取；明晰的组织结构；规范的学科制度；良好的学科文化与传统；较高的国际化程度”[16]作为标准.“本体”标准与诸多大学排行榜采用的标准有异曲同工之处.对此,邬大光认为,“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关于这个话题在我国已有许多‘高论’,恐怕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看盛行的大学排行榜.”[17]而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双一流”建设中对大学排行榜的追捧.
“功用”即功效、实用.“功用”标准从“双一流”建设的服务功能出发,将对国家和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作为评判大学和学科是否一流的标准.“功用”标准认为,“中国一流大学首先遵循社会需求逻辑,其次才是遵循学科逻辑.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它要以满足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为己任.中国大学评价应该重视社会贡献”[18].陈云敏院士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例,认为它之所以被称作世界一流大学,做出许许多多“一流的事情”,如青霉素的首次化学合成、阿波罗空间计划惯性导航系统、高速摄影、微波雷达、磁芯存储器、生物医学假肢器官等,“往往是这样的：一是有非常强的社会需求,二是解决了重大的科学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两点理解为所有‘一流的事”的两个属性’[19].在“双一流”建设的评价标准方面,我们必须明确国家和社会的战略需求是大学和学科建设的逻辑基点.
与“本体”或“功用”标准不同,有学者指出“双一流”建设评价的标准应该是“体用结合”.在他们看来,单独的“本体”和“功用”标准,都难以形成对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全面而又准确的评价.倘若只坚持单纯的“本体”标准,将“双一流”建设的评价看作只是对大学和学科的组织状态及发展水平的考察,那么就会忽视“双一流”建设和国家、社会发展的关系；相反,如果只坚持“功用”标准,只对大学和学科发展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功用评价,而不关注大学和学科自身的发展,那么将会使“双一流”建设失去根基,从而成为无本之木、空中楼阁.基于此,学者提出了超越“本体”和“功用”标准内在局限的“体用结合”的标准.所谓“体用结合”的标准,就是对一流大学和学科的评估既要关注于内在的发展水平,又要考虑外在服务功能的效果.胡海岩认为,评价一流大学和学科既要看其是否符合大学本源,是否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又要看是否让人们满意.这便是坚持内在的“本体”和外在的“功用”相结合的标准来看待世界一流大学.此外,郑莉通过对现有国内学科评价现状的考察,明确提出要“建构体用结合的学科评价体系”[20].
4.“双一流”建设的行动策略：自觉与他律协同共进
作为宏观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双一流”建设不能仅停留在认识层面,还必须将其付诸于实际行动.关于“双一流”建设的策略,学界形成的共识是：既需要高校履行内因的“自觉”能动性,也需要政府和社会成员发挥“他律”的强力作用.
高校的自觉是“双一流”建设的基础,决定着“双一流”建设的成效.具体而言,首先,高校应坚持理念自觉.理念是行动导向.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应放弃“毕其功于一役”的构成论思维,而将其看成是一个历史性积累的过程[21].“这就要求我们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必须坚持小火慢炖、细水长流；也必须认识到搞急功近利、疾风骤雨般的建设工程,肤浅地追求个别办学指标的大幅跃升,会破坏大学的学术生态,欲速则不达”[22].其次,高校应强化内部治理,改革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内部治理是高校实现自身发展的基础.高校应“建立健全高校章程落实机制,加快形成以章程为统领的完善、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23]另外,还应妥善处理和解决好党政关系问题、学术与行政问题、院系设置问题以及学术评价问题等维度[24].再者,高校应自觉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建设一流大学和学科的成功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高校通过亲自参与国际间的合作交流,或是凭借对其他国家成功案例的分析,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实现推进“双一流”建设的目标.
另外,“双一流”建设不能忽视和回避政府和社会的“他律”价值.“柔性的自觉和刚性的他律相结合,事情会进展得更加顺畅”[25].政府作为行政权力资源的掌控者和“社会的最高协调者”,在保证高校“双一流”建设资金来源充足的同时,必须通过合理、有效的制度规范和引导,履行好对高校的管控职能.而且,突出社会组织和成员对高校的监督和问责,也是“双一流”建设中“他律”策略的重要方面.“双一流”建设是事关每位社会成员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成员作为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有权对高校“双一流”建设进展情况进行询问和监督.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高校理事会制度,发挥理事会对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审议和监督功能；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入社会中介机构对高校学科、专业、课程等的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但政府和社会在履行好“他律”作用的同时,“要给予大学自由、自治的发展环境,给予我国大学追求‘闲逸的好奇’的环境空间；社会要给予大学更多的宽容,主要是时间上的宽容”[26].这样才能有助于“双一流”建设的顺利推进.
三、“双一流”建设研究的展望
“双一流”建设已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通过对学界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逻辑关系、“双一流”建设的基本遵循、评价标准以及行动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可以看出,尽管当前学界对“双一流”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尚有待深化:
首先,全球化视野下的“双一流”建设国别比较研究有待拓展.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起步较晚,先导性不强,国际影响力较弱,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经验严重不足.我国在这种窘境下进行“双一流”建设,需要从理论研究层面超越传统“一国一城”的阈限,而转向以宏大的全球化研究视野,深化对“双一流”建设国别比较研究,以此借鉴和学习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有益经验.而且,从根本上来说,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概念本身隐喻着国别比较研究的必要.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本质上是一个比较而产生的概念,也即它们是从世界不同国家一流大学和学科的比较中得出的.当任何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时,便意味着要以其他国家的大学和学科发展为参照,要研究和借鉴目前公认的一流大学和学科的成功经验.因此,全球化视野下开展“双一流”建设国别比较研究,是我们进行“双一流”建设研究不能回避且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其次,“双一流”建设中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协调应对研究有待加强.“双一流”建设方案颁布之后,无论是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为首的重点高校,抑或地方公办高校、民办高校以及高职高专院校,都纷纷予以积极响应,并制定了其“双一流”建设的发展规划和方案,以求将来能在世界一流中占得一席之地.但问题是,目前国内真正具有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水平的高校屈指可数,而经过努力真正可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和学科亦非常有限.再加之,我国高校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普通高校在师资水平、科研实力、学生素质以及资金投入等方面,都难以和重点高校相抗衡.这便不免让人心生疑虑：“双一流”建设真的能够打破“985工程”“211工程”固有的身份壁垒,实现不同水平层次的高校同台竞争吗？普通高校建设“双一流”目标仅仅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吗？如果这一切都有实现的极大可能性,那么“双一流”建设中又该如何协调重点高校和普通高校的关系？应当说,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那么高校发展之间的“马太效应”现象只会愈演愈烈,而所谓的“双一流”建设无非是“新瓶装旧酒”而已,最终还是会回到旧的发展道路上,从而阻碍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最终实现.
再次,“双一流”建设中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评价机制研究有待深化.学科建设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突破口.一般而言,学科被划分为自然科学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两大类.自然科学学科的知识基础、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容易依靠量化的方式进行评估,人们对世界一流自然科学学科的评估结果容易达成共识.而人文社会学科的主观色彩很浓,研究方法具有不可通约性,研究成果的价值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呈现出来,导致人文社会学科的评估难以操作,评估结果也往往饱受争议.例如,作为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创新之举的A类期刊指标,在公布一周时间之后就被教育部学位中心紧急叫停,便是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评估争议较大的最好例证.这样,便难免出现悲观论调,即认为人文社会学科难以评估,抑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根本不存在“世界一流“的说法.因此,如何构建合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评价机制,便成为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解决的难题.
最后,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双一流”建设的关系研究亟待开展.高校是文化存续的场所,具有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我国的“双一流”建设强调应扎根中国大地,不仅体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上,而且体现在自觉地以优秀文化传统为突破口,创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进而更好地坚守和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但反观正在强力推进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和高校“双一流”建设,并没有对文化发展和高校建设之间的相互驱动作用引起足够重视.许多高校的目光仍只停留在实体层面,没有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价值.学界也只是倡导“双一流”建设应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但对于二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以及如何利用其关系促进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双一流”协同发展,尚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当前“双一流”建设研究的缺陷,而且是我们在后续研究中需要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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